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30日 星期四

中大左翼學會 七一聲明:莫將憤怒錯置 認清社會矛盾


莫將憤怒錯置 認清社會矛盾



近日政府修訂立法會議席出缺替補機制,把原本進行的「補選」程序,改為直接由同屆選舉中得票第二高名單的候選人上任,引來極大爭議。從主流媒體、網絡、或者親友的談話中,我們都發現廣泛市民對替補機制極度不滿──不論是該修訂違反「民主原則」,還是政府急欲通過、漠視民意的態度;輿論更猜測今年七一人數會再創高峰。

然而,這個修訂為什麼能激起那麼大的民憤?甚至平時對時事鮮有強烈反應的人,都相當不齒今次的修訂。政府的修訂固然十分荒謬,但它到底有什麼具體影響?頂多就是議員不能再採用去年的「總辭公投」作為工具凝聚民意反對政府(而大多數人也不是為此而憤怒)。事實上,補選不過數年發生一次,而且每次也不過一個議席。就具體影響而言,它簡直是雞毛蒜皮之事。

從前,大家會講廿三條,或者會喊普選,這些我們還可以勉強理解。可是現在大家竟如此介懷替補機制,卻對種種社會議題近乎無動於衷,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香港的種種社會問題

譬如說退休保障的問題──那是關乎所有人在一生勞碌之後能否有一個穩定的晚年。現在我們根本就沒有一個合理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而只有一個為金融佬瘋狂賺錢的強積金。貪婪的問題也先算了,最重要的卻是要我們自己承擔風險,萬一再來一次金融海嘯,那所謂的「退休保障」的「保障」根本就是笑話。

又例如在勞工的保障方面,現在的最低工資根本就過低,折合計算一個月不過六千多元。是比以前好了,但真的能夠滿足低下階層的基本生活嗎?而且,現在根本沒有確立最高工時,所謂的工資增加不過是令員工多做了工作,甚或直接被炒。廣義來說,低下階層的生活依然是相當困苦。

最後不得不提的自然是近日鬧得相當凶的地產霸權。全香港有哪個打工仔不受其害?買得起樓的就要做房奴,買不起的則要捱貴租,令本已微薄的薪金變得更加不堪;領匯的萬惡就更是人盡皆知;一聲重建,住了數十年的街坊便要無端被趕離自己生活的社區,想堅持不走則不斷受到騷擾……

以上這些問題,哪個不嚴重非常?相比之下,替補機制可謂連微不足道也談不上。是不是一個討人厭的林瑞麟就可以蓋過?難道沒有傳媒的炒作,大家就不懂得憤怒了嗎?

以上這些並不是純粹的道德責難,而是希望大家深思一個現象:一直以來,大家總覺得政治自由,或是政治機制先於其他議題,然而卻甚少理會它們對紓解實質的壓迫究竟有多大作用。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

這種看似毫無道理的忽略,其實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作祟。那是將政治與經濟的領域分割,然後教人相信我們只能先執著於前者。舉例來說,如果政府官員有問題,我們會叫他下台;但無論百佳的東西有多貴,我們都不會覺得可以摺埋和黃或叫李嘉誠下台。為什麼?因為那是私人公司,所以不能這樣要求──即使它能直接影響廣大人民的生活。

這種分離的最後結晶就是七一多年來的要求,俗稱雙普選的代議民主制。我們總拚命的要求政治上的間接民主,彷彿這樣就能解決大部份(如不是所有)問題。的確,這種政治民主能帶給我們的並不少,例如一些基本政治權利,以及對官員的形式選舉等等。然而,在經濟的領域上,權力的分配不是由人民集體決定,而是由私有產權附以市場交易去決定。結果某些人掌握了生產的工具(如土地、工廠),我們稱之為資本階級;而工人階級就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力過活。所謂階級政治,就是指這兩個階級的基本利益是不能調和的,因為前者就是透過剝削後者來維持自己的利益與財富。無論如何,資本家則透過其龐大的經濟權力掌管該領域。

然而,資本家的權力並不只限於經濟。縱觀世界各國,哪一個「民主國家」能夠不受有錢人的影響?先不說有錢人擁有傳媒,以及可透過政治捐獻與游說直接影響政黨人物,擁有龐大的資本本身就是巨大的力量,例如透過撤資去威脅某國家的經濟。

左翼分析正正就是要指出,如果「民主」的意思是「人民統治」的話,那代議民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因為一方面資本操控著經濟,而同時亦很大程度上影響議會的決定。想透過議會打破資本對經濟的操控(如廢除私有制),無疑是異想天開(歷史上也沒有國家成功過)。

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就是將政治與經濟的領域分割,於是令政治民主成為資本階級用以遮掩其權力的外殼,讓我們忽略真正的社會矛盾以及不平等的源頭正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


民選議會解決得了什麼?

如果以上的說法看似流於空想,那就讓我們看看實存的例子。金融海嘯本來就是資產階級瘋狂博奕的後果,但美國議會最終還是通過了法案,由國家出錢拯救他們,而大眾勞工卻是又要失業又要被收樓;在歐洲,因為金融海嘯而引發的債務危機,相關國家均是推行所謂的緊縮政策──即以削減公共服務──來解決。受影響的也自然是貧苦大眾。看看民調,普羅市民莫不對這些政策口誅筆伐,但為什麼各國議會到最後還是通過了它們?如果真的主權在民,又怎麼會發生這樣荒謬的事?

