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左翼學會未來新星阿豐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
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
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
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
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
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幹部港商勾結 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2011年12月31日 星期六
【左翼專題】了解烏坎──不得不知的中國土地政策歷史
文：左翼學會未來新星阿豐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
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
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
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
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
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幹部港商勾結 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
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
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
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
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
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幹部港商勾結 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左翼風情畫】把房屋丟空，太浪費了
文︰區刀
香港是一個怪異的地方。一個樓盤可以空置將近十年才推出市場出售，新建的豪宅更是徹底的炒賣工具；另一方面，單身人士至少要等十年輪候公屋，本年開始引人關注的劏房現象亦顯示香港的居住房屋嚴重短缺。在樓價高企，政府無意正面解決困境的時候，看來市民得自己想想辦法。
把房屋丟空，太浪費了。有沒有想過索性住進去？
你瘋了嗎？非法進入私人地方不是刑事罪行嗎？更不用說與之相關的爆竊吧？
的確，住進空置的房屋在香港看來不可思議，但這種「佔屋運動」(squatting)在歐美已有數十年歷史。除直接解決住屋問題外，佔屋亦釋放了一些私人擁有卻長期無人使用的空間，如廢棄工廠和貨倉作社區活動之用。最著名的例子是哥本哈根的Christiania。1971年當地人闖進名為Christiania的廢棄軍營宣布自治。到了今天，有八百多名居民在此居住，沒有警察出入，儼然一個小國。歐美亦有一些人以佔屋作為某些議題上的長期 抗爭手段。最直接的例子是住進即將發展的區域以保衛當地的歷史或生態資產。
根據國外佔屋群體的經驗，簡易佔屋步驟如下：
1. 找出一個空置單位
2. 確認該處在不遠的將來不會有別的發展
3. 破門／爬窗入屋！
4. 裝修單位
5. 駁通水電——不論是合法申請還是用偷的！
6. 如業主／警察上門，則施行拖字訣
7. 在這期間，極力引起媒體關注，同時另覓住處
這些步驟在香港恐怕難以實行。但外國的佔屋運動明確地宣示一種主張足以提醒眾人，香港主流盲目鼓吹置業，並以此作保值甚至致富手段的價值並非理所當然。試想想水電價格由「自由市場」決定的後果，就能明白土地是每個人生活必須的稀少資源，作為一種價格浮動的商品出售租用本身並不合理，更不用說將之作為囤積炒賣的工具。佔屋運動將土地重新分配，正面挑戰「私有產權」的概念，讓社會資源得以更有效地被運用。
然而事情沒有這麼簡單。若果我們以佔屋為再分配的手段，我們就必須考慮如何再分配，分配給誰。筆者認為，住進空置房屋固然能物盡其用，但只能解決個別人士的住屋問題，其公共性有限。只有當一群人有系統地在同一地段佔屋，形成一個有開放性而非小圈子的社區時，才能取得預期中的衝擊性。
—
區刀，中大畢業生，主修物理系，左翼學會成員。行事神出鬼魅，以長髮為榮，常常以留下長髮作為曾經存在的根據。鄙視Facebook此等資本主義的道兒，希望從反Facebok中解放人類。
區刀，亦即勾刀，可能已經老去，新的區刀不再是勾刀，而是鐮刀。
2011年11月30日 星期三
【左翼專題】消聲非洲
文： 青春可人的 中大左翼學會 榮譽會員
我已經記不起由多少個月前開始，我會在任何場合一次又一次地跟朋友談起東非的飢荒情況。我說了又說，好像說得太多，有些朋友覺得有點煩厭便跟我抱怨：「呀，你又講喇。」是的，我又講了，可是我還要繼續講下去，誰叫大家都不管東非人民的死難？現在呈現我們面前的是數以千萬計、無端白事就可能要餓死的人，我們沒有甚麼理由可以袖手旁觀。
又是非洲
聯合國早在六月中已經宣佈了東非正發生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在東非主要三國肯雅、埃賽俄比亞及索馬里裡，有整整1300萬人即將面臨飢荒。索馬里南部是今次飢荒的重災區，聯合國在九月頭已經明言，如果索馬里得不到援助，那麼未來4個月來餓死的人數將會超過75萬人。
對，是整整75萬人。
如果我們還有半點記憶，對上一次聯合國宣佈「飢荒」兩字已經是4分1世紀前的事。1984至85年間，埃塞俄比亞發生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飢荒。按照聯合國的數字統計，僅僅在一年之間，受災人數超過八百萬，死亡人數則超過一百萬人。光看見這些在維基百科都能隨便找到的歷史都已經讓人震顫，不妨想想今次東非的處境又會是何等嚴峻？
東非之角：
索馬里、埃賽俄比亞、肯雅
在此必須先簡介東非三個主要受災國家──三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的背景，我們才能獲得一個對理解這次飢荒更全面的圖像。
索馬里是受災最嚴重的國家，同時亦是最難進行救援行動的國家。顯而易見，我們一想起索馬里都會聯想起海盜、內戰、炸彈襲擊……事實上，從91年開始，索馬里就再沒有一個具認受性的政府出現，索馬里已經變成了一個軍閥割據之地。09年，索馬里又爆發了一場新的內戰，對戰雙方分別是由歐美及非洲聯盟支持的過渡政府，以及由當地伊斯蘭及部落勢力組成的青年黨(al-Shabaab)。今次大飢荒更將本來已經糟糕的局勢推至地獄，佔據索馬里南部的青年黨拒絕讓聯合國救援部隊進入，使救援變得不可能，結果越來越多索馬里災民逃難到鄰國肯雅及埃賽俄比亞，現今在肯雅達達布（Dadaab）地區的難民營已經容納超過50萬人，情況仍在惡化。
埃賽俄比亞的政局相對來說是穩定的。10年埃國舉行了全國議會大選，雖然選舉被指責涉及暴力、舞弊、貪污等，可是整體來說衝突只是零星碎落的，並不威脅整個政局。另一方面，埃國仍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佔其GDP超過40%，她是非洲第二大栗米生產國，也是在世界上的大型咖啡生產國。這次大旱嚴重打擊了埃國的畜牧業及農作物生產，但還好早在4月埃國政府已經察覺旱災的打擊，並開始提供食物援助，可是埃國緊急糧食儲備從8月初開始已經宣佈即將耗盡，情況不容樂觀。
肯雅從02年開始已經是一個總統制的代議民主國家，政局也是相對穩定的。肯雅的工業實力也算是三國之中最強的一員，儘管其農業產價佔GDP整整24%，但已經比其他兩國要少。現今肯雅面對的最大壓力是來自索馬里、數以十萬計的難民，他們將會為肯雅帶來沉重的經濟包袱。不過話說回頭，肯雅政府的反應是迅速的，譬如他們已經開始設想如何以小型漁業取代那些因土地貧瘠而無法耕作的農民，以及早在數月前已經開始增加谷物儲備以應付旱災。
偽善的西方
現在，我們必須問：究竟是誰要為這場飢荒負上最大責任？
無論是聯合國還是主流傳媒，它們都喜歡告訴我們這次飢荒是因為東非發生著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好像一切都成了意外。按照這一個前提，我們當然不需要為東非災民付上任何責任，然後聯合國以及一眾慈善機構就可以正義凜然地說：「看見圖片了嗎？東非災民很慘很淒涼啊。各位有良心的市民，讓我們『伸出援手』，讓我們『救濟』他們吧。」
這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鬼話。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乾旱是導致降雨量減少、農作物失收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連中學的地理教科書裡頭都教導我們打從綠色革命以來，人類的糧食生產量急速上升，今天的產量明明就多於人類的消耗量，問題並不在於糧食生產，而是糧食分配的問題。
就算再退一步不談分配問題，旱災只是意外，而飢荒卻是人禍──如果東非國家有足夠的科技、足夠的糧食儲備等等，飢荒將不會發生。因此，更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甚麼她們都沒有能力應對旱災的爆發？是因為她們太窮、生產量太低，所以沒有錢買糧食、沒有足夠儲備應對旱災？最後，到底是甚麼原因使她們變得一窮二白？
回答第一及第二條問題，我們想想近年全球糧食價值暴漲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答。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今年糧價將比上年將上升21%，而且全球糧食總支出將達1.29萬億美元，是歷史上的新高。為甚麼糧價會暴漲？西方國家的投機炒賣便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當糧食變成商品，它們被允許在期貨市場炒賣，一眾遠居於紐倫港的金融交易員又怎會放棄如此良機？大量投資湧入期貨市場，使糧價大幅上升，然後再透過高賣低買賺取差價，完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越多買賣就越來越貴，越來越貴就越能賺錢，越能賺錢就越多買賣，無窮無盡的循環。最終，受損的便是那些無力購買糧食的窮國。
回答第三條問題，歐美必須要為他們負上最大責任。追溯歷史，上述三國本來就是歐美的殖民地，其剝削之赤裸相信不須在此詳述。以解殖以後來說，先論索馬里，92年美國以人道主義為名軍事介入索馬里，命為「恢復希望行動」，亦即我們在黑鷹18小時裡見到美國大兵被黑人壞蛋殺戮的那場戰役。後來美軍失敗了，便支持索馬里成為一個混沌而分裂的國家，以扶植弱小的新政府方便操控。如此一來，就算美國得不到索馬里的石油，誰也一樣得不到，在戰略上是有利美國的。[註一]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亞及肯雅都設有美軍基地，今天她們已經成為了歐美的附屬。在06至09年埃國更被美國煽動介入索馬里內戰，其損失要是放在其他方面，埃國應有更好的發展。
結語
究竟身處地球另一角落、每天飽吃終日的我們應該以甚麼態度去面對這些人為的苦難？我們又是不是看見非洲飢民很可憐，覺得捐幾百蚊就當作完成任務？
不。將問題馬上道德化，變成一些有沒有人道、有沒有良心的問題將會妨礙我們真正的理解。我們更應該追問是甚麼原因導致今天的局面，以及到底我們能夠怎樣根治這些問題，而不是施捨一些同情心便一切作罷。
毫不諱言，小弟寫這篇文時遇到的困難是極大的（如有錯漏歡迎指責），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找到非洲飢荒的資料，連圖書館裡可用的資源也甚少。從此足以窺見，在大眾眼中非洲仍是一個神秘之地。到底，我們何時才能擺脫對非洲貧窮、落後、戰爭、原始的偏見，然後正視非洲的問題本身？漫漫長路矣。
[註一] 在這篇訪問裡，Mohamed Hassan利用混沌理論解釋美國在索馬里的戰略。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8598
我已經記不起由多少個月前開始，我會在任何場合一次又一次地跟朋友談起東非的飢荒情況。我說了又說，好像說得太多，有些朋友覺得有點煩厭便跟我抱怨：「呀，你又講喇。」是的，我又講了，可是我還要繼續講下去，誰叫大家都不管東非人民的死難？現在呈現我們面前的是數以千萬計、無端白事就可能要餓死的人，我們沒有甚麼理由可以袖手旁觀。
又是非洲
聯合國早在六月中已經宣佈了東非正發生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在東非主要三國肯雅、埃賽俄比亞及索馬里裡，有整整1300萬人即將面臨飢荒。索馬里南部是今次飢荒的重災區，聯合國在九月頭已經明言，如果索馬里得不到援助，那麼未來4個月來餓死的人數將會超過75萬人。
對，是整整75萬人。
如果我們還有半點記憶，對上一次聯合國宣佈「飢荒」兩字已經是4分1世紀前的事。1984至85年間，埃塞俄比亞發生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飢荒。按照聯合國的數字統計，僅僅在一年之間，受災人數超過八百萬，死亡人數則超過一百萬人。光看見這些在維基百科都能隨便找到的歷史都已經讓人震顫，不妨想想今次東非的處境又會是何等嚴峻？
東非之角：
索馬里、埃賽俄比亞、肯雅
在此必須先簡介東非三個主要受災國家──三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的背景，我們才能獲得一個對理解這次飢荒更全面的圖像。
索馬里是受災最嚴重的國家，同時亦是最難進行救援行動的國家。顯而易見，我們一想起索馬里都會聯想起海盜、內戰、炸彈襲擊……事實上，從91年開始，索馬里就再沒有一個具認受性的政府出現，索馬里已經變成了一個軍閥割據之地。09年，索馬里又爆發了一場新的內戰，對戰雙方分別是由歐美及非洲聯盟支持的過渡政府，以及由當地伊斯蘭及部落勢力組成的青年黨(al-Shabaab)。今次大飢荒更將本來已經糟糕的局勢推至地獄，佔據索馬里南部的青年黨拒絕讓聯合國救援部隊進入，使救援變得不可能，結果越來越多索馬里災民逃難到鄰國肯雅及埃賽俄比亞，現今在肯雅達達布（Dadaab）地區的難民營已經容納超過50萬人，情況仍在惡化。
埃賽俄比亞的政局相對來說是穩定的。10年埃國舉行了全國議會大選，雖然選舉被指責涉及暴力、舞弊、貪污等，可是整體來說衝突只是零星碎落的，並不威脅整個政局。另一方面，埃國仍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佔其GDP超過40%，她是非洲第二大栗米生產國，也是在世界上的大型咖啡生產國。這次大旱嚴重打擊了埃國的畜牧業及農作物生產，但還好早在4月埃國政府已經察覺旱災的打擊，並開始提供食物援助，可是埃國緊急糧食儲備從8月初開始已經宣佈即將耗盡，情況不容樂觀。
肯雅從02年開始已經是一個總統制的代議民主國家，政局也是相對穩定的。肯雅的工業實力也算是三國之中最強的一員，儘管其農業產價佔GDP整整24%，但已經比其他兩國要少。現今肯雅面對的最大壓力是來自索馬里、數以十萬計的難民，他們將會為肯雅帶來沉重的經濟包袱。不過話說回頭，肯雅政府的反應是迅速的，譬如他們已經開始設想如何以小型漁業取代那些因土地貧瘠而無法耕作的農民，以及早在數月前已經開始增加谷物儲備以應付旱災。
偽善的西方
現在，我們必須問：究竟是誰要為這場飢荒負上最大責任？
無論是聯合國還是主流傳媒，它們都喜歡告訴我們這次飢荒是因為東非發生著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好像一切都成了意外。按照這一個前提，我們當然不需要為東非災民付上任何責任，然後聯合國以及一眾慈善機構就可以正義凜然地說：「看見圖片了嗎？東非災民很慘很淒涼啊。各位有良心的市民，讓我們『伸出援手』，讓我們『救濟』他們吧。」
這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鬼話。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乾旱是導致降雨量減少、農作物失收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連中學的地理教科書裡頭都教導我們打從綠色革命以來，人類的糧食生產量急速上升，今天的產量明明就多於人類的消耗量，問題並不在於糧食生產，而是糧食分配的問題。
就算再退一步不談分配問題，旱災只是意外，而飢荒卻是人禍──如果東非國家有足夠的科技、足夠的糧食儲備等等，飢荒將不會發生。因此，更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甚麼她們都沒有能力應對旱災的爆發？是因為她們太窮、生產量太低，所以沒有錢買糧食、沒有足夠儲備應對旱災？最後，到底是甚麼原因使她們變得一窮二白？
回答第一及第二條問題，我們想想近年全球糧食價值暴漲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答。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今年糧價將比上年將上升21%，而且全球糧食總支出將達1.29萬億美元，是歷史上的新高。為甚麼糧價會暴漲？西方國家的投機炒賣便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當糧食變成商品，它們被允許在期貨市場炒賣，一眾遠居於紐倫港的金融交易員又怎會放棄如此良機？大量投資湧入期貨市場，使糧價大幅上升，然後再透過高賣低買賺取差價，完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越多買賣就越來越貴，越來越貴就越能賺錢，越能賺錢就越多買賣，無窮無盡的循環。最終，受損的便是那些無力購買糧食的窮國。
回答第三條問題，歐美必須要為他們負上最大責任。追溯歷史，上述三國本來就是歐美的殖民地，其剝削之赤裸相信不須在此詳述。以解殖以後來說，先論索馬里，92年美國以人道主義為名軍事介入索馬里，命為「恢復希望行動」，亦即我們在黑鷹18小時裡見到美國大兵被黑人壞蛋殺戮的那場戰役。後來美軍失敗了，便支持索馬里成為一個混沌而分裂的國家，以扶植弱小的新政府方便操控。如此一來，就算美國得不到索馬里的石油，誰也一樣得不到，在戰略上是有利美國的。[註一]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亞及肯雅都設有美軍基地，今天她們已經成為了歐美的附屬。在06至09年埃國更被美國煽動介入索馬里內戰，其損失要是放在其他方面，埃國應有更好的發展。
結語
究竟身處地球另一角落、每天飽吃終日的我們應該以甚麼態度去面對這些人為的苦難？我們又是不是看見非洲飢民很可憐，覺得捐幾百蚊就當作完成任務？
不。將問題馬上道德化，變成一些有沒有人道、有沒有良心的問題將會妨礙我們真正的理解。我們更應該追問是甚麼原因導致今天的局面，以及到底我們能夠怎樣根治這些問題，而不是施捨一些同情心便一切作罷。
毫不諱言，小弟寫這篇文時遇到的困難是極大的（如有錯漏歡迎指責），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找到非洲飢荒的資料，連圖書館裡可用的資源也甚少。從此足以窺見，在大眾眼中非洲仍是一個神秘之地。到底，我們何時才能擺脫對非洲貧窮、落後、戰爭、原始的偏見，然後正視非洲的問題本身？漫漫長路矣。
[註一] 在這篇訪問裡，Mohamed Hassan利用混沌理論解釋美國在索馬里的戰略。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8598
【左翼風情畫】無本生地——移民是如何紮根的
文︰區刀
在今日，每天有二十萬人從農村移居到城市。這種現象並非第一日發生，而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逐步都市化的結果。由十八世紀的倫敦和紐約到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孟買和伊斯坦堡，移民一浪接一浪地湧入城市。據估計，到了2030年，全球的城市人口將首次超越農村人口。現在讓我們看看移民如何在城市落地生根。
建屋自住
移民一文不名來到城市，難以負擔高昂的租金，便四處收集木板和鐵皮在並非他們擁有的荒地自建居所。隨著收入增加，他們慢慢改建原來看似臨時搭建的木屋 —— 每次只換一面牆或天花板，甚至幾塊磚頭；然後再在上面加蓋一層，兩層，三層。經過數十年，原來的寮屋區已變得和舊城區無異。在全無政府及發展商的計劃之下，城市就這樣自行生張。
形成社區
解決住屋問題後，移民怎樣生活？就業方面，他們不是在舊城區從事低收入工作，就是自行在住處開食檔，擺賣等。由於沒有什麼積畜，無法在銀行借錢或開戶的移民自行組織某種儲蓄合作計劃，每人每月存入固定金額，並以極低息率貸款(1-2%)給有需要的成員。至於水，電和電視接駁？別忘了寮屋區是建在荒地上的，沒有鋪設電纜和水管。因此這裡使用的水，電和電視接駁都是偷來的。
併入城市
數十萬人的住宅區，不論怎麼說都是一個很吸引的市場。當寮屋區發展得頗具規模時，電力公司和電視公司便開始鋪設供電及訊號網絡。舊城區的連鎖商店，如快餐店，藥房和超市都在那裡開分店。原本由居民經營的小商舖漸漸被外表時髦新穎的大企業取代。同時，寮屋區因租金較低，做生意不受規管甚至不用交稅(因為沒有法定地址)，因此也有城裡的人反過來搬進去生活。
另一邊廂，政府也不會袖手任由寮屋區無止境地發展。一方面因為無法在寮屋區徵稅，另一方面受到商家的壓力，覷覦土地改作有利可圖的地產項目。而舊城區的主流傳媒亦往往將寮屋區描述為衛生情況極度惡劣的罪惡溫床，製造一種「需要改變」的輿論，而「重建」及「安置」是政府主要的取態。公共房屋就這樣出現了。
但公共房屋與那些無意中建成的社區大大不同。一，每個單位的面積都是固定的，無法任意改建；二，社區的空間由中央管理下，居民無法自由地開業營生。換言之，「重建」及「安置」雖然為居民解決了居住和衛生問題，卻將居民原有的生活空間，人際網絡以至收入來源都破壞了。
至此筆者不會因此立即斷言重建對居民有弊無利，卻希望讀者想想，怎樣的重建才能真正改善居民生活，政府及居民在這裡又應擔當怎樣的角色。
延伸閱讀
Robert Neuwirth, Shadow Cities: A Billion Squatters, A New Urban World, 2004.
