沒有人天生就命定做什麼主義者的，自稱或被命名為什麼主義者，從來就牽涉一段段的過程。我當然也不例外。
政治＝Study of State？
我2008年入學，就讀的是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當時我理解的政治就是對國家的研究，那麼觀察事物的視角很自然就鎖定在議會、不同權力精英的角力之上，而市場是可以很大程度跟國家割裂來理解的。
不過，08年的秋季，我思想上開始受到衝擊，原因？金融海嘯。當我見證著世界各國政府去拯救濟金融財閥的情況，我漸漸意覺到政經分家的局限，同時明白經濟和政治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更重要的是，我對民主的理解有所轉變：「沒有民主，哪有民生」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即使在西方的議會民主，資本家也會透過不同的手段跟議會的權力機關不斷互動，從而影響他們的決策。
要補充一點，沒有中大學生報這個平台，或許我仍然沉迷在「民主先於民生」的意識形態也說不定，這是由於在學院內，我很難找到誘因去觸碰這些實實在在影響民生的問題。縱然自己當時不是這麼自覺，但在中大報社的莊期，視角漸漸由國家轉向民間。
由Retreat from class的反高鐵運動說起
與此同時，中大學生報亦令我初步認識公民社會，說到這裡，我就不得不提09年發生的反高鐵事件。儘管不同人對這場反高鐵運動有不同的詮釋，但將該運動標籤為由「八十後青年」作主體，大概也沒有什麼不公正。他們的論述，大概離不開這條思路：現在香港的社會流動出現了問題，而貧富懸殊使青年人難以實踐自己的生活方式，高鐵的建立無疑只會強化一種單調的生活節奏。
這種以生活方式作基調的說法，我當時已覺得有點奇怪，但運動的巨輪容不了我用很多時間去反思。但事後回顧，才開始明白這套論述的確連我這個在八九年出生的青年也說服不了，更何況打工仔女。我當時常在想，不少家庭三餐溫飽也無以為計，你要他們跟你一起過「非物質生活」？他們的「非物質生活」就是看TVB，假若他們還有時間的話。他們連煮麵的錢也不太夠，你叫他們「轉念」？的確，在運動期間，工人的位置完全被忽視，恕我這位住公屋的工人子弟不能認同。這促使我明白，社會運動的光譜是非常分殊，而左翼的聲音根本得不到重視。
重提階級論述之必要：成立左翼學會
不過，我當時對左翼的理解仍然非常模糊，只知道左翼的社會分析是不能脫離工人階級的處境分析。有一點是肯定的，工人的論述和力量需要壯大。如是者，在yr2暑假期間，我就跟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左翼學會，在大學這個平台去宣揚左翼的思想，重提階級論述的綱領。在日後的迎新活動上，我們都嘗試以讀書組、電影、做展板和討論會的形式，去跟中大人講解在衣食住行上講解我們的綱領及階級鬥爭的行動指向。
的確，萬事起頭難。在報社的時候，由於它傳統以來是學生組織的一支重要的骨幹，加上資源比大部份民間團體多很多，宣傳的力量自然很強。而左翼學會只能透過報社專欄《左翼風情話》，去宣傳左翼的思想。至於或聯絡往往須要更多的深耕細作，加上香港人的恐共情緒，叫新同學來參與活動真的難上加難。猶記得第一次電影會，應邀出席的新同學只有一位，那時我真的很沮喪：花了這麼多時間做的聯絡工作、預備的討論、場地佈置、延伸閱讀，竟然差不多化為烏有。之後斷斷續續也有新同學參加活動，但成為堅實成員的絕無僅有，左翼學會依舊是那幾位成員，變了的只是多了幾份愁容。我常在問自己：「我做的東西究竟還有沒有意義？工人階級何時才可以覺醒？」
當然，在這段時光也有快樂的一面。始終跟一同抱持左翼理念的同志去做組織工作，友誼之間的建立是令自己十分快慰的。同時自己在讀書組和討論會上，自己對左翼也有更細緻的理解，而思想和視野上的增長比自己獨個兒去學習，自己通常都覺得前者來得比後者刻骨銘心。
半年轉眼就過去，由於yr3下學年時需要參加大學的交流計劃，不得不撇下同志越洋到奧地利。這的確是一個不容易的抉擇，因為左翼學會方興未艾（我離開時只有五位成員），失去一位成員無疑是對學會的重創。在遠征之前，我答應過自己一定要用階級的視角去閱讀歐洲這片在二十世紀初工人運動最鼎盛的土地，將我所學到的帶回香港。
遇上真正的史太林主義者
一抵達奧地利時，自然有不少生活習慣和語文上的差異需要適應，而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令我不能釋懷。當時我一邊埋頭苦幹讀德文，另一邊則找共產主義的朋友。直到四月尾學生會選舉，才見到不同黨派的青年支部都傾巢而出，各施各法去吸引學生選票，派熱狗啤酒有之，開派對亦有之，而共青團的宣傳位則最不顯眼，只能以傳單和貼紙做招徠。那時我不得不感慨，原來抱持社會主義理念的人無論在哪個國度，都缺乏組織的資源和成員。
在交流期間，我無聊就會跟共青團吹水去派對，慢慢發現他們原來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跟我是有點差別。差別在於對史太林主義的崇拜：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一國論是可行的，他們甚至相信史太林是個好人，沒有他整個歐洲的版圖會成為納粹黨的天下。這些說法的確令我瞠目結舌。一方面，自己根本不相信還有信奉史太林主義的人；另一方面，自己對社會主義派系之爭的思考真的近乎零。
那時，我實在有一種難以表述的沉重，因為自由主義跟共產主義的命題實在有太多不同之處，行動的方式亦自然不同。但我真的很難區分自己跟他們對行動方式和革命圖像的差別。在回港的途中，我到了共青團家中寄宿，離開時，一位二十出頭長得像莫札特的男黨員上前，很用力的跟我握手道別，然後靦腆地跟我說：「有機會再見吧！也不知道何時會再見。」我回答：「革命的時候吧！」說完後，我倆都一起發笑，或許大家都知道革命非一朝一夕的事，哪怕大家的革命圖像不同，我們還是照樣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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