回到香港,所謂雙普選又真的能解決以上提到的種種社會問題嗎?先說最低高資、最高工時(還未有)這些勞工保障。這些看似進步的政策其實真的進步嗎?我們應該用什麼基準線去看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所關顧的是大眾人民的福祉,如果經濟的領域真的是由人民全體共決,那麼我們會得出有些人年薪十萬不到,有些人卻年薪數百萬的事嗎?說到底,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不過是資本紓緩勞工怒氣,保持社會穩定的策略。可以想像,即使有雙普選,最低工資不會太高,最高工時亦不可能太短,因為這會影響到香港的競爭力──那就是資本剝削勞工的能力,而如果「太」保護勞工,那資本就會流到別處賺錢。

再看地產霸權,普選可以解決高地價的問題嗎?興建樓價與市場掛勾的居屋是沒用的,那麼是大量興建公屋?還是禁止炒賣?稍為推行還可以,但如果民選議員真的決心執行到底(先假設資產階級無法透過其龐大的經濟影響力阻止這些政策推行),那麼結果會如何?不用說,樓價必定大跌,無論是本地或是外地資本都會撤走,整個賴以地產商的資本主義經濟勢將淪陷……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威力。

所以,我們必須意識到,真正的社會問題其實從來都植根於經濟制度,而政治不過是經濟的延伸。那種只聚焦於政治而忽略經濟的想法,正正陷入了資本主義的最大騙局。單靠政治上的變革,尤其是在各方面都受資本影響的代議式選舉,是不可能真正解決種種社會問題的。


五區公投作為群眾運動

在最初提到,如果反對替補機制有什麼重要意義,那就是可以據此開展五區公投一類的群眾運動。但無論是群眾,甚或政黨,都絕少談及這個面向。

當年五區公投,其爭取的訴求固然是代議民主,但其要求龐大的群眾參與是毋容置疑的,它對準的目標並不是政治制度如此簡單,它本身是利用民意迫使政府表態的一次群眾運動。

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如此倉促推行替補機制需要面對巨大的輿論壓力,但它仍執意行之,原因很明顯:早在去年五區公投時,中央以至政府均是扭盡六壬進行統戰工作,令建制派不參與補選以破壞五區公投。由此可見,政府害怕的是群眾運動,它需要堵塞一切公投類運動的可能。

一如上述,議會極受資本影響,譬如香港的大資本家隨時能利用功能組別否決議案,議會根本無法將改變社會的矛頭直指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因此,真正改變社會的動力必然是議會以外的群眾運動。當然,我們不能放棄在策略上爭取議會民主,但是議會民主只能為副,首要依靠的仍然是群眾運動。

另外,五區公投也是為將來更廣大的群眾運動的一次演習。相比起一般遊行示威,五區公投的象徵意義更是強烈。首先,傳媒及政府均不能無視五區公投的過程及結果,而政府更須正式地公佈「公投」結果;其次,五區公投比起一般只佔數小時的示威遊行持續更長;第三,五區公投的形式比起枯燥的遊行示威來說是一次新的嘗試。由此觀之,五區公投可能在策略上有所失誤,但作為一次嶄新的群眾運動,它起碼為民眾建立信心,為日後的群眾運動作了一次準備。


改變是需要付出及組織

上述所提及的五區公投始終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行動,雖然可以建立一定的群眾組織及主體性,但理想的群眾運動都應以阻止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作為目標,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對資方構成阻嚇。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應將「改變」局限於政治制度的安排,而是發掘群眾自身的力量,直視資本主義的問題。長期堵路是其中一種,但勞動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最有力武器還是罷工,因為直接癱瘓資本運作就是對資方最大的阻嚇。外國有很多全國大罷工為了能直接而有效地挑戰當權者的利益,例如最近在英國的75萬人大罷工、希臘亦準備一場48小時的全國罷工去反抗政府的緊縮政策。

很多議題,如以上提到的全民退保,我們可以想像政府根本不會無端廢掉強積金來利民紓困──除非我們能給它來一記猛藥。大規模的堵路甚或罷工就正是良方。當然香港市民普遍都不熟悉這種抗爭手法的意義,甚至我們被教育到覺得它是有亂所謂的「社會秩序」,但當將來社會矛盾不斷加劇,這些抗爭手法的確是有普及的需要。即使我們不參與其中,也應對這些行動多點認同。

但無論行動的內容如何,組織一個行動都要付出心力及代價。行動變成運動不能單靠一個簡單的投票程序達成,也不能單靠七一上街,而需要持續的抗爭、群眾的組織及支援。那可以如何發動?其實一切就從身邊開始:我工作的地方可不可以是行動的起點去回應資本的壓迫?我居住的社區可不可以連結成一個有力量的居民組織去回應地產商收樓重建的問題?總之,我們要放下投票之後產生的自我感覺良好,不要以為這樣就是參與了政治。抗爭從來都不能假手於人,唯有打破資本主義下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幻象,將群眾置於議會之上,我們才有望改善資本主義下的種種問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