Doug Saunders, Arrival City: How the Largest Migration in History is Reshaping Your World, 2010.
作者簡介
區刀，中大畢業生，主修物理系，左翼學會成員。行事神出鬼魅，以長髮為榮，常常以留下長髮作為曾經存在的根據。鄙視Facebook此等資本主義的道兒，希望從反Facebok中解放人類。區刀，亦即勾刀，可能已經老去，新的區刀不再是勾刀，而是鐮刀。
2011年10月28日 星期五
【左翼風情畫】香港人，請跟德國佬學習
文︰區刀
談到在德國的土耳其人，大家可能會立即想起皇馬球員奧斯爾，或是帕慕克筆下流亡法蘭克福的潦倒詩人。同樣是土耳其人，同樣在德國——兩者都指向五十年來土耳其人在德國落地生根的歷程。
二次大戰後，土耳其面臨嚴重失業問題；另一方面，人口大幅減少的德國急需人力重建。土耳其政府因而建議德國聘請土耳其人，一舉解決兩國的問題。自1961年10月，約七千名土耳其人透過「勞工輸出協議」移民德國之後數十年，透過就業移民和家庭團聚移民德國的人數激增。到了今天，約有250萬有土耳其人在德國定居，佔總人口3.4%，其中約40萬人在德國土生土長。
他們並非從一開始就打算長居德國，因此當初每逢經濟衰退都有大批土耳其人回國。直到1973年開放親屬因家庭團聚移民，2000年時讓土耳其人在德國所生子女自動成為國民的政策轉變才讓更多土耳其勞工決定留下來。這另一方面也顯示德國人逐步接納當地的土耳其人為他們的一分子。
土耳其人要融入德國社會並不是沒有困難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承認，在歐洲定居的外來移民至今仍無法融入社會。主要問題在於，移民往往被要求單方面改變生活習慣來適應當地生活，僱主亦將移民劃入特殊類別而不當本地人看待。被邊緣化的移民因此組成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社群，更不利與當地人交往。
但這不代表兩地人的融合過程是種靜態的等待或必然的對立，而是政府與民間在文化教育需要落力，儘管過程極為緩慢。經過五十年的共同生活以後，本土—移民的區隔已逐漸拉近，越來越多德國人開始學習土耳其語作日常溝通。近年土耳其裔的教師，電影導演，演員以及代表德國的運動員亦不斷增加。
表面看來香港的情況與德國驚人地相似——同樣由於一方急需勞力另一方要解決失業問題，輸入外傭的時間相若（香港為40年），人口比例也相近（3%）。但兩者根本上的分別在於香港從一開始就取巧地不讓外傭有機會成為市民。很少看到有「協助外傭融入香港社會」的說法，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他們做完就走理所當然。這種心態在最近市民對外傭居港權的激烈反應中表露無遺。
對外傭的歧視並非個別事件，而是香港社會歧視少數族裔的眾多事例之一。在工作上，南亞裔人士的薪金往往較華人為低，僱主亦會利用言語不通而作種種剝削。經過十多年才完成立法的種族歧視條例實質效力亦極為薄弱，無法防止此類事件。在生活上，南亞裔人士仍飽受不友善的對待。這一切都顯示港人對少數族裔的態度強差人意。在心態和具體政策兩方面，我們可從德國五十年的經驗中學到什麼？
作者簡介
區刀，中大畢業生，主修物理系，左翼學會成員。行事神出鬼魅，以長髮為榮，常常以留下長髮作為曾經存在的根據。鄙視Facebook此等資本主義的道兒，希望從反Facebok中解放人類。區刀，亦即勾刀，可能已經老去，新的區刀不再是勾刀，而是鐮刀。
2011年9月30日 星期五
【左翼風情畫】悼911三十八週年——那年美國謀殺了智利經濟
文︰區刀
每當講起911，總會想起世貿倒下時人間煉獄般的景像。但38年前的9月11日，美國同樣將智利推向地獄，禍延至今。
以民主為名的謊言
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方在美國撐腰下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總統阿連德。軍閥皮諾切特開始長達17年的獨裁統治，其間超過三千個政治犯被殺，三萬人流亡海外。
以自由的代言人自居的美國支持獨裁推翻民選政府不是很奇怪嗎？非也。阿連德在1970年上台後推行改革，將以銅礦為首的大型工業國有化，並重新分配土地。前者嚴重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另外出於當時冷戰的恐共心態，尼克森政府一直視之為眼中釘。到了1973年智利經濟衰退的時候，美國策動經濟上對自己有利的獨裁者推翻對自己不利的民選政府。皮諾切特，上台後在所謂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指示下大舉將公共服務推行私有化，造成前所未有的貧富懸殊，人民的利益就這樣被犧牲了。
以自由經濟為名的掠奪
到了今天，以往的殖民地已經獨立，但當地工作環境極度惡劣的血汗工場仍然維持不變。另外，歐美為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逼會員國將貨幣與美金掛鉤；世界銀行拒絕貸款給拒絕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或拒絕開放市場的國家。如是者，落後國家無法透過貨幣或關稅減輕負擔，亦無法保護本土未成熟的工業。跨國企業更能夠不受限制地使用當地的勞動力和天然資源，然後將絕大部份利潤帶回本國。這一切都跟殖民主義無異，唯一的分別就是發達國家沒有直接接收政權。
但有些國家，因為資源豐富、經濟實力較強等種種原因而不會輕易屈服。這時，覷覦這些天然資源的發達國家就會使用武力推翻不肯合作的政權，扶植聽話的傀儡政權。當年的智利和今日的利比亞就是鐵證。
智利民眾的反抗
2011年，智利持續爆發示威罷工。示威者的訴求包括提供公營教育，提高利得稅等——正是對私有化的反抗。政府沒有以政策回應民意，反而大規模拘捕示威者。回頭一看，智利的現況與香港驚人地相似——商人專政，公共資源不足，盲信私有化和低稅率，一味鎮壓示威——足見這並非個別事件，而是資本主義讓少部分人獨吞利益的惡果。
區刀，中大畢業生，主修物理系，左翼學會成員。行事神出鬼魅，以長髮為榮，常常以留下長髮作為曾經存在的根據。鄙視Facebook此等資本主義的道兒，希望從反Facebok中解放人類。區刀，亦即勾刀，可能已經老去，新的區刀不再是勾刀，而是鐮刀。
抗爭失敗， 原來可以如此苦澀
文：覃俊基
罷工第三天，工潮完結。工友們接受了一個與他們原來要求甚遠的方案。
中大左翼學會的我，每天也有支援。我通常是負責上午的時段。在晚上九時左右聽到形勢急轉直下的消息，便風風火火的與友人S一起趕過去。來回拉鋸、爭論、煎熬、投票。
在那陰暗的停車場裡，工友們還是聚在一起，但是笑臉不再。無數張木然的臉孔一同聚在一個狹小的地方。狂風在吹著，但彷彿聽不到任何聲音。
我無法覆述太多。那些投完票以後的場景我無法將其好好詮釋。反正沒有多久，九成的工友都已四散。想做一點甚麼，邀約一下工友吃飯——那時是夜晚十一時。相熟的陳師傅嘴角稍有牽動，輕聲說：「很累了，謝謝。」然後便和另外兩個工友上了的士。遠遠聽到一位工友說道：「不吃了，明天還要番八點半。」
停車場也差不多要關閘了。我和友人就在停車場外，幫忙看守著街工朋友的袋，還在等待未走的工友。三號風球，海邊的風大得嚇人。S身子單薄，雨褸被風吹得啪啪作響。我勉強的站了在她身前為她擋著風，雜亂的頭髮已被吹得全不成形。其實S是相當硬朗的女孩，我也知道這些擋風沒有任何實質作用，只是只要好像能幹點甚麼，我都想去做。我們談著一些及後怎樣的東西，偶爾S會說上兩句不怎麼好笑的冷笑話，S也知道它們不怎麼有趣。不怎麼是在相互對答，其實我們彼此都知道 大家心不在焉，只是大家都無法忍受沉默。是的，我們都知道。
曲終人散。剩下的數人說是要去吃飯。我無法忍受，只好自己一個人離去。我低頭走著，凝望著那些粗糙的路面。其實我和工友並不算稔熟，以我大學生的身份也未敢言甚麼感同身受。所謂抗爭失敗也是常有——其實有多少次我們示威真的覺得可以改變甚麼。但罷工真的不同。走出來的不是熱血的你，而是一群普通的 市民，難得可以團結起來，為最切身最根本的問題，與龐然大物對抗。更重要的，這真的是一場有希望的抗爭。罷工不是遊行示威表達，而是真的拿自己的生計去賭，去硬碰，去磨。資方的確會害怕，會受傷。這是一場血肉模糊的鬥爭。勝利一點也不輕易，但卻是如斯的觸手可及。唯有如此，失敗才是這樣的苦澀、無言。
2011年9月27日 星期二
絕望中的吶喊
絕望中的吶喊
試想像，一群工人，現正站在名為「罷工抗爭」的深遂山洞之前。縱使他們知道，只要穿越這一大片濃密的黑暗，便會得到更為美好的生活，他們還是停頓不前。皆因他們心知肚明在穿越 的過程中，將會遭到資本家的多番攔截，只要一不小心，不但到不了原來的目的地，更可能永遠活在這片黑暗之中。
但就在昨天，這群在蒂森公司工作的工人，竟然昂首闊步向洞中進發。對於此舉所展現的勇氣，我們深受感動，並於昨晚連夜趕工，寫文回應，並於今天親臨現場聲援他們，為勞工的權益出一分力。
但，在與工友們接觸過後的今天，我們在此向大家致上最深的歉意。原來，小小一步的背後，所意味著的，並非無比的勇氣。而是一種走投無路的絕望。
四日Ｏ Camp剩係玩都咁累，何況而家要你連續番七日工？
是的，我們必須承認，工人的苦況的確遠超我們的想像。
昨天，在勞方與資方在樓上開展了那攸關生死的談判後，我便迅速混入了一個約莫由有三，四人的工人群組，並試圖從他們的口中，尋找某些有關罷工的零散片段。
「嗯，我是中大的學生，想問一下，為何你們要罷工呢?工作的待遇很差嗎？可否談談？」
起初，我還怕這種直截了當的說話方式會令氣氛過於奇怪而使話題無從開展。殊不知，我的話還沒說完，工友們的訴求便排山倒海般襲來：「你知唔知，我最長試過連續頂七日早晚更，每日訓得三四個鐘咋！」、「你有無見過香港有一行係徒弟既人工仲高過師傅吖？嗱，呢到就有喇！」、「我係到做咗八年，都仲係得七千一人工……」
……………………
那一刻的我，腦袋真的一片空白。過多從沒亦無法想像的話語一瞬間朝我的腦袋轟炸。工友們的生活對我而言就如同童話般虛幻──差別只在於童話大多描繪出一幅美麗的圖像，而工人們則用血汗寫下了一齣無產者的悲劇。
唔係唔走，而係走無可走。
或許你會問，既然這份 工作的待遇如此不濟，那何不另謀高就？這問題我也想過，而一位坐在路邊石墩上的工人解答了我心中的疑問。「你諗下，轉工，新環境，新制度，所有野都要重新 學過，你估我地仲後生咩？咁易呀？仲有，好多新工都要番到去鬼死咁遠，唔同你講時間，剩係車錢都蝕啦。老實講，走得既一早走左啦，留得係到既，大多數都係 走唔到。」。而正當我還在沉思工作地點遠近對工人的重要性時，他兀然用右手指著我身旁的另一位工人，並補上一句： 「吖，呢個另計，佢已經轉左工架喇，不過特登今日番黎撐我地姐」。
嗯，真的，讓我們再一次抱歉。抱歉，是因為我們並未理解到工人所身處的境況是何等絕望，並僅以「勇氣」之名，便忽視了那些將勤勞良善的工友們推進那片無垠黑暗的魔手──資本家們的魔手。 各位同學，請謹記，這一幕由蒂森工人奏起的序曲，並不是什麼他媽的人類真善美的完美呈現，而是反過來，證明了資本主義下的商家，是何等的醜陋和殘酷。
試想像，一群工人，現正站在名為「罷工抗爭」的深遂山洞之前。縱使他們知道，只要穿越這一大片濃密的黑暗，便會得到更為美好的生活，他們還是停頓不前。皆因他們心知肚明在穿越 的過程中，將會遭到資本家的多番攔截，只要一不小心，不但到不了原來的目的地，更可能永遠活在這片黑暗之中。
但就在昨天，這群在蒂森公司工作的工人，竟然昂首闊步向洞中進發。對於此舉所展現的勇氣，我們深受感動，並於昨晚連夜趕工，寫文回應，並於今天親臨現場聲援他們，為勞工的權益出一分力。
但，在與工友們接觸過後的今天，我們在此向大家致上最深的歉意。原來，小小一步的背後，所意味著的，並非無比的勇氣。而是一種走投無路的絕望。
四日Ｏ Camp剩係玩都咁累，何況而家要你連續番七日工？
是的，我們必須承認，工人的苦況的確遠超我們的想像。
昨天，在勞方與資方在樓上開展了那攸關生死的談判後，我便迅速混入了一個約莫由有三，四人的工人群組，並試圖從他們的口中，尋找某些有關罷工的零散片段。
「嗯，我是中大的學生，想問一下，為何你們要罷工呢?工作的待遇很差嗎？可否談談？」
起初，我還怕這種直截了當的說話方式會令氣氛過於奇怪而使話題無從開展。殊不知，我的話還沒說完，工友們的訴求便排山倒海般襲來：「你知唔知，我最長試過連續頂七日早晚更，每日訓得三四個鐘咋！」、「你有無見過香港有一行係徒弟既人工仲高過師傅吖？嗱，呢到就有喇！」、「我係到做咗八年，都仲係得七千一人工……」
……………………
那一刻的我，腦袋真的一片空白。過多從沒亦無法想像的話語一瞬間朝我的腦袋轟炸。工友們的生活對我而言就如同童話般虛幻──差別只在於童話大多描繪出一幅美麗的圖像，而工人們則用血汗寫下了一齣無產者的悲劇。
唔係唔走，而係走無可走。
或許你會問，既然這份 工作的待遇如此不濟，那何不另謀高就？這問題我也想過，而一位坐在路邊石墩上的工人解答了我心中的疑問。「你諗下，轉工，新環境，新制度，所有野都要重新 學過，你估我地仲後生咩？咁易呀？仲有，好多新工都要番到去鬼死咁遠，唔同你講時間，剩係車錢都蝕啦。老實講，走得既一早走左啦，留得係到既，大多數都係 走唔到。」。而正當我還在沉思工作地點遠近對工人的重要性時，他兀然用右手指著我身旁的另一位工人，並補上一句： 「吖，呢個另計，佢已經轉左工架喇，不過特登今日番黎撐我地姐」。
嗯，真的，讓我們再一次抱歉。抱歉，是因為我們並未理解到工人所身處的境況是何等絕望，並僅以「勇氣」之名，便忽視了那些將勤勞良善的工友們推進那片無垠黑暗的魔手──資本家們的魔手。 各位同學，請謹記，這一幕由蒂森工人奏起的序曲，並不是什麼他媽的人類真善美的完美呈現，而是反過來，證明了資本主義下的商家，是何等的醜陋和殘酷。
眼鏡背後的怒火和哀痛
眼鏡背後的怒火和哀痛
三十年，半個甲子，一段我不能想像的歲月。穿著藍色外套、帶著金絲眼鏡的南哥81年入行，他就是用了這段時光待在升降機這行頭裡邊。三十年過去了，底薪只有九千多元的他，今天迫於無奈站在七年半前入職的蒂森公司的大廈前，罷工。
勞資尚有妥協空間的日子
底薪只有九千多元，他唯有不斷加班才可過活。不過曾幾可時事情不是這樣的。他猶記得在1999至2001年期間，一間日本升降機公司是會將加班的補水歸入底薪。換言之，只拿底薪不需加班已可以令他養家。「有番咁上下，開OT都冇咩所謂！」那時，是一個勞工和老闆有商有量的日子，現在這個妥協的空間完完全全消失了。「點解會搞事，都係因為唔夠洗啫，九七前都冇咁常見有罷工，連和平訴求都少。」然而，加班現已成為了「行規」，南哥更表明兩日當三十三小時的班也實屬司空見慣。恆常加班，一方面意味著收入難以穩定，因為加班與否從來是由公司分配，員工無話事權可言；另一方面意味的，是員工工作精神狀態差劣。公司不斷迫員工加班過活，致使工友精神狀態差劣，對維修電梯升降機這高危工種而言，其實根本與老闆推工友落地府無異。
員工硬食風險，公司推卸責任
「你知唔知，升降機維修員既危險程度其實只係僅次於消防。」工種危險，缺乏後輩入行，南哥已表明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他也理解為何行業有年老化趨勢：「做呢行真係唔止打份工！」即使對我這位行外人而言，也感到入這行無疑是簽生死狀。南哥說假若這行的工友要買私人保險，保險公司一定會大加風險，使保單的價錢比一般工種昂貴得多。除此以外，如果維修後的升降機或電梯「一個唔好彩」搞出人命或傷亡的話，負上刑事責任的不是公司，而是維修技師，是孤立無援的勞動者。原因？合約列明。
之後南哥提起三年前富善村升降機急墮十四層的意外和今年調景嶺知專扶手電梯「炒梯級」，兩個工程項目也是蒂森承包的。不知何故，他雙眼漸漸紅起來，眼鏡背後映出的不再是怒火，而只剩一絲淚光，然後他撫著心口，最後是一段長時間的沈寂，你我無語。我那時真的不願意猜想他靜默下來的原因，或許那位不幸的工友是他的好伙伴，或許他擔心下一次「揹飛」的是他，或許他不想再見到同伴一個個離開，或許他只是想告別荒謬。而這種荒謬所衍生的一切焦慮，不就是源於資方不斷推卸責任的麼？
罷工不為什麼，為自救，但救的又何止自己
問及南哥為何會參與這次罷工，也不難想像他的回應：迫不得已。他說今天其實是長假的其中一天，但仍然走上街頭來參與這次工業行動，為的不單是自己，更是為身邊的同僚。眼見近幾年公司人手不斷流走，由以前120減至90，「而家一個人做個半人的工作，點頂啊？」眼見身邊的伙記每週工時逾百，一個人單獨做這危的工作在刀鋒口找飯吃，即使自己可以逃過一劫，又怎能肯定下一回落地府的不是你？
坊間常有人說罷工是工人貪得無厭的表現，但我想問：工人不是被人迫到牆角，被資本榨壓到走投無路，又為何會用挑戰資本的最後武器？如果工人罷工真的只是自私表現的話，又為何會 有人為同伴著想，而不是爭個你死我亡。這在在說明大家從來是「坐埋同一條船」，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唯有團結，才方可有機會戰勝資本。
三十年，半個甲子，一段我不能想像的歲月。穿著藍色外套、帶著金絲眼鏡的南哥81年入行，他就是用了這段時光待在升降機這行頭裡邊。三十年過去了，底薪只有九千多元的他，今天迫於無奈站在七年半前入職的蒂森公司的大廈前，罷工。
勞資尚有妥協空間的日子
底薪只有九千多元，他唯有不斷加班才可過活。不過曾幾可時事情不是這樣的。他猶記得在1999至2001年期間，一間日本升降機公司是會將加班的補水歸入底薪。換言之，只拿底薪不需加班已可以令他養家。「有番咁上下，開OT都冇咩所謂！」那時，是一個勞工和老闆有商有量的日子，現在這個妥協的空間完完全全消失了。「點解會搞事，都係因為唔夠洗啫，九七前都冇咁常見有罷工，連和平訴求都少。」然而，加班現已成為了「行規」，南哥更表明兩日當三十三小時的班也實屬司空見慣。恆常加班，一方面意味著收入難以穩定，因為加班與否從來是由公司分配，員工無話事權可言；另一方面意味的，是員工工作精神狀態差劣。公司不斷迫員工加班過活，致使工友精神狀態差劣，對維修電梯升降機這高危工種而言，其實根本與老闆推工友落地府無異。
員工硬食風險，公司推卸責任
「你知唔知，升降機維修員既危險程度其實只係僅次於消防。」工種危險，缺乏後輩入行，南哥已表明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他也理解為何行業有年老化趨勢：「做呢行真係唔止打份工！」即使對我這位行外人而言，也感到入這行無疑是簽生死狀。南哥說假若這行的工友要買私人保險，保險公司一定會大加風險，使保單的價錢比一般工種昂貴得多。除此以外，如果維修後的升降機或電梯「一個唔好彩」搞出人命或傷亡的話，負上刑事責任的不是公司，而是維修技師，是孤立無援的勞動者。原因？合約列明。
之後南哥提起三年前富善村升降機急墮十四層的意外和今年調景嶺知專扶手電梯「炒梯級」，兩個工程項目也是蒂森承包的。不知何故，他雙眼漸漸紅起來，眼鏡背後映出的不再是怒火，而只剩一絲淚光，然後他撫著心口，最後是一段長時間的沈寂，你我無語。我那時真的不願意猜想他靜默下來的原因，或許那位不幸的工友是他的好伙伴，或許他擔心下一次「揹飛」的是他，或許他不想再見到同伴一個個離開，或許他只是想告別荒謬。而這種荒謬所衍生的一切焦慮，不就是源於資方不斷推卸責任的麼？
罷工不為什麼，為自救，但救的又何止自己
問及南哥為何會參與這次罷工，也不難想像他的回應：迫不得已。他說今天其實是長假的其中一天，但仍然走上街頭來參與這次工業行動，為的不單是自己，更是為身邊的同僚。眼見近幾年公司人手不斷流走，由以前120減至90，「而家一個人做個半人的工作，點頂啊？」眼見身邊的伙記每週工時逾百，一個人單獨做這危的工作在刀鋒口找飯吃，即使自己可以逃過一劫，又怎能肯定下一回落地府的不是你？
坊間常有人說罷工是工人貪得無厭的表現，但我想問：工人不是被人迫到牆角，被資本榨壓到走投無路，又為何會用挑戰資本的最後武器？如果工人罷工真的只是自私表現的話，又為何會 有人為同伴著想，而不是爭個你死我亡。這在在說明大家從來是「坐埋同一條船」，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唯有團結，才方可有機會戰勝資本。
我們與罷工的進程－－記蒂森罷工第一天
今天，中大左翼學會的絕大部份成員都到場聲援電梯工人。
香港的工人多的是，香港的工會多的是，可是罷工卻幾近絕跡。在這種罷工被當作不尋常行動的氛圍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工人們是被折騰到一個甚麼地步才會走出這一步棋。如果連我們這些閒得發慌的大學生都無動於衷，社會上還有誰會有時間、有精神支持他們？其實，我們不得不去。
這次罷工的地點是蒂森公司位於紅磡的總部，參加的工友七十多名，接近全部員工的八成。工友就這樣散落地坐在總部地下的停車場門口，靜候工會代表的談判消息。只要憑工友的外表，我們都很易察覺他們所代表的階級與我們截然不同──藍色的工作T恤、牛仔褲，皮膚都曬得黑黝黝，還有那隻比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粗兩個尺碼的手臂──他們是真正的藍領階級。
由早上九時開始，我們一邊在附近走著坐著，一邊訪問工友們的處境。太多了，聽來太多的真相讓我們感到詫異非常。說實在的，我們當中誰知道電梯工人的工作原來比消防員還要迅速，原來是他們率先救助困在電梯的民眾？我們當中誰知道做了8年的工友原來只得7千1月薪？我們當中誰知道隨便一個電梯工人每天都要做10多個小時的工作？媽的，我們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工人的一切。
問題是，活在香港這個摩天大樓林立的城市，我們當中似乎沒有誰能不使用電梯，但我們卻完完全全不知道電梯這個鐵皮箱裡都沾滿了工人們的血與汗。電梯壞了，我們就抱怨：「啊又壞lift。」但我們就不清楚那些在努力維修電梯的工人捱了多少個夜，他們的人手又有多緊拙；他們從來沒有在我們心裡留下一個甚麼的印象，他們來了就去，在我們眼裡都是理所當然。
早上到下午，我們訪問了很多，也見識了很多，工人們受到的壓迫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同樣地，這種對工人們的壓迫又何止是電梯維修業？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要剝削多少工人才能滿足那些肚滿腸肥的資本家？在香港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低下階層！他們受到多少剝削？我們又知道嗎？
這次罷工中，資方的態度十分強硬。在約莫兩點左右，資方才派出代表與工友商議。大概在下午五時，勞資雙方宣佈談判破裂，資方否定了工友們的所有訴求，包括增加工資、二人工作等等，資方說他們要「調查」本行業的薪酬水平，直至年底才能下決定。
及後街工的朋友走出來，告訴工友們罷工行動會繼續升溫，明天電梯的緊急維修服務也將叫停，他們相約明天照舊時間地點再見，工友們一眾叫好，隨即散去。
有人說罷工是工友們自私的行為，我們卻追問究竟是誰的自私引發今次罷工？無疑停止緊急維修將會對公眾造成不便，但要負上責任的並不是工友，而是一直拖延的資方。
只要用常識想想，我們都知道資方的藉口簡直是一派胡言。今天隨便找一個工友都能問出這個行業裡頭的普遍薪酬水平是怎麼樣，何須勞煩資方花數個月時間去慢慢調查工資水平？更何況，為甚麼資方要拖到兩點才開始對話？一早開始不就一早可以結束了嗎？在此，資本家的貪婪赤裸得很，他們只想拖，拖得工友們放棄罷工，接著迎來的就是資本家的勝利。
不！我們要對資本家的貪婪說不！罷工運動將會持續下去，而勝利仍是遙遠得很。到底，工友們現今最需要甚麼？他們需要我們的支持，他們需要群眾的支持！只有給予資方更大的壓力，我們才能改善工友們殘酷的處境。無論你是誰，團結起來，讓我們一起聲援電梯工友，讓工友們的勝利變成事實。
香港的工人多的是，香港的工會多的是，可是罷工卻幾近絕跡。在這種罷工被當作不尋常行動的氛圍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工人們是被折騰到一個甚麼地步才會走出這一步棋。如果連我們這些閒得發慌的大學生都無動於衷，社會上還有誰會有時間、有精神支持他們？其實，我們不得不去。
這次罷工的地點是蒂森公司位於紅磡的總部，參加的工友七十多名，接近全部員工的八成。工友就這樣散落地坐在總部地下的停車場門口，靜候工會代表的談判消息。只要憑工友的外表，我們都很易察覺他們所代表的階級與我們截然不同──藍色的工作T恤、牛仔褲，皮膚都曬得黑黝黝，還有那隻比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粗兩個尺碼的手臂──他們是真正的藍領階級。
由早上九時開始，我們一邊在附近走著坐著，一邊訪問工友們的處境。太多了，聽來太多的真相讓我們感到詫異非常。說實在的，我們當中誰知道電梯工人的工作原來比消防員還要迅速，原來是他們率先救助困在電梯的民眾？我們當中誰知道做了8年的工友原來只得7千1月薪？我們當中誰知道隨便一個電梯工人每天都要做10多個小時的工作？媽的，我們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工人的一切。
問題是，活在香港這個摩天大樓林立的城市，我們當中似乎沒有誰能不使用電梯，但我們卻完完全全不知道電梯這個鐵皮箱裡都沾滿了工人們的血與汗。電梯壞了，我們就抱怨：「啊又壞lift。」但我們就不清楚那些在努力維修電梯的工人捱了多少個夜，他們的人手又有多緊拙；他們從來沒有在我們心裡留下一個甚麼的印象，他們來了就去，在我們眼裡都是理所當然。
早上到下午，我們訪問了很多，也見識了很多，工人們受到的壓迫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同樣地，這種對工人們的壓迫又何止是電梯維修業？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要剝削多少工人才能滿足那些肚滿腸肥的資本家？在香港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低下階層！他們受到多少剝削？我們又知道嗎？
這次罷工中，資方的態度十分強硬。在約莫兩點左右，資方才派出代表與工友商議。大概在下午五時，勞資雙方宣佈談判破裂，資方否定了工友們的所有訴求，包括增加工資、二人工作等等，資方說他們要「調查」本行業的薪酬水平，直至年底才能下決定。
及後街工的朋友走出來，告訴工友們罷工行動會繼續升溫，明天電梯的緊急維修服務也將叫停，他們相約明天照舊時間地點再見，工友們一眾叫好，隨即散去。
有人說罷工是工友們自私的行為，我們卻追問究竟是誰的自私引發今次罷工？無疑停止緊急維修將會對公眾造成不便，但要負上責任的並不是工友，而是一直拖延的資方。
只要用常識想想，我們都知道資方的藉口簡直是一派胡言。今天隨便找一個工友都能問出這個行業裡頭的普遍薪酬水平是怎麼樣，何須勞煩資方花數個月時間去慢慢調查工資水平？更何況，為甚麼資方要拖到兩點才開始對話？一早開始不就一早可以結束了嗎？在此，資本家的貪婪赤裸得很，他們只想拖，拖得工友們放棄罷工，接著迎來的就是資本家的勝利。
不！我們要對資本家的貪婪說不！罷工運動將會持續下去，而勝利仍是遙遠得很。到底，工友們現今最需要甚麼？他們需要我們的支持，他們需要群眾的支持！只有給予資方更大的壓力，我們才能改善工友們殘酷的處境。無論你是誰，團結起來，讓我們一起聲援電梯工友，讓工友們的勝利變成事實。
2011年9月26日 星期一
聲援蒂森電梯職工會罷工
蒂森電梯職工會罷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勞動者！
中大左翼學會將會到場支持，
詳情
日期：九月廿六日，直至罷工完結
時間：早上8:45
集合地點：紅磡地鐵站
未能於早上到達的同學，亦可在工友放工前（大概五點，未肯定）
地點：紅磡崇平街2號富德中心
如有任何疑問，可以隨時聯絡郭英東（95515325）或阿寶（
支持工友，支持罷工！
其他連結:
中大左翼學會對於蒂森電梯職工會罷工之聲明:http://leftistreloaded.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html
蒂森電梯職工會的罷工聲明:
http://leftistreloaded.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26.html聲援蒂森電梯職工會罷工之Facebook 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event.php?eid=253021301406365&pending
為甚麼要支持罷工？－－中大左翼學會對於蒂森電梯職工會罷工之聲明
為甚麼要支持罷工？－－中大左翼學會對於蒂森電梯職工會罷工之聲明
為甚麼要支持罷工？
今天九時，蒂森電梯技工開始進行罷工。中大左翼學會將會到場聲援，以示支持。
大概有同學不明白，為甚麼我們要介入？那不過是一班不相識的工人，作出一些看似很日常的工資糾紛？如果大家真的有這樣的想法，我們便在此作出最嚴正的澄清。
罷工自私？有否他媽的想清楚？
首先，我們必須要理解到，工人罷工，幾近永遠是情非得已。坊間常有一種說法，就是覺得罷工者「自私」，只顧自己利益，不理市民服務受阻。但事實上，很多的工人都是生活困苦，慘受資方壓榨，除了以罷工作脅，還有甚麼辦法？話說回來，那些認為罷工是自私的人，有提出有甚麼另外的方法來解決嗎？談判？在雙方權力極不平等下，還有甚麼談判可言？向NGO求助？還是向區議會/立法會議員求助？他們能幫得了甚麼？如果沒有任何解決方法，只懂埋怨罷工影響了自己，而又忽視工人的苦況，那與資方又有甚麼分別？
罷工，其實需要莫大的勇氣
相對於其他所謂的抗爭模式，例如遊行集會，甚或所謂衝撃堵路等「激進行動」，罷工的代價可謂大得多。讓我們對比一下：前者其實不過是表達一下訴求，後者或許要被警察等拘捕並扣留數小時，極少的情況下會被起訴。但是，罷工呢？那是要賭上自己飯碗的——在香港，只要資方夠狠，秋後算帳是很容易的一回事。更誇張的例子，就是那些走得比較前的工友會被整個行業的僱主列入黑名單，永不錄用。那意味著甚麼？那意味著可能連基本的生活也不保，甚至家人也會受到牽連！
更甚者，遊行示威或多或少都有不少媒體關注，但罷工得到的報導認同則是少得可憐。這也就更添罷工工人的壓力。所以，參與罷工的人，都是背負著很多走出來的。這些莫大的勇氣，難度不值我們給予多一點支持？
罷工，比遊行示威更重要
但僅是同情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理解到，罷工的制度性意義。我們經常覺得，只有遊行集會才是真的抗爭，不同的工業行動，如按章工作或是罷工則不；在議題上，我們也往往偏向民主政制，而忽略諸如房屋，退休保障，工資工時等福利和經濟問題。
這種所謂的自由派意識形態：凡事以政治為主，總將問題歸咎於政治體制。這其實是相當有問題的，完全忽略到現代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從來，經濟與生產就與政治緊密扣連。大財閥、大商家從來就對政治有莫大的影響；政治制度與法律也就從來向他們傾斜。比如說，選舉需要資源，政黨運作也需要金錢，企業便是透過這些方式影響政治。媒體由於也大多私人擁有，社會議題也就或多或少被私人資本所操控。
從結果來說就更明顯：純粹的政治抗爭，尤其是傳統認可的那種只以表達意見以及投票為手段的模式，根本無法解決諸多社會問題——君不見所有的民主國家的貧富懸殊都極為嚴重？再富裕的國家都有大量生活困苦的人民？因為市場經濟有其獨立與政治的特質。先前我們就提過，工資被大商家壓得太低，政治方面能有甚麼實質幫助可言？民主政府能直接勒令提升工人工資，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嗎？
我們必須要認清敵人，不是純粹的政府，而是政府與大財團（資本）的複合體。所以，抗爭方式亦必須伸展至經濟以至各個範疇。罷工，就是直接嘗試阻礙生產，防止資本家獲取利潤的威嚇性抗爭。只要打工仔能聯合起來大規模罷工，就能造成無可比擬的影響──因為社會幾近無法有效運作。這種抗爭方式，其實比所謂的遊行示威這些政治方法更為有力。換句話說，我們除了要同情工人，認同他們的抗爭以外，更要理解到罷工的政治性，及其改變社會的潛力。這也是我們左翼學會一向持守的社會主義立場。
罷工，需要我們的支持
奈何在今天的香港，左翼的思想都相對式微，工人的組織及對抗性就更為薄弱，社會也不怎麼關注。在這個令人失望的低潮裡，工人能夠承受著一切進行罷工就更顯得難能可貴。工友已經背負了太多！我們作為大學生，不能直接參與工業行動，但起碼應該道德上支持，這些孤懸於社會一角的背水抗爭。
罷工估計會延續一段時間。希望到場支持的，或是做點甚麼的，還有只是想感受一下罷工氣氛的，可聯絡中大左翼學會郭英東（95513325）。不要低估你的重要性，對於被社會忽視的工友，我們每一個人的到來也是重要的鼓舞。不能到場的，也請將這個消息發佈出去。
中大左翼學會
2011年9月26日
清晨4時45分
其他連結:
蒂森電梯職工會的罷工聲明
蒂森電梯職工會的聲明：
多年壓迫 忍無可忍為保生計 罷工到底
爭取合理待遇 保障公眾安全
公司作為全球三大電梯製造商之一，去年52億歐元銷售。
作為電梯技工，工作的使命就是要確保電梯運作暢順、安全，
由於人手不足，我們需要經常在晚上加班工作，以應付突發事故，
我們今次發起罷工，不僅是為了爭取自己的工作待遇，
一 、增加維修技工的的薪金至合理水平；
二 、增加人手，實踐3年前承諾，確保二人工作；
三、在不影響薪酬的情況下，保障工人的休息時間，
蒂森電梯職工會
2011年9月17日 星期六
悼911三十八週年——那年美國謀殺了智利經濟 (by auknife)
每當講起911，總會想起世貿倒下時人間煉獄般的景像。但38年前的9月11日，美國同樣將智利推向地獄，禍延至今。
以民主為名的謊言
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方在美國撐腰下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總統阿連德。軍閥皮諾切特開始長達17年的獨裁統治，其間超過三千個政治犯被殺，三萬人流亡海外。
以自由的代言人自居的美國支持獨裁推翻民選政府不是很奇怪嗎？非也。沒錯美國使用代議民主政制，但同時是資本主義的旗手。阿連德在1970年上台後推行改革，將以銅礦為首的大型工業國有化，提供公營醫療和教育，並重新分配土地。前者嚴重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同樣出於當時冷戰的恐共心態，尼克森政府一直視之為眼中釘。到了1973年智利經濟衰退的時候，美國策動經濟上對自己有利的獨裁者推翻對自己不利的民選政府。皮諾切特，上台後在所謂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指示下大舉將公共服務推行私有化，造成前所未有的貧富懸殊，人民的利益就這樣被犧牲了。
看看較近期的事例，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好像較符合推翻獨裁者的「民主解放戰爭」劇本。的確，塔利班和薩達姆惡名昭彰，但兩國在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統治下仍在制度上侵犯人權，，例如在阿富汗婦女外出仍被逼蒙面，同性戀仍被重罰等。駐當地美軍任意拘捕甚至濫殺平民的惡行亦時有報導。由此可見，「民主自由」不過是幌子而已。掠奪當地資源才是軍事行動的目的。
以自由經濟為名的掠奪
在19世紀，以英國為首的強權紛紛在海外建立幅員廣大的殖民地，作為廉價原料和人力來源，以及傾銷商品的市場。到了今天，那些殖民地已經獨立，但當地的橡膠園，咖啡園，工作環境極度惡劣的血汗工場仍然維持不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三位一體，牢牢操控落後國家的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逼會員國將貨幣與美金掛鉤；世界銀行拒絕貸款給拒絕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或拒絕開放市場的國家。如是者，落後國家無法透過貨幣或關稅減輕負擔，亦無法保護本土未成熟的工業。跨國企業因而能夠不受限制地使用當地的勞動力和天然資源，然後將所有利潤帶回本國，帶給當地的收益，不過是九牛一毛。這一切都跟殖民主義無異，唯一的分別就是發達國家沒有直接接收政權。
但有些國家，因為掌有發達國家賴以生存的天然資源，憑自身的經濟力亦不會輕易屈服。這時，覷覦這些天然資源的發達國家就會使用武力推翻不肯合作的政權，扶植聽話的傀儡政權。當年的智利和今日的利比亞就是鐵證。
智利民眾的反抗
2011年，智利持續爆發示威罷工，，兩星期前全國罷工。示威者的訴求包括提供公營教育，提高利得稅等——正是對私有化的反抗。政府沒有以政策回應民意，反而大規模拘捕示威者。回頭一看，智利的現況與香港驚人地相似——商人專政，公共資源不足，盲信私有化和低稅率，一味鎮壓示威——足見這並非個別事件，而是資本主義讓少部分人獨吞利益的惡果。
延伸閱讀：
維基百科 1973智利政變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73_Chilean_coup_d%27%C3%A9tat
維基百科 2011智利學生運動 http://en.wikipedia.org/wiki/2011_student_protests_in_Chile
David Harvey (2010)，新自由主義簡史。
John Perkins (2007)，經濟殺手的告白。
電影：Nostalgia for the Light (星空塵土)
以民主為名的謊言
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方在美國撐腰下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總統阿連德。軍閥皮諾切特開始長達17年的獨裁統治，其間超過三千個政治犯被殺，三萬人流亡海外。
皮諾切特在沙漠興建的集中營
以自由的代言人自居的美國支持獨裁推翻民選政府不是很奇怪嗎？非也。沒錯美國使用代議民主政制，但同時是資本主義的旗手。阿連德在1970年上台後推行改革，將以銅礦為首的大型工業國有化，提供公營醫療和教育，並重新分配土地。前者嚴重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同樣出於當時冷戰的恐共心態，尼克森政府一直視之為眼中釘。到了1973年智利經濟衰退的時候，美國策動經濟上對自己有利的獨裁者推翻對自己不利的民選政府。皮諾切特，上台後在所謂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指示下大舉將公共服務推行私有化，造成前所未有的貧富懸殊，人民的利益就這樣被犧牲了。
銅礦是智利的經濟命脈，佔全國輸出超過一半
看看較近期的事例，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好像較符合推翻獨裁者的「民主解放戰爭」劇本。的確，塔利班和薩達姆惡名昭彰，但兩國在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統治下仍在制度上侵犯人權，，例如在阿富汗婦女外出仍被逼蒙面，同性戀仍被重罰等。駐當地美軍任意拘捕甚至濫殺平民的惡行亦時有報導。由此可見，「民主自由」不過是幌子而已。掠奪當地資源才是軍事行動的目的。
以自由經濟為名的掠奪
在19世紀，以英國為首的強權紛紛在海外建立幅員廣大的殖民地，作為廉價原料和人力來源，以及傾銷商品的市場。到了今天，那些殖民地已經獨立，但當地的橡膠園，咖啡園，工作環境極度惡劣的血汗工場仍然維持不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三位一體，牢牢操控落後國家的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逼會員國將貨幣與美金掛鉤；世界銀行拒絕貸款給拒絕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或拒絕開放市場的國家。如是者，落後國家無法透過貨幣或關稅減輕負擔，亦無法保護本土未成熟的工業。跨國企業因而能夠不受限制地使用當地的勞動力和天然資源，然後將所有利潤帶回本國，帶給當地的收益，不過是九牛一毛。這一切都跟殖民主義無異，唯一的分別就是發達國家沒有直接接收政權。
但有些國家，因為掌有發達國家賴以生存的天然資源，憑自身的經濟力亦不會輕易屈服。這時，覷覦這些天然資源的發達國家就會使用武力推翻不肯合作的政權，扶植聽話的傀儡政權。當年的智利和今日的利比亞就是鐵證。
智利民眾的反抗
2011年，智利持續爆發示威罷工，，兩星期前全國罷工。示威者的訴求包括提供公營教育，提高利得稅等——正是對私有化的反抗。政府沒有以政策回應民意，反而大規模拘捕示威者。回頭一看，智利的現況與香港驚人地相似——商人專政，公共資源不足，盲信私有化和低稅率，一味鎮壓示威——足見這並非個別事件，而是資本主義讓少部分人獨吞利益的惡果。
示威者的標語——'Education Not For Sale'
延伸閱讀：
維基百科 1973智利政變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73_Chilean_coup_d%27%C3%A9tat
維基百科 2011智利學生運動 http://en.wikipedia.org/wiki/2011_student_protests_in_Chile
David Harvey (2010)，新自由主義簡史。
John Perkins (2007)，經濟殺手的告白。
電影：Nostalgia for the Light (星空塵土)
2011年7月30日 星期六
「無敵鐵三角系列之二」 是道德敗壞還是制度使然？－－論統治階級，警察與媒體角色之關係。By Ulysses
文章連結：http://leninology.blogspot.com/2011/07/ruling-britannia-ii.html
不知何時開始，警察一詞早已與正義劃上等號。早前與友人談到英國竊聽風暴中警察受賄一事，他的評價是：「樹大有枯枝嘛」。我追問其因由，他便說從小到大警察都是負責維持治安的角色，沒有他們，社會上便不得安寧。一兩個受賄的警員，不能抹殺他們整體的功勞。
嗯，維持治安，又是這一點。身為一個左翼分子，筆者在此不厭其煩地重申一次，警察口中所謂的治安，只是一套建基於資產階級（包括中產）意識形態及其實際利益的規則，而警察，正正就是這套規則的護衛，他們不分是非黑白，只會是資本所是，非資本所非，此點在下文中已清楚提及。
＂the state constitutes the economy in various ways, in that it condenses, concentrates, organizes and materializes the politico-ideological rela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herent i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police, by upholding the system's political and legal relations, assist in the reproduction of its productive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by punishing transgressions (and normally issuing statements explaining the normative basis for such punishment), they assist in the moralization and legitimation of the same productive relations.＂
而正正是建基於這一點上，媒體與警察之間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皆因他們均是政府得以傳播其意識形態的有力工具。
＂...... the very fact of people having been arrested will certainly be presented in the media as evidence of serious disorder and violence, because the media automatically accept the legitimacy and validity of police claims until such time as they are rendered ridiculous - and sometimes not even then. That is, the police don't merely exercise a part of the state's monopoly of legitimate violence; they are the authoritative moral arbiter. And i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such that their highly ideological, politicised action is treated as neutral. ＂
亦因如此，是次警察受賄一事，並不純然是道德的問題，而是制度本身使然。再者，即使神蹟降臨，全世界的警察都有高尚情操，拒絕這些不道德的交易，他們本身與媒體的「合作」依然會出現，他們的存在本身便意味著扼殺了某些話語－－一些有害於資本運作的話語。
－－－－－－－－－－－－－－－－－－－－－－－－－－－－－－－－－－－
Ruling Britannia II posted by lenin
Well, since you ask, the ruling class in the UK has been estimated to comprise about 0.1%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 at the time of this estimate (1991), this would have been 43,500 people. Tha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ould both form part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and rule politically. Today, if the same proportions held, the ruling class would comprise about 50,000 people. However, a caveat. Quantifying the ruling class in this way can be useful for social imaging, but such figures should be taken with a pinch of salt. The ruling class should be understood not first as a quantity, but as a relation. And since those relations are in constant flux, constantly needing to be produced and reproduced, and since capital (and political power) tends to be progressively concentrated among smaller numbers of people, there will be a tendency for the ruling class to shrink relative to the population. At any rate, no such quantity is stable.
Further, in addition to the capitalist class itself, there is a bourgeois penumbra, a set of institutions and agents who rule alongside and on behalf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and whose social power is derivative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 these elites are particularly concentrated in the state. Which brings us back to the point I left you with yesterday, namely that a ruling class is such when it commandeers the state - it must not merely hold wealth but rule politically by virtue of that wealth,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space within which political antagonisms are resolved is in the national state. In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the emergence of a distinctly capitalist ruling class results in a distinctly capitalist form of state power. Robin Blackburn, in the discussion of Hanoverian Britain in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describes how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the new political arrangements favoured the direct rule of capital, inasmuch as a monarch with weak legitimacy allowed the propertied oligarchy to be assertive of its interests in parliament, while dominating most state posts at a local as well as national level - as County Commissioners, Lords Lieutenant, or Justices of the Peace, as well as MPs. Highly lucrative public offices -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chartered companies - were held as private property. As statesmen, they established corporations; as corporate members, they profited from the enterprise. As MPs they legislated; as Justices of the Peace they interpreted the law. Blackburn points out that this system, with its narrow franchise and rotten boroughs, represented bourgeois rule at an immature stage. As a result of this immaturity, the British capitalist state then had to proceed through centuries of struggle and adaptation, incorporating a franchise for the middle class, then working class men, then women, while also incorporating some popular demands in the form of social democracy. But the major offices of the state, its laws, its apparatus and its division of labour (social as well as technical) were elaborated under bourgeois domination, thus giving us a concrete example of how a state becomes 'impregnated' (in Therborn's phrase) with the drives of a particular social class, the capitalist class, allowing that class to rule politically.
So, this brings us to the role of the police, whose relationship to News International becomes all the more understandable once the former's role is better understood. This relationship included not merely the bribing of junior to middle rank police officers, and not merely wining and dining of senior officers, but the constant circulation of personnel between News International and the Met. There was a confluence of interests and a concert of actions. For example, when the police murdered Jean Charles de Menezes, it was the newspapers, particularly News International that they turned to to vilify the dead man. Lo and behold, we discover that News International was hacking the phone belonging to Menezes' cousin. And the favours were returned. The police not only failed to properly investigate News International's phone hacking when it was revealed, but actively applied pressure on the competition not to pursue the case. To say that this relationship facilitated a criminal conspiracy may be an understatement - when all the facts are out, it may prove more accurate to say that it was a criminal conspiracy.
But why should the police force be so available for corruption in tandem with the reactionary press? To answer this, it is important not to start with too much of a 'police' conception of the police. They are not merely a repressive apparatus. Nicos Poulantzas points out (State, Power, Socialism) that even ‘mainly’ repressive apparatuses such as the army, police, courts, prisons etc., all produce the ideological bases of capitalis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epressive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can thus only function at a purely indicative level. To insist on a strict division of labour along these lines leads to a mistaken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in which it secures acquiescence either by means of coercion or through 'false consciousness',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e state must produce a material substratum for consensus, organising aspects of productive relations in such a way as to generate consen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ee the state's role as extrinsic to the economy, as merely the guarantor of an autonomous, self-sufficient capitalist economy. This depends on a certain mechanistic 'base-superstructure' model of the relation of political structures to the economy. It would be more accurate to say that the state constitutes the economy in various ways, in that it condenses, concentrates, organizes and materializes the politico-ideological rela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herent i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police, by upholding the system's political and legal relations, assist in the reproduction of its productive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by punishing transgressions (and normally issuing statements explaining the normative basis for such punishment), they assist in the moralization and legitimation of the same productive relations.
Let's take a concrete example. The police are aware of a protest that is due to take place in Whitehall. They anticipate what they would term serious violence and disorder.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at this protest is organised by people wh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social-property relations, and the police consider any attempt to seriously realise such a challenge, however peaceable and democratic, an affront to their authority. Anyway, they coordinate a set of responses intended to bring the protest under tight spatial and physical control, until it can be dispersed. But those responses are not merely technological and technocratic. They proceed in a very ideologically sensitive manner, careful to produce the political-ideological pretext for each move they make. Even if this involves nothing more than arresting many people on trumped up charges, the very fact of people having been arrested will certainly be presented in the media as evidence of serious disorder and violence, because the media automatically accept the legitimacy and validity of police claims until such time as they are rendered ridiculous - and sometimes not even then. That is, the police don't merely exercise a part of the state's monopoly of legitimate violence; they are the authoritative moral arbiter. And i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such that their highly ideological, politicised action is treated as neutral.
We proceed with the example. The police use a repertoire of violence to coerce and contain the protesters - punches, slaps, baton strikes, mounted charges - and finish the day by isolating a manageable number of protesters and kettling them in a space so confined as to be physically dangerous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The explicit reasoning is that they are being held to prevent a breach of the peace, and that their detention will last no longer than is necessary to assure a peaceful dispersal. But this, of course, is an intensely ideological depiction of affairs, and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ideological preparation and foregrounding for its conduct to be coherent. Certain things must be automatically airbrushed or discounted for. Hence, the media, and especially the most right-wing and authoritarian tabloids, will be a natural ally in this process, particularly in the subsequent witch hunts. At every step here, the police have conducted a series of movements along various dimensions - political, ideological, legal, economic, etc - which isn't reducible to the forms of repression deployed. Even in its repressive moment, the state is enacting ideology - because ideology is not just a field of representation, but precisely a set of material practises, customs, lifestyle etc. When the police punish individuals (and, relevantly, fail to punish others), they contribute to these practises.
So, what is left that is mysteriou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media? Yesterday, I said that the capitalist media operates in a specific vector of class power concerned with the reproduction of ideas and images and that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ians was thus very natural as the latter als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ideology. The capitalist media's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dominant ideas and images in society is expressive of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in and over society. If the state, as we have also said, concretises social relations, then the police in a capitalist state concretise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ominance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Nothing is more logical than an alliance of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a sector of capitalist class power that is ideologically dominant, and a sector of state power that materializes that ideological domination in its day to day practises. Such an alliance, even a corrupt or criminal one, merely formalizes the implicit systemic co-dependence of the two. The fact that it took the form of this kind of criminal conspiracy owes itself to more concrete determinations than we have discussed here - the specific hi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the evolution of the Murdoch empire, the accumulated outcomes of past struggles, the politics of the modern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and so on. But those will have to be followed up tomorrow.
不知何時開始，警察一詞早已與正義劃上等號。早前與友人談到英國竊聽風暴中警察受賄一事，他的評價是：「樹大有枯枝嘛」。我追問其因由，他便說從小到大警察都是負責維持治安的角色，沒有他們，社會上便不得安寧。一兩個受賄的警員，不能抹殺他們整體的功勞。
嗯，維持治安，又是這一點。身為一個左翼分子，筆者在此不厭其煩地重申一次，警察口中所謂的治安，只是一套建基於資產階級（包括中產）意識形態及其實際利益的規則，而警察，正正就是這套規則的護衛，他們不分是非黑白，只會是資本所是，非資本所非，此點在下文中已清楚提及。
＂the state constitutes the economy in various ways, in that it condenses, concentrates, organizes and materializes the politico-ideological rela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herent i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police, by upholding the system's political and legal relations, assist in the reproduction of its productive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by punishing transgressions (and normally issuing statements explaining the normative basis for such punishment), they assist in the moralization and legitimation of the same productive relations.＂
而正正是建基於這一點上，媒體與警察之間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皆因他們均是政府得以傳播其意識形態的有力工具。
＂...... the very fact of people having been arrested will certainly be presented in the media as evidence of serious disorder and violence, because the media automatically accept the legitimacy and validity of police claims until such time as they are rendered ridiculous - and sometimes not even then. That is, the police don't merely exercise a part of the state's monopoly of legitimate violence; they are the authoritative moral arbiter. And i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such that their highly ideological, politicised action is treated as neutral. ＂
亦因如此，是次警察受賄一事，並不純然是道德的問題，而是制度本身使然。再者，即使神蹟降臨，全世界的警察都有高尚情操，拒絕這些不道德的交易，他們本身與媒體的「合作」依然會出現，他們的存在本身便意味著扼殺了某些話語－－一些有害於資本運作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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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ing Britannia II posted by lenin
Well, since you ask, the ruling class in the UK has been estimated to comprise about 0.1%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 at the time of this estimate (1991), this would have been 43,500 people. Tha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ould both form part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and rule politically. Today, if the same proportions held, the ruling class would comprise about 50,000 people. However, a caveat. Quantifying the ruling class in this way can be useful for social imaging, but such figures should be taken with a pinch of salt. The ruling class should be understood not first as a quantity, but as a relation. And since those relations are in constant flux, constantly needing to be produced and reproduced, and since capital (and political power) tends to be progressively concentrated among smaller numbers of people, there will be a tendency for the ruling class to shrink relative to the population. At any rate, no such quantity is stable.
Further, in addition to the capitalist class itself, there is a bourgeois penumbra, a set of institutions and agents who rule alongside and on behalf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and whose social power is derivative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 these elites are particularly concentrated in the state. Which brings us back to the point I left you with yesterday, namely that a ruling class is such when it commandeers the state - it must not merely hold wealth but rule politically by virtue of that wealth,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space within which political antagonisms are resolved is in the national state. In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the emergence of a distinctly capitalist ruling class results in a distinctly capitalist form of state power. Robin Blackburn, in the discussion of Hanoverian Britain in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describes how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the new political arrangements favoured the direct rule of capital, inasmuch as a monarch with weak legitimacy allowed the propertied oligarchy to be assertive of its interests in parliament, while dominating most state posts at a local as well as national level - as County Commissioners, Lords Lieutenant, or Justices of the Peace, as well as MPs. Highly lucrative public offices -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chartered companies - were held as private property. As statesmen, they established corporations; as corporate members, they profited from the enterprise. As MPs they legislated; as Justices of the Peace they interpreted the law. Blackburn points out that this system, with its narrow franchise and rotten boroughs, represented bourgeois rule at an immature stage. As a result of this immaturity, the British capitalist state then had to proceed through centuries of struggle and adaptation, incorporating a franchise for the middle class, then working class men, then women, while also incorporating some popular demands in the form of social democracy. But the major offices of the state, its laws, its apparatus and its division of labour (social as well as technical) were elaborated under bourgeois domination, thus giving us a concrete example of how a state becomes 'impregnated' (in Therborn's phrase) with the drives of a particular social class, the capitalist class, allowing that class to rule politically.
So, this brings us to the role of the police, whose relationship to News International becomes all the more understandable once the former's role is better understood. This relationship included not merely the bribing of junior to middle rank police officers, and not merely wining and dining of senior officers, but the constant circulation of personnel between News International and the Met. There was a confluence of interests and a concert of actions. For example, when the police murdered Jean Charles de Menezes, it was the newspapers, particularly News International that they turned to to vilify the dead man. Lo and behold, we discover that News International was hacking the phone belonging to Menezes' cousin. And the favours were returned. The police not only failed to properly investigate News International's phone hacking when it was revealed, but actively applied pressure on the competition not to pursue the case. To say that this relationship facilitated a criminal conspiracy may be an understatement - when all the facts are out, it may prove more accurate to say that it was a criminal conspiracy.
But why should the police force be so available for corruption in tandem with the reactionary press? To answer this, it is important not to start with too much of a 'police' conception of the police. They are not merely a repressive apparatus. Nicos Poulantzas points out (State, Power, Socialism) that even ‘mainly’ repressive apparatuses such as the army, police, courts, prisons etc., all produce the ideological bases of capitalis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epressive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can thus only function at a purely indicative level. To insist on a strict division of labour along these lines leads to a mistaken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in which it secures acquiescence either by means of coercion or through 'false consciousness',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e state must produce a material substratum for consensus, organising aspects of productive relations in such a way as to generate consen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ee the state's role as extrinsic to the economy, as merely the guarantor of an autonomous, self-sufficient capitalist economy. This depends on a certain mechanistic 'base-superstructure' model of the relation of political structures to the economy. It would be more accurate to say that the state constitutes the economy in various ways, in that it condenses, concentrates, organizes and materializes the politico-ideological rela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herent i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police, by upholding the system's political and legal relations, assist in the reproduction of its productive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by punishing transgressions (and normally issuing statements explaining the normative basis for such punishment), they assist in the moralization and legitimation of the same productive relations.
Let's take a concrete example. The police are aware of a protest that is due to take place in Whitehall. They anticipate what they would term serious violence and disorder.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at this protest is organised by people wh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social-property relations, and the police consider any attempt to seriously realise such a challenge, however peaceable and democratic, an affront to their authority. Anyway, they coordinate a set of responses intended to bring the protest under tight spatial and physical control, until it can be dispersed. But those responses are not merely technological and technocratic. They proceed in a very ideologically sensitive manner, careful to produce the political-ideological pretext for each move they make. Even if this involves nothing more than arresting many people on trumped up charges, the very fact of people having been arrested will certainly be presented in the media as evidence of serious disorder and violence, because the media automatically accept the legitimacy and validity of police claims until such time as they are rendered ridiculous - and sometimes not even then. That is, the police don't merely exercise a part of the state's monopoly of legitimate violence; they are the authoritative moral arbiter. And i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such that their highly ideological, politicised action is treated as neutral.
We proceed with the example. The police use a repertoire of violence to coerce and contain the protesters - punches, slaps, baton strikes, mounted charges - and finish the day by isolating a manageable number of protesters and kettling them in a space so confined as to be physically dangerous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The explicit reasoning is that they are being held to prevent a breach of the peace, and that their detention will last no longer than is necessary to assure a peaceful dispersal. But this, of course, is an intensely ideological depiction of affairs, and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ideological preparation and foregrounding for its conduct to be coherent. Certain things must be automatically airbrushed or discounted for. Hence, the media, and especially the most right-wing and authoritarian tabloids, will be a natural ally in this process, particularly in the subsequent witch hunts. At every step here, the police have conducted a series of movements along various dimensions - political, ideological, legal, economic, etc - which isn't reducible to the forms of repression deployed. Even in its repressive moment, the state is enacting ideology - because ideology is not just a field of representation, but precisely a set of material practises, customs, lifestyle etc. When the police punish individuals (and, relevantly, fail to punish others), they contribute to these practises.
So, what is left that is mysteriou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media? Yesterday, I said that the capitalist media operates in a specific vector of class power concerned with the reproduction of ideas and images and that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ians was thus very natural as the latter als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ideology. The capitalist media's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dominant ideas and images in society is expressive of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in and over society. If the state, as we have also said, concretises social relations, then the police in a capitalist state concretise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ominance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Nothing is more logical than an alliance of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a sector of capitalist class power that is ideologically dominant, and a sector of state power that materializes that ideological domination in its day to day practises. Such an alliance, even a corrupt or criminal one, merely formalizes the implicit systemic co-dependence of the two. The fact that it took the form of this kind of criminal conspiracy owes itself to more concrete determinations than we have discussed here - the specific hi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the evolution of the Murdoch empire, the accumulated outcomes of past struggles, the politics of the modern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 and so on. But those will have to be followed up tomorrow.
2011年7月23日 星期六
「無敵鐵三角系列之一」 是「社會公器」，還是「政府公僕」？－－論統治階級，警察與媒體角色之關係。 By Ulysses
文章連結：http://leninology.blogspot.com/2011/07/ruling-brittania-i.html
早前曾提及，警察，政府(又或政客)，以及媒體三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彼此間互相「幫助」，從而組成一個無敵的統治鐵三角。但，何以是此三者?他們當中各自擔當了什麼角色？
首先，我們要明白，所謂的「統治階級」並不是以財富多寡，聲望，又或其工作種類來定義，這些極其量共是特徵而非本質。統治階級之所以為統治階級，乃因其在生產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A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produce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as it is producing itself will not survive a day. This means that the classes that constitute the society must, in the very act of reproducing themselves, also reproduce the society. Therefore, to identify a class in any society is to identify its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hat society. "
基於此定義，下文帶出了媒體的角色對統治階級到底有何重要之處。皆因他們必須要「reprodece itselt」，而媒體就正正有助於宣傳各種各樣有利統治階級的思想，並在各種重要議題上搶奪輿論陣地，從而維持統治階級的根基－－亦即當下之生產關係亦因如此，是次英國新聞業風暴，從來就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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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ing Britannia I posted by lenin
As promised, this i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posts looking a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ruling class. Before diving into some more abstract considerations, let me just draw your attention this description of the 'final hurrah' of the 'Chipping Norton set':
Rupert Murdoch's daughter Elisabeth and her PR tycoon husband Matthew Freud threw a party of decadent opulence and excess that saw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lite flock to their 22-bedroom Cotswolds mansion Burford Priory yet again.
Just 24 hours later, the news broke that murdered schoolgirl Milly Dowler's mobile had been hacked by Rupert Murdoch's News of the World newspaper and his global empire was plunged into disarray.
...
The group has been dubbed the Chipping Norton Set because its key members,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all own homes within a few miles of the Oxfordshire town. One prominent member of the set described its allure – and its value to the Murdochs.
'It is like the social wing of the Murdoch media empire. Rupert wields his influence through his newspaper and TV network. Elisabeth and Matthew feed off this by providing a link between the worlds of politics, business and showbusiness. Their wealth means they can provide for them all to meet in complete privacy at Burford. Behind it all is the unspoken assumption that if you are out of favour with Rupert Murdoch, you are not likely to get invited.'
At the party, just before the fell of dark, are cabinet ministers and ex-cabinet ministers (Cameronites and Blairites - the Thatcherite coalition in parliament), media personnel,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Aside from the Murdochs, there is Michael Gove, Peter Mandelson, Ed Vaizey, David Miliband, James Purnell, Douglas Alexander from the front benches, Robert Peston, Alan Yentob and Jeremy Clarkson from the BBC, Rebekah Brooks and her Etonian husband Charlie Brooks, Cameron's policy advisor Steve Hilton, the PR man Matthew Freud (Elizabeth Murdoch's husband), and Google executive Rachel Whetstone (Steve Hilton's wife). Put bluntly, at this little soiree you have a congregation of genuine members of the ruling class, alongside their courtiers, clerks and clowns.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y're united by a broadly very similar alignment of interests and perspectives, centring on Atlantic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Such forms of socialisation and networking would surprise no one. The papers are filled at the moment with other, similar fare - swish dinners between top police officials and News Corp. execs, for example - though none has quite the same decadent, gilded age feel of this gathering of the doomed. They're like the rich in Diego Rivera's mural for the Rockefeller building, partying in obscene opulence, while the syphillis cell floats menacingly over their heads.
***
The sense in which this gathering is illustrative of ruling class power demands a little more elaboration, however, even at the risk of being pedantic. Inasmuch as a ruling class is ever acknowledged (and there is some scholarly literature, much of it a bit dated, on the subject), it is usually discussed in terms of property, privilege, status and power, working within elitist or pluralist problematics. Naturally, the discussion in the popular press tends to focus on 'colour', personality details, prestige, bank balance, geographies of privilege, social ties and inbreeding, but the truth is that the academia has done much to set the tone here by directing the focus to the attributes rather than sources of class power. The marxist approach is quite different. As Goran Therborn points out, the focus of marxist enquiries on the subject of a class is the process of its reproduction.
A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produce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as it is producing itself will not survive a day. This means that the classes that constitute the society must, in the very act of reproducing themselves, also reproduce the society. Therefore, to identify a class in any society is to identify its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hat society. To analyse class relations is to analyse productive relations. Capitalist production does not only create commodities and profits. It produces the capital-relation itself. It produces the capitalist, and the wage labourer. This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has an important implication - one cannot look to market transactions and flows of income to understand how class works. Rather, it is outside the sphere of the market that classes are produced, in the workplace. Marx puts it like this: "The consumption of labour-power is completed, as in the case of every other commodity, outside the market of the sphere of circulation. Let us therefore, in company with the owner of money and the owner of labour-power, leave this noisy sphere, where everything takes place on the surface and in full view of everyone, and follow them into the hidden abode of production, on whose threshold there hangs the notice ‘No admittance except on business’. Here we shall see, not only how capital produces, but how capital is itself produced."
In this light, income flows, status, rank and prestige are attributes of class but do not define it. Take, for example, the question of social rank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ank in British society, as in most societies, i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ons of extant elites. By definition, then, rank is derivative of class. Rank may help define castes within classes, or may be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sustenance of class domination, but it is secondary. Having said all that, I can now look at the Murdochs' gathering in minted rural Oxfordshire and state more specifically where the class power lies. The ruling class power lies principally with the hosts, the owners of major media & communications firms; as owners of capital, they reproduce the system by investing that capital and purchasing labour-power and productive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duce a surplus which they accumulate as profit. Jeremy Clarkson, a clown of sorts, is also a major owner of capital, generating almost a million a year from his holdings in one production company alone. Those whom I loosely characterised as courtiers and clerks, the politicians and corporate personnel who own no capital but exercise authority and social power on behalf of the owners (either directly or at some remove), would then be (upper) middle class.
***
But of course, there's more to it than this. Because this is a very specific kind of class power, in that these individuals represent sectors of power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reproduction of images and ideas. Unsurprisingly,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circulation between them - the Google PR woman Rachel Whetstone has also been an advisor to the Tories; Education Secretary Michael Gove is also a Times columnist (so in a very real sense was there to butter up his employers), and so on. Because of the power that they exert, the images and ideas they produce tend to become the dominant ones in society. For Marx and Engels, this could best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the tendency for specialis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o be developed to a particularly marked degree under capitalism. Thu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ntailed a division between physical and mental labour, not merely among workers, but within the ruling class "so that inside this class one part appears as the thinkers of the class (its active, conceptive ideologists who make the formation of the illusions of the class about itself their chief source of livelihood)".
Of course, no ruling class ever does anything entirely for itself - not the cooking, not the child-rearing, not the driving (or, in Rebekah Brooks' case, the helicopter piloting), and most certainly not the thinking. Hence, the active, conceptive ideologists of the ruling class who precisely formulate "the illusions of the class" are only rarely members of the ruling class. There are a few cases where they are - Thomas Friedman, and Bernard-Henri Levy are examples - but otherwise they tend to be simply well-remunerated professionals, the gold-diggers of the academia and media, the upper middle class. The means by which this happens are straightforward in the proprietor-driven newspapers. The owner has a particular world-view, the editorial staff are expected to promote this world-view, and they duly hire and promote a suitably submissive and obedient staff to do just this. (Incidentally, such submissiveness is not only entirely compatible with hard-bitten individualism and self-interest, it is actually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most encouraged as it constitutes a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petitive weltanschauung of the master-class).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for example, that of all of Rupert Murdoch's dozens of newspapers across the globe, not a single one opposed the Iraq war. It has also been pointed out that Murdoch was personally very close to and supportive of the Blair administration in this period. But of course, it is doubtful that Murdoch even had to be persuaded to support the Iraq war, or that he ever had to pick up a 'phone to find out which way his editors were thinking of going on the issue. It was probably just assumed, as Murdoch had specifically built his newspaper empire to automatically reproduce his general perspective - his reactionary politics and vicious morality, "the illusions of the class" - on a daily basis.
But even where a mega proprietor isn't involved, the market is such that there will always be more money in pleasing the ruling class. Even if you're an academic working in a slightly insulated environment (ever so slightly insulated), the real money, the real kudos, comes not from doing solid work for obscure academic journals, but from producing ruling class ideology through house organs, thinktanks, newspapers, and documentaries. Think were Niall Ferguson would be if he had been forced to rely 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a shrinking humanities department for his income. Politicians are slightly more tragic in that most of them don't seek a fortune, but instead defer to ruling class ideology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because of the flak which backs up that ideology. The extent of this flak, the protection racket based on the potential for humiliating exposure and rabid denunciation, backed up by the police, has until recently only been guessed at.
This particular purview on ruling class power is ideal for discerning the way in which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relations are already present in productive relations. It also illustrates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it colonises the state and imposes its own imperatives, the better to facilitate its further reproduction and expansion.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point, leading into tomorrow's sequel: a ruling class is such when it commands the state, when the state responds to its needs as absolute imperatives.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his to be effective that there should be corruption, that coppers should be bribed and top officers wined and dined. Nor is it necessary that there should be the kinds of industrial scale corporate lobbying that is familiar in K-Street. It is not necessary, but it helps - or rather, it represents a kind of advance for those sectors of capital able to effect it, because it circumvents the corseting formalities imposed by democracy (without suspending or overthrowing it). The fact that politicians, policemen, and perhaps intelligence are imbricated with News International in networks of mutual corruption and lawlessness is indicative not that the system broke down, but that it worked as normal, producing the expected concentrations of capitalist class power in the hugely influential region of ideological reproduction. Given the agents involved, and the relations of power involved, what else could have happened? And now it's breaking down.
It is a characteristic of capitalism in crisis that the ruling class begins to fragment as its unifying discourses cease to be plausible, and as coherent responses to crisis fail to present themselves. In such circumstances, a crisis that might previously have been regionalised and specific to one sector of the ruling class can suddenly have vertigin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whole class, its cohesion, its legitimacy and its ability to lead. A crisis is not the same as downfall, by any means; it means, in this context, a disruption of the normal channels of power,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flows of its reproduction,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susceptible to resolution depending on the capacities of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ruling class agencies, especially the political executive. Much will depend now on how effectively Number Ten coordinates a variety of sympathetic networks to draw steam out of the issue while gradually closing down the debate and allowing the summer holidays to bury the story. That depends, of course, on how much a divided Tory party is prepared to rally behind Cameron, and how much the Liberals are prepared to go along with it.
早前曾提及，警察，政府(又或政客)，以及媒體三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彼此間互相「幫助」，從而組成一個無敵的統治鐵三角。但，何以是此三者?他們當中各自擔當了什麼角色？
首先，我們要明白，所謂的「統治階級」並不是以財富多寡，聲望，又或其工作種類來定義，這些極其量共是特徵而非本質。統治階級之所以為統治階級，乃因其在生產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A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produce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as it is producing itself will not survive a day. This means that the classes that constitute the society must, in the very act of reproducing themselves, also reproduce the society. Therefore, to identify a class in any society is to identify its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hat society. "
基於此定義，下文帶出了媒體的角色對統治階級到底有何重要之處。皆因他們必須要「reprodece itselt」，而媒體就正正有助於宣傳各種各樣有利統治階級的思想，並在各種重要議題上搶奪輿論陣地，從而維持統治階級的根基－－亦即當下之生產關係亦因如此，是次英國新聞業風暴，從來就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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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ing Britannia I posted by lenin
As promised, this i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posts looking a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ruling class. Before diving into some more abstract considerations, let me just draw your attention this description of the 'final hurrah' of the 'Chipping Norton set':
Rupert Murdoch's daughter Elisabeth and her PR tycoon husband Matthew Freud threw a party of decadent opulence and excess that saw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lite flock to their 22-bedroom Cotswolds mansion Burford Priory yet again.
Just 24 hours later, the news broke that murdered schoolgirl Milly Dowler's mobile had been hacked by Rupert Murdoch's News of the World newspaper and his global empire was plunged into disarray.
...
The group has been dubbed the Chipping Norton Set because its key members,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all own homes within a few miles of the Oxfordshire town. One prominent member of the set described its allure – and its value to the Murdochs.
'It is like the social wing of the Murdoch media empire. Rupert wields his influence through his newspaper and TV network. Elisabeth and Matthew feed off this by providing a link between the worlds of politics, business and showbusiness. Their wealth means they can provide for them all to meet in complete privacy at Burford. Behind it all is the unspoken assumption that if you are out of favour with Rupert Murdoch, you are not likely to get invited.'
At the party, just before the fell of dark, are cabinet ministers and ex-cabinet ministers (Cameronites and Blairites - the Thatcherite coalition in parliament), media personnel,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Aside from the Murdochs, there is Michael Gove, Peter Mandelson, Ed Vaizey, David Miliband, James Purnell, Douglas Alexander from the front benches, Robert Peston, Alan Yentob and Jeremy Clarkson from the BBC, Rebekah Brooks and her Etonian husband Charlie Brooks, Cameron's policy advisor Steve Hilton, the PR man Matthew Freud (Elizabeth Murdoch's husband), and Google executive Rachel Whetstone (Steve Hilton's wife). Put bluntly, at this little soiree you have a congregation of genuine members of the ruling class, alongside their courtiers, clerks and clowns.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y're united by a broadly very similar alignment of interests and perspectives, centring on Atlantic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Such forms of socialisation and networking would surprise no one. The papers are filled at the moment with other, similar fare - swish dinners between top police officials and News Corp. execs, for example - though none has quite the same decadent, gilded age feel of this gathering of the doomed. They're like the rich in Diego Rivera's mural for the Rockefeller building, partying in obscene opulence, while the syphillis cell floats menacingly over their h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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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se in which this gathering is illustrative of ruling class power demands a little more elaboration, however, even at the risk of being pedantic. Inasmuch as a ruling class is ever acknowledged (and there is some scholarly literature, much of it a bit dated, on the subject), it is usually discussed in terms of property, privilege, status and power, working within elitist or pluralist problematics. Naturally, the discussion in the popular press tends to focus on 'colour', personality details, prestige, bank balance, geographies of privilege, social ties and inbreeding, but the truth is that the academia has done much to set the tone here by directing the focus to the attributes rather than sources of class power. The marxist approach is quite different. As Goran Therborn points out, the focus of marxist enquiries on the subject of a class is the process of its reproduction.
A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produce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as it is producing itself will not survive a day. This means that the classes that constitute the society must, in the very act of reproducing themselves, also reproduce the society. Therefore, to identify a class in any society is to identify its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hat society. To analyse class relations is to analyse productive relations. Capitalist production does not only create commodities and profits. It produces the capital-relation itself. It produces the capitalist, and the wage labourer. This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has an important implication - one cannot look to market transactions and flows of income to understand how class works. Rather, it is outside the sphere of the market that classes are produced, in the workplace. Marx puts it like this: "The consumption of labour-power is completed, as in the case of every other commodity, outside the market of the sphere of circulation. Let us therefore, in company with the owner of money and the owner of labour-power, leave this noisy sphere, where everything takes place on the surface and in full view of everyone, and follow them into the hidden abode of production, on whose threshold there hangs the notice ‘No admittance except on business’. Here we shall see, not only how capital produces, but how capital is itself produced."
In this light, income flows, status, rank and prestige are attributes of class but do not define it. Take, for example, the question of social rank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ank in British society, as in most societies, i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ons of extant elites. By definition, then, rank is derivative of class. Rank may help define castes within classes, or may be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sustenance of class domination, but it is secondary. Having said all that, I can now look at the Murdochs' gathering in minted rural Oxfordshire and state more specifically where the class power lies. The ruling class power lies principally with the hosts, the owners of major media & communications firms; as owners of capital, they reproduce the system by investing that capital and purchasing labour-power and productive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duce a surplus which they accumulate as profit. Jeremy Clarkson, a clown of sorts, is also a major owner of capital, generating almost a million a year from his holdings in one production company alone. Those whom I loosely characterised as courtiers and clerks, the politicians and corporate personnel who own no capital but exercise authority and social power on behalf of the owners (either directly or at some remove), would then be (upper) midd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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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of course, there's more to it than this. Because this is a very specific kind of class power, in that these individuals represent sectors of power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reproduction of images and ideas. Unsurprisingly,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circulation between them - the Google PR woman Rachel Whetstone has also been an advisor to the Tories; Education Secretary Michael Gove is also a Times columnist (so in a very real sense was there to butter up his employers), and so on. Because of the power that they exert, the images and ideas they produce tend to become the dominant ones in society. For Marx and Engels, this could best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the tendency for specialis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o be developed to a particularly marked degree under capitalism. Thu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ntailed a division between physical and mental labour, not merely among workers, but within the ruling class "so that inside this class one part appears as the thinkers of the class (its active, conceptive ideologists who make the formation of the illusions of the class about itself their chief source of livelihood)".
Of course, no ruling class ever does anything entirely for itself - not the cooking, not the child-rearing, not the driving (or, in Rebekah Brooks' case, the helicopter piloting), and most certainly not the thinking. Hence, the active, conceptive ideologists of the ruling class who precisely formulate "the illusions of the class" are only rarely members of the ruling class. There are a few cases where they are - Thomas Friedman, and Bernard-Henri Levy are examples - but otherwise they tend to be simply well-remunerated professionals, the gold-diggers of the academia and media, the upper middle class. The means by which this happens are straightforward in the proprietor-driven newspapers. The owner has a particular world-view, the editorial staff are expected to promote this world-view, and they duly hire and promote a suitably submissive and obedient staff to do just this. (Incidentally, such submissiveness is not only entirely compatible with hard-bitten individualism and self-interest, it is actually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most encouraged as it constitutes a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petitive weltanschauung of the master-class).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for example, that of all of Rupert Murdoch's dozens of newspapers across the globe, not a single one opposed the Iraq war. It has also been pointed out that Murdoch was personally very close to and supportive of the Blair administration in this period. But of course, it is doubtful that Murdoch even had to be persuaded to support the Iraq war, or that he ever had to pick up a 'phone to find out which way his editors were thinking of going on the issue. It was probably just assumed, as Murdoch had specifically built his newspaper empire to automatically reproduce his general perspective - his reactionary politics and vicious morality, "the illusions of the class" - on a daily basis.
But even where a mega proprietor isn't involved, the market is such that there will always be more money in pleasing the ruling class. Even if you're an academic working in a slightly insulated environment (ever so slightly insulated), the real money, the real kudos, comes not from doing solid work for obscure academic journals, but from producing ruling class ideology through house organs, thinktanks, newspapers, and documentaries. Think were Niall Ferguson would be if he had been forced to rely 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a shrinking humanities department for his income. Politicians are slightly more tragic in that most of them don't seek a fortune, but instead defer to ruling class ideology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because of the flak which backs up that ideology. The extent of this flak, the protection racket based on the potential for humiliating exposure and rabid denunciation, backed up by the police, has until recently only been guessed at.
This particular purview on ruling class power is ideal for discerning the way in which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relations are already present in productive relations. It also illustrates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it colonises the state and imposes its own imperatives, the better to facilitate its further reproduction and expansion.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point, leading into tomorrow's sequel: a ruling class is such when it commands the state, when the state responds to its needs as absolute imperatives.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his to be effective that there should be corruption, that coppers should be bribed and top officers wined and dined. Nor is it necessary that there should be the kinds of industrial scale corporate lobbying that is familiar in K-Street. It is not necessary, but it helps - or rather, it represents a kind of advance for those sectors of capital able to effect it, because it circumvents the corseting formalities imposed by democracy (without suspending or overthrowing it). The fact that politicians, policemen, and perhaps intelligence are imbricated with News International in networks of mutual corruption and lawlessness is indicative not that the system broke down, but that it worked as normal, producing the expected concentrations of capitalist class power in the hugely influential region of ideological reproduction. Given the agents involved, and the relations of power involved, what else could have happened? And now it's breaking down.
It is a characteristic of capitalism in crisis that the ruling class begins to fragment as its unifying discourses cease to be plausible, and as coherent responses to crisis fail to present themselves. In such circumstances, a crisis that might previously have been regionalised and specific to one sector of the ruling class can suddenly have vertigin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whole class, its cohesion, its legitimacy and its ability to lead. A crisis is not the same as downfall, by any means; it means, in this context, a disruption of the normal channels of power,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flows of its reproduction,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susceptible to resolution depending on the capacities of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ruling class agencies, especially the political executive. Much will depend now on how effectively Number Ten coordinates a variety of sympathetic networks to draw steam out of the issue while gradually closing down the debate and allowing the summer holidays to bury the story. That depends, of course, on how much a divided Tory party is prepared to rally behind Cameron, and how much the Liberals are prepared to go along with it.
2011年7月17日 星期日
再戰阿拉伯世界 by蕭
文章連結：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jul/15/arab-spring-rescue-renewed-protesters
At first we lied to ourselves, we wanted to believe they were with us. But now the street has woken up and it is saying to SCAF 'we are the rulers, and you follow our orders –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We are the fucking red line, you do not cross us.
如果各位看倌一直有留意本站，其實老早在一個月之前我們已經說過類似的話：埃及革命只是換湯不換藥，當初民眾的經濟訴求通通都沒有改善。對，穆巴拉克被拉下台了，但經濟政策依舊、官僚制度依舊，通通都依舊。看來，成功的「革命」還是遙遠得很。
（見http://leftistreloaded.blogspot.com/2011/06/egypt-democracy-social-justice-and.html）
其實，類似的情況何止在埃及出現？這次北非及中東的革命浪潮是史詩級的，它波及約旦、敘利亞、突尼西亞、也門等地，它震撼了整個北非以致整個世界。
現在，震撼還是有的，但這種震撼不再源自那種高呼獨裁者下台的革命熱情 。讓我們回到現實，今天震撼各地群眾的原因是他們從來都未想過，革命過後的新政府竟然一如既往，竟然如此庸碌無能。
在北非及中東各地，成千上萬的群眾又走了出來。當初的開羅廣場又充滿了黑黝黝的人頭，他們又一次面對著那些荷槍實彈的警察。不計埃及，在敘利亞，已經有十九個示威者被殺。
當然，我們都知道今天北非革命的社會主義元素少到不得了。但是作為radical，我們相深信要改變世界就要從根本開始。若果革命沒有將軍商政三界糾纏的的根源－－資本主義連根拔起，那麼革命就只能獲得一個改朝換代的結果。蓋掩在新政府的面具的背後，仍舊是一個個肚滿腸肥的大商家、一個個權力慾澎湃的軍官。
可能，我們在此時此刻說要廢除私有產權、要廢除僱用勞動制只是天方夜譚，但我們不應忘記群眾從來不是靜止的，群眾的意識可被改變。面對龐大的群眾，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告訴群眾怎樣才能達成真正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必須改變群眾的意識。
革命從來不是一次性的，革命是一個過程。托洛斯基說得對，革命是不斷的。
At first we lied to ourselves, we wanted to believe they were with us. But now the street has woken up and it is saying to SCAF 'we are the rulers, and you follow our orders –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We are the fucking red line, you do not cross us.
－Shady Alaa El Din，一個埃及的示威者
如果各位看倌一直有留意本站，其實老早在一個月之前我們已經說過類似的話：埃及革命只是換湯不換藥，當初民眾的經濟訴求通通都沒有改善。對，穆巴拉克被拉下台了，但經濟政策依舊、官僚制度依舊，通通都依舊。看來，成功的「革命」還是遙遠得很。
（見http://leftistreloaded.blogspot.com/2011/06/egypt-democracy-social-justice-and.html）
其實，類似的情況何止在埃及出現？這次北非及中東的革命浪潮是史詩級的，它波及約旦、敘利亞、突尼西亞、也門等地，它震撼了整個北非以致整個世界。
現在，震撼還是有的，但這種震撼不再源自那種高呼獨裁者下台的革命熱情 。讓我們回到現實，今天震撼各地群眾的原因是他們從來都未想過，革命過後的新政府竟然一如既往，竟然如此庸碌無能。
在北非及中東各地，成千上萬的群眾又走了出來。當初的開羅廣場又充滿了黑黝黝的人頭，他們又一次面對著那些荷槍實彈的警察。不計埃及，在敘利亞，已經有十九個示威者被殺。
當然，我們都知道今天北非革命的社會主義元素少到不得了。但是作為radical，我們相深信要改變世界就要從根本開始。若果革命沒有將軍商政三界糾纏的的根源－－資本主義連根拔起，那麼革命就只能獲得一個改朝換代的結果。蓋掩在新政府的面具的背後，仍舊是一個個肚滿腸肥的大商家、一個個權力慾澎湃的軍官。
可能，我們在此時此刻說要廢除私有產權、要廢除僱用勞動制只是天方夜譚，但我們不應忘記群眾從來不是靜止的，群眾的意識可被改變。面對龐大的群眾，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告訴群眾怎樣才能達成真正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必須改變群眾的意識。
革命從來不是一次性的，革命是一個過程。托洛斯基說得對，革命是不斷的。
2011年7月16日 星期六
風暴中的微弱曙光－－－論英國竊聽風暴
文章連結：http://leninology.blogspot.com/2011/07/killed-in.html
不論小學或中學，教科書都會告訴你以下內容：政府，人民的公僕；警察，正義的守衛；媒體，社會的公器。
可惜，現實的景像與書本的描繪，似乎有段距離。
在現世之，警察，是盲從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機器；媒體，是政治家與資本家欺騙市民的面紗。而資本主義下的政府，則只顧維持資本家的利益而不顧人民死活－－除非你的屍骸會減少資本家的利益吧。三者之間彼此利用又或輸送利益，從而組成了一個互相扶持的堅固鐵三角。一個，只為了讓資本家積累更多資本的冷血三角。
不過，最近的英國，這個如此強大的鐵三角，在媒體與政府的一邊，似乎出現了裂縫並透出一絲曙光。 一宗竊聽風暴正席捲傳媒大亨梅鐸的新聞帝國，當中涉案的更包括部分受賄的英國警察高層，以及知名政客甚或前首相。而隨著這個帝國的動搖，英國媒體的工人將有機會進行一場大反擊，重新鞏固工人階級的勢力，打擊整個媒體工業的建制，以及對抗他們強大的盟力－－警察與政府。特別是英國政府內部亦不是鐵板一塊，當中不乏可利用的勢力。
可惜，工人的視野似乎只局限於他們的飯碗。筆者固然明白失業的問題對工人乃性命攸關之事。但正如下文所述，「The disproportionate focus on the loss of jobs at News International misses the point. The loss of jobs is a story; it's not the story. 」失業，只是問題的「果」。而真正的問題，在於整個制度本身。套用作者的話，若大家的視線只聚焦於失業之上，那麼這只是「 an extremely vulgar sort of reductionism. It does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political analysis and, in fact, is its own kind of moralism.」
假若在這個至為關鍵的關頭，我們未能捉實那絲微弱的曙光，那麼很快就會有「新梅鐸」的出現，重新修補那裂縫。到時候，世界將再漆黑一片，而我們只能再次靜待－－若還在生的話－－下一個風暴的來臨。
詳情請看以下文章。
－－－－－－－－－－－－－－－－－－－－－－－－－－－－－－－－－－－－－
Let it bleed posted by lenin
I'll say it again. The disproportionate focus on the loss of jobs at News International misses the point. The loss of jobs is a story; it's not the story. To begin and end with jobs, to evaluate the closure of News of the World purely on that basis, as the Labour blogger Simon Hewitt does, is an extremely vulgar sort of reductionism. It does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political analysis and, in fact, is its own kind of moralism.
不論小學或中學，教科書都會告訴你以下內容：政府，人民的公僕；警察，正義的守衛；媒體，社會的公器。
可惜，現實的景像與書本的描繪，似乎有段距離。
在現世之，警察，是盲從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機器；媒體，是政治家與資本家欺騙市民的面紗。而資本主義下的政府，則只顧維持資本家的利益而不顧人民死活－－除非你的屍骸會減少資本家的利益吧。三者之間彼此利用又或輸送利益，從而組成了一個互相扶持的堅固鐵三角。一個，只為了讓資本家積累更多資本的冷血三角。
不過，最近的英國，這個如此強大的鐵三角，在媒體與政府的一邊，似乎出現了裂縫並透出一絲曙光。 一宗竊聽風暴正席捲傳媒大亨梅鐸的新聞帝國，當中涉案的更包括部分受賄的英國警察高層，以及知名政客甚或前首相。而隨著這個帝國的動搖，英國媒體的工人將有機會進行一場大反擊，重新鞏固工人階級的勢力，打擊整個媒體工業的建制，以及對抗他們強大的盟力－－警察與政府。特別是英國政府內部亦不是鐵板一塊，當中不乏可利用的勢力。
可惜，工人的視野似乎只局限於他們的飯碗。筆者固然明白失業的問題對工人乃性命攸關之事。但正如下文所述，「The disproportionate focus on the loss of jobs at News International misses the point. The loss of jobs is a story; it's not the story. 」失業，只是問題的「果」。而真正的問題，在於整個制度本身。套用作者的話，若大家的視線只聚焦於失業之上，那麼這只是「 an extremely vulgar sort of reductionism. It does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political analysis and, in fact, is its own kind of moralism.」
假若在這個至為關鍵的關頭，我們未能捉實那絲微弱的曙光，那麼很快就會有「新梅鐸」的出現，重新修補那裂縫。到時候，世界將再漆黑一片，而我們只能再次靜待－－若還在生的話－－下一個風暴的來臨。
詳情請看以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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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it bleed posted by lenin
I'll say it again. The disproportionate focus on the loss of jobs at News International misses the point. The loss of jobs is a story; it's not the story. To begin and end with jobs, to evaluate the closure of News of the World purely on that basis, as the Labour blogger Simon Hewitt does, is an extremely vulgar sort of reductionism. It does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political analysis and, in fact, is its own kind of moralism.
2011年7月15日 星期五
「競爭的」全球化？還是「壟斷的」全球化？ by kenef
暢銷書告訴我們：「世界是平的。」
「我們活在競爭日漸激烈的全球化年代，香港如果不能提高競爭力，將被上海淘汰！」這種日夜在報章新聞宣傳的屁話，比人肉錄音機更煩人。
如果資本主義的世界，真是一個開放的、人人有機會創業的、有商業頭腦肯吃苦就可成功的世界，我們這些「八十後」還用問「自己為何做不到李嘉誠」嗎？今天這篇文章，正是要點出所謂「全球化」，不啻是壟斷資本的全球化。
2011年7月14日 星期四
大陸「八十後」看工運策略 by kenef
談起中國工會，我們只知道那個中共旗下的「全國總工會」，那些小型的獨立工會，只是偶爾聽內地工運朋友分享時才知道他們的存在，更不用談了解他們的事跡了。談起中國工運，我們最多只數到富士康和本田。我們對中國工運的認識是如何的缺乏！今次透過烏有之鄉找到這篇文，是關於六個月前哈爾濱鐵路工人發起的工會改組「運動」。文雖然舊了點，但似乎也足夠讓無知的我們一窺中國工運狀況。
事源一名基層鐵路工人李春生於網上論壇發表要求改組工會、保護工人權益的言論，立刻被論壇封殺，更被單位領導勸喻不要搞事。一再堅持己見的李春生，其後被單位威脅要開除他。網上因此聚集了不少關注和支持他的朋友。
2011年7月13日 星期三
浸大關愛神奇咒語－－外判外判責任走！ (by 東)
今次番黎本地少少o既議題
(普羅列塔網正式宣佈退休咁濟)
事緣：早前浸會大學外判酒樓聯福樓結束營業，承辦商拖欠近二十位員工逾八十萬元遣散費，於是工友聯同工會向校方施壓，希望在聯福樓的招標按金裡面賠錢給工人，豈料校方高層諸多阻撓及藉口，昨日工友們到立法會門外抗議。
細閱文章後，有些說話想說及經驗想分享：
大學成日都話自己「在明明德」，其實大家心知校方講得呢 d 說話其實都唔係好道德 (黃子華語)
校方自己有冇安守本份先？
我的意思是
1./ 最起碼，有冇平時監實條數，唔係外判就可以卸責架o麻；如果有睇實，點解依家搞到咁？
筆者最基本o既觀察係，校方以至好多政府部門及私人機構，無論係膳食服務定係清潔、保安管理，都經常採用外判制，一來價低者得，可以減少開支及行政負擔，二來有事o既時候隔多一重，可以推卸責任。
2./ 到依家出左事，校方反對工友的建議之後，有冇俾一個合理的方案去解決工友當下危險的處境先？定係睇住 d 工友死？
3./ 校方o既諗法，以及一般局外人都會話「去勞工處咪得囉，你地成班人搞屎棍o者」。對唔住，唔好成日覺得勞工處就係幫工友呢邊，佢目的係調停勞資雙方o既糾紛，而且好多時都係偏幫資方架喇，你細心睇下面篇文，其實連勞工處都支持老闆拖糧。到最尾如果老闆真係一個仙都唔俾，勞工處只係不斷勸籲、出信俾資方，搞到幾個月之後先至會到法庭（勞資審裁處），而呢幾個月o既時間足以消磨工友的意志，你估呢幾個月工友唔洗搵食咩，但係老闆就可以細水流長咁拖到你冇心力同佢鬥。而同樣的不了了之的經歷亦經常在建築行業入面發生，三判、四判o個 d 都會成日走數，愈判得多層問題就愈見嚴重。
4./ 請你睜開你的 C 眼睇下個現實吧
老闆拖糧搵埋 d 大隻佬迫你簽字，唔簽就係一個仙都冇
完完全全將勞資關係o既矛盾展現出黎, 呢個先係社會o既真象
呢 d 活生生o既見證我唔覺得係"Mutually benefitual "或者電視廣告所講o既 VV 雙贏
5./ 文章還帶我們認清事實，指出《蘋果日報》專門將一切店舖倒閉都怪罪到工資提升，尤其在最低工資成立之後抹黑就更嚴重，大家閱讀主流媒體時定必提防提防！
6./ 以後或者會有後續行動及報導，密切留意！
(普羅列塔網正式宣佈退休咁濟)
事緣：早前浸會大學外判酒樓聯福樓結束營業，承辦商拖欠近二十位員工逾八十萬元遣散費，於是工友聯同工會向校方施壓，希望在聯福樓的招標按金裡面賠錢給工人，豈料校方高層諸多阻撓及藉口，昨日工友們到立法會門外抗議。
細閱文章後，有些說話想說及經驗想分享：
大學成日都話自己「在明明德」，其實大家心知校方講得呢 d 說話其實都唔係好道德 (黃子華語)
校方自己有冇安守本份先？
我的意思是
1./ 最起碼，有冇平時監實條數，唔係外判就可以卸責架o麻；如果有睇實，點解依家搞到咁？
筆者最基本o既觀察係，校方以至好多政府部門及私人機構，無論係膳食服務定係清潔、保安管理，都經常採用外判制，一來價低者得，可以減少開支及行政負擔，二來有事o既時候隔多一重，可以推卸責任。
2./ 到依家出左事，校方反對工友的建議之後，有冇俾一個合理的方案去解決工友當下危險的處境先？定係睇住 d 工友死？
3./ 校方o既諗法，以及一般局外人都會話「去勞工處咪得囉，你地成班人搞屎棍o者」。對唔住，唔好成日覺得勞工處就係幫工友呢邊，佢目的係調停勞資雙方o既糾紛，而且好多時都係偏幫資方架喇，你細心睇下面篇文，其實連勞工處都支持老闆拖糧。到最尾如果老闆真係一個仙都唔俾，勞工處只係不斷勸籲、出信俾資方，搞到幾個月之後先至會到法庭（勞資審裁處），而呢幾個月o既時間足以消磨工友的意志，你估呢幾個月工友唔洗搵食咩，但係老闆就可以細水流長咁拖到你冇心力同佢鬥。而同樣的不了了之的經歷亦經常在建築行業入面發生，三判、四判o個 d 都會成日走數，愈判得多層問題就愈見嚴重。
4./ 請你睜開你的 C 眼睇下個現實吧
老闆拖糧搵埋 d 大隻佬迫你簽字，唔簽就係一個仙都冇
完完全全將勞資關係o既矛盾展現出黎, 呢個先係社會o既真象
呢 d 活生生o既見證我唔覺得係"Mutually benefitual "或者電視廣告所講o既 VV 雙贏
5./ 文章還帶我們認清事實，指出《蘋果日報》專門將一切店舖倒閉都怪罪到工資提升，尤其在最低工資成立之後抹黑就更嚴重，大家閱讀主流媒體時定必提防提防！
6./ 以後或者會有後續行動及報導，密切留意！
你外判，我捐款：記浸大聯福樓欠薪
2011年7月10日 星期日
東非大旱災與資本主義的美妙旅程 by蕭
文章連結：http://www.socialistworker.co.uk/art.php?id=25299
http://www.guardian.co.uk/global-development/gallery/2011/jul/08/east-africa-drought-in-pictures#/?picture=376547799&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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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東非發生六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旱災，近千萬人，對，是千萬人的生命也受到威脅，他們將要面對飢荒、疾病的巨大災難。
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劃教導我們：我們要競爭！我們要力爭上游！我們要賺大錢！人人都是他媽的自私！你仆街？好，只要我無事就好。東非的飢荒？與我何干？我連自己的生活也未顧好啊。
回到今天的東非，他媽的旱災不只是因為天公不做美，而是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以致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推波助瀾的結果。英國說會為埃塞俄比亞提供三千八百萬磅的援助，但不好意思，埃國的債務還有幾十億呢。債務是打從哪來的？對不起，英國有份，美國有份，歐洲有份，原來大家都有份。
對了，真想不到這些年間糧食會變得那麼貴呢，自從金融海嘯以來，世界的對沖基金、投資銀行、退休基金把1250億美金都投入糧食市場炒賣了，炒得今天誰都買不起食物。噢，你們不要東張西望，IMF、美國、歐洲、全世界你們通通都有份，你們通通都在玩這個新自由主義的遊戲，都在進行這個資本主義的美妙旅程。
好像有點轉彎抹角，其實我想說的是：災難從一開始就是人為的。憑人類如此龐大的生產力，人類根本就不需要再面對飢餓、貧窮，人類一早就可以過一些更好的生活。你活在發達國家可能覺得資本主義不錯啊，你的生活也不錯啊。可是放眼世界，誰在承擔你的生活？誰在忍受你的富裕？是全世界的窮人、全世界的無產者。面對現實，我們雙手都沾滿了鮮血。
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裡引過十七世紀英國詩人John Donne的詩：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ach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ine own
Or of thine friend's were.
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Therefore, send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http://www.guardian.co.uk/global-development/gallery/2011/jul/08/east-africa-drought-in-pictures#/?picture=376547799&index=1
只要隨便上網瀏覽，我們都可以見到一幅幅極之陌生、極為遙遠的相片，也許它們太過真實，真實得像幻覺一樣，使得它們從來都不佔我們生命的任何一個部份。那些火星來的相片全都是飢荒、貧窮及戰爭。
問問每一個香港人，誰會把這些東西放在眼內？誰會在乎地球的彼方在發生災難？到底有多少住在富裕地區的人們會問問自己需要為這些災難負上多大責任？
回到今天的東非，他媽的旱災不只是因為天公不做美，而是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以致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推波助瀾的結果。英國說會為埃塞俄比亞提供三千八百萬磅的援助，但不好意思，埃國的債務還有幾十億呢。債務是打從哪來的？對不起，英國有份，美國有份，歐洲有份，原來大家都有份。
對了，真想不到這些年間糧食會變得那麼貴呢，自從金融海嘯以來，世界的對沖基金、投資銀行、退休基金把1250億美金都投入糧食市場炒賣了，炒得今天誰都買不起食物。噢，你們不要東張西望，IMF、美國、歐洲、全世界你們通通都有份，你們通通都在玩這個新自由主義的遊戲，都在進行這個資本主義的美妙旅程。
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裡引過十七世紀英國詩人John Donne的詩：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ach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ine own
Or of thine friend's were.
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Therefore, send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2011年7月9日 星期六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武力抗爭之外的另類可能 By Ulysses
文章連結：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jun/16/spain-indignant-protesters-home-repossessions
以下是一則來自衛報的新聞，內容講述近數月來西班牙部分社區如何組織起來，對抗銀行家以及警察的收樓行動。他們在過程中並無使用任何「武力」又或「暴力」，只是純粹團結起來，在該名被收樓的伯伯之家外，阻止銀行家與警察進入伯伯家中。
他們這樣做，守法嗎？
答案顯然而見，不。但他們「和平」嗎？相信大家心裡有數。不過，若這件事在香港發生，可能主流媒體又會將之渲染為暴力抗爭吧，畢竟其直接挑戰了該地的法律系統以及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不過，這裡無意拆解「暴力」與「和平」之迷思，又或梳清「暴力」與「武力」的分野。先勿論香港傳媒的報導手法如何荒謬，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千萬勿讓這些論述扼殺了對抗爭的想像空間。
抗爭，從來就不只局限於以「暴力」又或「武力」來對抗政府的衝突形式，即使不動粗（這並非暗示含有武力成分的抗爭就是次等抗爭，甚或是錯的舉動，只是想告訴大家和平抗爭的可能而已），我們仍可能撼動這個不公的制度，改變這個不義的國家。而代價，可能只是花費你走一兩條街的氣力。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抗爭成功故然絕非一日之事，但要開始抗爭，則只是一念之差。
－－－－－－－－－－－－－－－－－－－－－－－－－－－－－－－－－
以下是一則來自衛報的新聞，內容講述近數月來西班牙部分社區如何組織起來，對抗銀行家以及警察的收樓行動。他們在過程中並無使用任何「武力」又或「暴力」，只是純粹團結起來，在該名被收樓的伯伯之家外，阻止銀行家與警察進入伯伯家中。
他們這樣做，守法嗎？
答案顯然而見，不。但他們「和平」嗎？相信大家心裡有數。不過，若這件事在香港發生，可能主流媒體又會將之渲染為暴力抗爭吧，畢竟其直接挑戰了該地的法律系統以及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不過，這裡無意拆解「暴力」與「和平」之迷思，又或梳清「暴力」與「武力」的分野。先勿論香港傳媒的報導手法如何荒謬，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千萬勿讓這些論述扼殺了對抗爭的想像空間。
抗爭，從來就不只局限於以「暴力」又或「武力」來對抗政府的衝突形式，即使不動粗（這並非暗示含有武力成分的抗爭就是次等抗爭，甚或是錯的舉動，只是想告訴大家和平抗爭的可能而已），我們仍可能撼動這個不公的制度，改變這個不義的國家。而代價，可能只是花費你走一兩條街的氣力。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抗爭成功故然絕非一日之事，但要開始抗爭，則只是一念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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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in's 'indignant' protesters rise up against home repossessions
Luis Dominguez, 74, whose flat in Parla was saved by protesters from the indignant movement. Photograph: Giles Tremlett for the Guardian
Spain's peaceful "indignant" protest movement, which saw its image tarnished by outbursts of violence in Barcelona this week, has turned its attention to stopping banks from repossessing people's homes.
2011年7月8日 星期五
七一後我們應該幹甚麼? by kenef
今年七一，二十萬人上街。比香港早一天，六月三十日，在英國亦有一場大型的運動——七十五萬公務員、教師罷工抗議削減退休金——而這更只是對抗政府緊縮政策的龐大運動中的一部分。這篇文正是想探討30.6大罷工後的運動走向，對七一後的我們或許也有點啟發？
2011年7月4日 星期一
不同的國家，相同的貨幣——矛盾的配搭 by LH
希臘的緊縮政策已經通過，短期內再討論其不可行和不公也屬無謂。本文並不針對這單一事件，而概括指出了歐洲統一貨幣與各國國情的衝突乃這類事件的背後推手。
一國若成為歐元區的一員，其經濟狀況便會影響歐元幣值，進而影響整個歐元區的經濟；但同時稅制和社會福利暫時都是國家層面的問題。面對經濟危機，到底是個別國家讓步還是連累歐元區，就視乎談判結果。文中作者進而指出，雖然歐元區的經濟連成一體，但礙於傳統和語言問題，卻沒有“歐洲的”工人階級，因此在跨國經濟問題上，工人仍沒有什麼談判力量。
national divisions and the eurozone in crisis
25 06 2011Oisín Mac Giollamóir explores the complexity of how the Eurozone crisis affects particular states
If the working class has no country it is for one reason: because capital has no country. But of course capital is often national.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on state and capitalism are contemporaneous. As capitalism emerged so did the nation state. As various historical class relations are dissolved into the capital/labour relation, the notion of the nation’s common interest emerges. But what happens when the nation becomes a constraint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It expands.
2011年7月3日 星期日
黑塊戰術x社會運動 by蕭
文章連結：http://www.newleftproject.org/index.php/site/article_comments/black_bloc_a_tactic_for_june_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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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一篇有關英國六月三十號示威及罷工的評論，內容針對某些無政府主義者進行的「黑塊」(Black Bloc)戰術。黑塊真正受到注目可以追溯到1999年西雅圖示威，所謂黑塊指一班全身穿著黑身衣物，專門打碎高級商店玻璃及投擲煙霧彈的示威者，他們大多都是anarchist。
整篇文章圍繞著一個問題：我們的運動需要群眾支持才能成功，那麼，我們要怎樣做？作者得出的結論是，黑塊從戰術上來說並不恰當。
有幾個論點是頗為有趣的，譬如說作者認為黑塊騎劫了六月三十號整場運動，傳媒的鎂光鏡都跑到無政府主義去了。明明示威是打著退休金、打著福利政府的旗幟而來啊。你們無政府主義者不是說要廢除政府嗎？與廣大群眾的意願不符呢。
還有，黑塊的表達形式充滿著破壞性、男子氣概等等，排拒女性的加入；黑塊主要是以白人為主的運動，我們很難想像有更多其他種族加入，因為第一，白人有錢，打官司划算得多；第二，白人被控告的機會低於黑人太多等等，如此類推。
作者的觀點在此就不贅述了。顯然，他有些觀點是很薄弱的，例如他認為黑塊的破壞最終只是由低下階層負責等等。可是，回到作者的核心問題才是最重要的部份－－到底甚麼形式的示威才能奪取輿論陣地？同樣地，我們要爭取群眾支持，但要多少群眾支持到甚麼地步？
想不通，也沒有答案。撇開那些複雜的問題不處理了，就如何爭取民心來說，光說不做及光做不說也有其缺點，就像今次英國人根本無從理解那些anarchist的行徑，一切都被破壞、被黑色蓋掩掉，就像堵路、就像包圍政總一樣。看來，論述需要更多。
文章是一篇有關英國六月三十號示威及罷工的評論，內容針對某些無政府主義者進行的「黑塊」(Black Bloc)戰術。黑塊真正受到注目可以追溯到1999年西雅圖示威，所謂黑塊指一班全身穿著黑身衣物，專門打碎高級商店玻璃及投擲煙霧彈的示威者，他們大多都是anarchist。
整篇文章圍繞著一個問題：我們的運動需要群眾支持才能成功，那麼，我們要怎樣做？作者得出的結論是，黑塊從戰術上來說並不恰當。
有幾個論點是頗為有趣的，譬如說作者認為黑塊騎劫了六月三十號整場運動，傳媒的鎂光鏡都跑到無政府主義去了。明明示威是打著退休金、打著福利政府的旗幟而來啊。你們無政府主義者不是說要廢除政府嗎？與廣大群眾的意願不符呢。
還有，黑塊的表達形式充滿著破壞性、男子氣概等等，排拒女性的加入；黑塊主要是以白人為主的運動，我們很難想像有更多其他種族加入，因為第一，白人有錢，打官司划算得多；第二，白人被控告的機會低於黑人太多等等，如此類推。
作者的觀點在此就不贅述了。顯然，他有些觀點是很薄弱的，例如他認為黑塊的破壞最終只是由低下階層負責等等。可是，回到作者的核心問題才是最重要的部份－－到底甚麼形式的示威才能奪取輿論陣地？同樣地，我們要爭取群眾支持，但要多少群眾支持到甚麼地步？
想不通，也沒有答案。撇開那些複雜的問題不處理了，就如何爭取民心來說，光說不做及光做不說也有其缺點，就像今次英國人根本無從理解那些anarchist的行徑，一切都被破壞、被黑色蓋掩掉，就像堵路、就像包圍政總一樣。看來，論述需要更多。
2011年7月2日 星期六
在怒吼之外－－帶領及組織群眾運動之必要 By Ulysses
文章連結：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jun/21/austerity-politics-dissatisfaction-mainstream-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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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歐洲多國的緊縮政策的推行，歐洲各地相繼出現暴動又或大型罷工，並直接影響到各大政府統治的根基。這些行動的力量固然不可忽視，如英國的75萬人大罷工，便直接癱瘓了社會上部分資本的運作。但，正如文中所指：
”It would also be foolish to underestimate the ability of the major parties to reconstitute their popular base.”The Tories' core vote is behind austerity. And they are past masters at macroeconomic manipulation intended to make just enough voters feel wealthy enough for long enough during election time. Labour, through its union affiliations and its base in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will preserve its dominance over the left-of-centre vote for as long as there is no credible alternative. The major parties are in crisis, but a crisis is not terminal unless there are forces ready to exploit it”
不是各國政府均如我們的政府一樣那麼愚笨。他們面對這些有可能威脅其以及資本家根本利益的群眾運動時，定想扭盡六壬化解之。除了出動常見的國家機器－－警察－－之外，轉移群眾運動之目標（例如打著民族主義的旗幟將資本的剝削說為外國資本的入侵，彷彿只要外國資本撤退便天下太平）又或提出小修小補的方案欺騙人民，均是常見的手法。
而特別在沒有清晰的革命思想作指導以及更為良好的組織帶領時，群眾運動更易淪為一種怨氣之宣洩，難以對政府－－更遑論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長期的抗爭。這一點，是全世界的抗爭者均必須記住的。
隨著歐洲多國的緊縮政策的推行，歐洲各地相繼出現暴動又或大型罷工，並直接影響到各大政府統治的根基。這些行動的力量固然不可忽視，如英國的75萬人大罷工，便直接癱瘓了社會上部分資本的運作。但，正如文中所指：
”It would also be foolish to underestimate the ability of the major parties to reconstitute their popular base.”The Tories' core vote is behind austerity. And they are past masters at macroeconomic manipulation intended to make just enough voters feel wealthy enough for long enough during election time. Labour, through its union affiliations and its base in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will preserve its dominance over the left-of-centre vote for as long as there is no credible alternative. The major parties are in crisis, but a crisis is not terminal unless there are forces ready to exploit it”
不是各國政府均如我們的政府一樣那麼愚笨。他們面對這些有可能威脅其以及資本家根本利益的群眾運動時，定想扭盡六壬化解之。除了出動常見的國家機器－－警察－－之外，轉移群眾運動之目標（例如打著民族主義的旗幟將資本的剝削說為外國資本的入侵，彷彿只要外國資本撤退便天下太平）又或提出小修小補的方案欺騙人民，均是常見的手法。
而特別在沒有清晰的革命思想作指導以及更為良好的組織帶領時，群眾運動更易淪為一種怨氣之宣洩，難以對政府－－更遑論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長期的抗爭。這一點，是全世界的抗爭者均必須記住的。
2011年6月30日 星期四
中大左翼學會 七一聲明：莫將憤怒錯置 認清社會矛盾
莫將憤怒錯置 認清社會矛盾
近日政府修訂立法會議席出缺替補機制，把原本進行的「補選」程序，改為直接由同屆選舉中得票第二高名單的候選人上任，引來極大爭議。從主流媒體、網絡、或者親友的談話中，我們都發現廣泛市民對替補機制極度不滿──不論是該修訂違反「民主原則」，還是政府急欲通過、漠視民意的態度；輿論更猜測今年七一人數會再創高峰。
然而，這個修訂為什麼能激起那麼大的民憤？甚至平時對時事鮮有強烈反應的人，都相當不齒今次的修訂。政府的修訂固然十分荒謬，但它到底有什麼具體影響？頂多就是議員不能再採用去年的「總辭公投」作為工具凝聚民意反對政府（而大多數人也不是為此而憤怒）。事實上，補選不過數年發生一次，而且每次也不過一個議席。就具體影響而言，它簡直是雞毛蒜皮之事。
從前，大家會講廿三條，或者會喊普選，這些我們還可以勉強理解。可是現在大家竟如此介懷替補機制，卻對種種社會議題近乎無動於衷，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香港的種種社會問題
譬如說退休保障的問題──那是關乎所有人在一生勞碌之後能否有一個穩定的晚年。現在我們根本就沒有一個合理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而只有一個為金融佬瘋狂賺錢的強積金。貪婪的問題也先算了，最重要的卻是要我們自己承擔風險，萬一再來一次金融海嘯，那所謂的「退休保障」的「保障」根本就是笑話。
又例如在勞工的保障方面，現在的最低工資根本就過低，折合計算一個月不過六千多元。是比以前好了，但真的能夠滿足低下階層的基本生活嗎？而且，現在根本沒有確立最高工時，所謂的工資增加不過是令員工多做了工作，甚或直接被炒。廣義來說，低下階層的生活依然是相當困苦。
最後不得不提的自然是近日鬧得相當凶的地產霸權。全香港有哪個打工仔不受其害？買得起樓的就要做房奴，買不起的則要捱貴租，令本已微薄的薪金變得更加不堪；領匯的萬惡就更是人盡皆知；一聲重建，住了數十年的街坊便要無端被趕離自己生活的社區，想堅持不走則不斷受到騷擾……
以上這些問題，哪個不嚴重非常？相比之下，替補機制可謂連微不足道也談不上。是不是一個討人厭的林瑞麟就可以蓋過？難道沒有傳媒的炒作，大家就不懂得憤怒了嗎？
以上這些並不是純粹的道德責難，而是希望大家深思一個現象：一直以來，大家總覺得政治自由，或是政治機制先於其他議題，然而卻甚少理會它們對紓解實質的壓迫究竟有多大作用。
毛主席學生心聲 by 蕭
文章連結：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1104/225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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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假定文章不是偽造的。
我選擇這一篇文章的理由在於，我真的太想知道一個人到底會怎樣才接受社會主義等等從來不入主流卻極具說服力的思想了。說到底，毛澤東的想法好歹也比較接近（比較而已）。
我看到的是，當一個人要相信某一套學說根本就不需要甚麼理論、甚麼argument，就像這一篇文章的作者只需幾種元素：民族情緒、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和一些籠統地對正義的想法，最好連女人也被資本主義挖走了（作者的示愛對象走了去當秘書）。問題正正於此，一個正派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不會訴諸這些東西啊。
太多盲目、太多半調子馬克思了……我們看建黨偉業，我們從來不會看見陳獨秀、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是甚麼形狀，一個個空洞的「階級鬥爭」、「無產者聯合起來」、「共產主義」通通都變成了宣傳口號，裡面又有幾多教條主義的成份？有幾多出於個人崇拜？
引以為戒，這是要影響他人必需考慮的。
先假定文章不是偽造的。
我選擇這一篇文章的理由在於，我真的太想知道一個人到底會怎樣才接受社會主義等等從來不入主流卻極具說服力的思想了。說到底，毛澤東的想法好歹也比較接近（比較而已）。
我看到的是，當一個人要相信某一套學說根本就不需要甚麼理論、甚麼argument，就像這一篇文章的作者只需幾種元素：民族情緒、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和一些籠統地對正義的想法，最好連女人也被資本主義挖走了（作者的示愛對象走了去當秘書）。問題正正於此，一個正派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不會訴諸這些東西啊。
太多盲目、太多半調子馬克思了……我們看建黨偉業，我們從來不會看見陳獨秀、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是甚麼形狀，一個個空洞的「階級鬥爭」、「無產者聯合起來」、「共產主義」通通都變成了宣傳口號，裡面又有幾多教條主義的成份？有幾多出於個人崇拜？
引以為戒，這是要影響他人必需考慮的。
2011年6月29日 星期三
Eric Hobsbawm - Socialism has failed. Now capitalism is bankrupt. So what comes next? (by 東)
文章連結：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9/apr/10/financial-crisis-capitalism-socialism-alternatives
Eric Hobsbawm這篇文提出的是問題，我們以後應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問題意識正如題目所顯示：Socialism has failed. Now capitalism is bankrupt. So what comes next?
一方面我地抗拒過去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另一方面我們見證著一個完全無監管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崩潰，那麼還有什麼意識形態去支撐著社會前進的方向？這個問題其實是被懸空了。
可能你會說，問題並沒有被懸空，世界並不是只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呢兩條路，我們正在走著「第三條」呢！Hobsbawm 在下文反駁了，「New Labour since 1997 swallowed the ideology... of global free-market funadamentalism whole」，貝理雅(Tony Blair)和白高登(Gordon Brown)根本都只是著番戴卓爾夫人條褲，口裡說「走第三路，不要有意識形態的包伏」，其實一直做一大堆 deregulations ，一直向右走，尤其集中投放資源到金融服務業，然後金融海嘯後英國就食到「應一應」。
由於此文是英國衛報裡面的社論文章，他並沒有提供一個很清楚的方向和分析，但筆者認為有兩點可以肯定的，第一，Hobsbawm 要讀者感受到他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他不斷點列很多社會問題，難道你還覺得可以置身度外嗎，或者覺得這只是很個人的不幸運？我們需不需要作出改變？
第二，他反對過去英國數十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向左走是必要的。不過筆者認為，問題是他提出的 mixed economy 有什麼具體的、獨特於以往新工黨管治下的建議？比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有什麼優勝之處？
他提醒向左走的話，我們就不能「underestimate how addicted governments and decision-makers still are to the free-market snorts that have made them feel so good for decades」，這些擁抱 free-market 的想法根本就意識形態下的產物，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世界觀，重新思考公共政策究竟是服務著哪些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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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m has failed. Now capitalism is bankrupt. So what comes next?
Whatever ideological logo we adopt, the shift from free market to public action needs to be bigger than politicians grasp
2011年6月28日 星期二
論爭之必要——記sheffield反削公共開支的一些東西（Cham）
http://thecommune.co.uk/2011/06/21/6964/#more-6964
其實我一向覺得社運界/政黨之間的相互批評太少。當然，現在民主黨偶爾就會圍攻，（我估）社記同人民力量之間亦會相互屌柒下。但社運界內部，工盟，街工等組織的則幾乎永遠相安無事。我其實認真覺得這不是十分健康。
相互批其實算不得上甚麼，透過相互辯論批評然後進步的道理誰都聽過，但實際執行的真是相當少。或許是不習慣，又或許是要「照顧感受」或是「為免製造組織之間的矛盾」。但還是說回來，沒有批評，又何來進步？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其實都未必想得太清楚，這些外來的批評是永遠需要的。
有此感言，固是心中所想，但亦是看畢以上link的文章才更覺要寫出來。那是描述英國Sheffield反對削減公共開支運動的內部問題。文中開頭便提到，因為Socialist worker party其中一位黨員在其黨報上批評某工會的做法，隨即引起工會方面的反彈，然後SWP又急著出來道歉……這些真的令人看得十分不舒服。作者很明顯知道，這些批評是有其重要性的，其後作者便嘗試身體力行，指出在某會議上不同領袖的發言有何不足之處，即那上領袖只提現象（削支）而沒有作任何具體分析或歷史分析：
其實我一向覺得社運界/政黨之間的相互批評太少。當然，現在民主黨偶爾就會圍攻，（我估）社記同人民力量之間亦會相互屌柒下。但社運界內部，工盟，街工等組織的則幾乎永遠相安無事。我其實認真覺得這不是十分健康。
相互批其實算不得上甚麼，透過相互辯論批評然後進步的道理誰都聽過，但實際執行的真是相當少。或許是不習慣，又或許是要「照顧感受」或是「為免製造組織之間的矛盾」。但還是說回來，沒有批評，又何來進步？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其實都未必想得太清楚，這些外來的批評是永遠需要的。
有此感言，固是心中所想，但亦是看畢以上link的文章才更覺要寫出來。那是描述英國Sheffield反對削減公共開支運動的內部問題。文中開頭便提到，因為Socialist worker party其中一位黨員在其黨報上批評某工會的做法，隨即引起工會方面的反彈，然後SWP又急著出來道歉……這些真的令人看得十分不舒服。作者很明顯知道，這些批評是有其重要性的，其後作者便嘗試身體力行，指出在某會議上不同領袖的發言有何不足之處，即那上領袖只提現象（削支）而沒有作任何具體分析或歷史分析：
- The members of the left groups and well known trade union activists in the audience were presented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symptoms of the crisis rather than an analysis of what was taking place and what the alternative was. John Mcdonnell MP implied that the Labour Party could represent workers again and rebuild the welfare state, but did not put forward any intellectually coherent case for a new society. Capitalist welfare was built by Tories as much as Labour in the pas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global capitalism today and the welfare politics of the past were not examined. There was no coherent explanation of where we were and where we needed to get to.
2011年6月27日 星期一
中國工廠內工人的反抗意識與行動─以富士康為例 (LH)
文章連結：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1378
2010年深圳富士康廠房14名員工自殺，揭露外資在中國大陸設廠時實行的非人性管理。文中提到廠房工作對生活的侵蝕：
為了更加有效地對勞動力進行使用，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被同時併入同一種勞動體制，塑造出將「勞動—生活居住」一體化的生產形態─「宿舍勞動體制」。 也就是說，把以工廠為中心的勞動力，通過宿舍勞動體制，讓產品的生產空間與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空間合二為一。藉由管理權力對工人生活進行滲透，來對工作日 以及勞動時間做隨意延長和靈活控制，使工人與工廠緊密地粘合在一起。透過這套體制的運作，資本將生產的「空間範疇」整合到了它的運作邏輯之中。
以及透過暴力與懲罰確保工作效率的高壓管治和刻意打散籍貫相同的員工，削弱工人之間的關係等等。
記得有次巴士電視訪問娃哈哈的老闆，被問到有學生批評他為專制領導，他回應說搞生意就是在打仗，不容任何人拖慢手腳。資本主義的殘酷競爭如何扭曲人性在此表露無遺，而更可怕的是人性被扭曲的視之為理所當然。
走遠一點看，其實同類甚至更壞的事件每天都在世界不同角落發生。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大企業不斷在第三世界設廠，甚至取得部分地區的立法司法權，利用當局對大企業的縱容，薄弱的勞工保障和寬鬆的環保法規進行所謂的“高效率”“高增值”生產。這些都不是“良心”或“監管”能夠限制的，因為這是資本主義邏輯將利潤最大化的必然結果。要消除這些吸人血的災難，必須重新審視這種邏輯是否合理。
生產本是為滿足人的所需，資本主義邏輯卻反過來要求人為生產而生產，甚至把整個生活/生命奉獻給無關自身的生產。何謂工作，工作為何，不是想當然那麼簡單。
作畫：石田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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