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風情畫】 現代的苦行僧

文：Gary

上星期偶爾和朋友聊天，說起自己很久也沒有行街、買衫、娛樂。對食物也沒什麼大要求，能吃下口能吃一頓飽則可。我朋友立即回應了一句:「你真的很像一個苦行僧。」我不禁苦笑反問一句：「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還說甚麼苦行僧？」

的確，比起其他香港人來說，我確實沒有花太多錢在日常消費。但老實說，作為一個中產家庭出生的香港大學生，我的生活已經比一些朝不保夕的基層市民好得太多，更不用說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人。

反問一句，大家平日閒時花最多時間在甚麼事情上？相信也離不開行街、上網、看電視。三者究竟和消費文化有甚麼關係？三者究竟有甚麼共通點? 不錯！就是充斥著廣告、廣告和廣告。當你在街上行走，看到最多的除了行人就是廣告；當你在煲劇的時候，可能每十五分鐘就會插入廣告；更甚者當你在上網玩facebook，不同的角落也會出現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的廣告。

我說的這些廣告，是那些無時無刻都在引誘、呼喚、挑起我們消費慾望的商業廣告。我們平常聽到的訊息，都不外乎要我們要不停地消費。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多消費，經濟就會好。經濟好時要消費，經濟不好的時候更加要消費去刺激經濟。我們通常也認為消費可以帶來快樂，平日遇到不開心我們會去散心。不論是食飯、行街、睇戲，都是在消費。細心一想，其實我們現在的消費，著重的不再是商品的實際用途和自身的需要，而是商品背後的帶來的虛榮感及對慾望迅速的滿足。消費的對象也不再局限於一個商品，甚至可以是空間 (例如在starbuck喝咖啡不是為了咖啡本身而是整個空間帶來的氣氛)。這種對慾望的不斷追求，可以自由地行使選擇權的快感，讓我們不斷沉溺於消費當中而不自知。

大家可有想過，為甚麼社會要不停鼓吹我們消費？因為對於資本家來說，我們的消費能夠服務他們的利益，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同時把我們的工資再次奪去從而累積資本以應付下輪生產。最終，我們消費的意義，都是在於維持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

作為一個人，說自己沒有慾望也是騙人的鬼話，無論是清教徒或是苦行僧，也許亦只能夠把個人的慾望壓到最低。我們不是要全面否定慾望，沒有慾望的人只能夠是一個機械人。也不是說個人對慾望的一定控制，絲毫無助於解決消費主義帶來的種種問題(例如欺壓第三世界國家工人、破壞環境、浪費資源)。不過，我必須要指出，若不從制度入手，單靠社會個別人士的苦行和努力，是很難解決整個問題。因為問題的根源，在於資本家為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一定會不斷挑動和放大我們的慾望去消費。

作者簡介︰

新晉左膠一名，政政系二年級生，副修哲學和社會學，現沉迷於研究資本主義與文化及空間的關係。

【左翼專題】不能遺忘的慶祝與抗爭——小記五一勞動節簡史

文︰Cham

In another, it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 power of grassroots thought and feeling, and illuminates the way men and women who, as individuals, are inarticulate, powerless and count for nothing can nevertheless leave their mark on history.

- Eric Hobsbawm, Birth of a Holiday: The First of May

前言：不應被遺忘的節日

小時候，我總覺得沒有比節日更空洞的一回事。理論上來說，節日是應該要慶祝、懷念、或迎接重要的人和事。我們都知道端午是要紀念屈原，新年是要迎接新的開始。但到最後，所有的節日都只是一系列重覆、機械的活動－吃飯，吃糉、交換聖誕禮物、收利是、打麻雀，所謂紀念與玩樂也不怎麼分得開，所有背後的意義都像差不多是說笑。一切剩下的，不是節日，而只是假日。我總會想，沒有比這更虛假的東西。

當然，人長大了，對於這些就有更加多體會。真正的紀念，不單需要時間與精力，更需要沉澱與反省，將自身當下的種種與過往的歷史作扣連。然而父母都總是工作繁忙，遠慮近憂的。他們最需要的便是休息。就算我們趕完功課，第一時候想到的也是玩樂休息，要從繁忙中走出來。可想而知社會大部份人比我們更加渴望這種解脫。與其說是我們虛假地面對節日，不如說是現下的社會制度將節日的意義壓平。在當下，我們最需要的似乎就是假日，就是休息。

然則，清明時縱再不情願，我們一家還是會去拜山；某些有信仰的朋友還是在平安夜去教堂。在最繁忙的時候，有些意義還是不應，或沒有被忘卻。我想向大家介紹一個節日。這節日與宗教、民族無關，但卻是在超過一百個國家都是法定假日。那就是五一勞動節。

百多年前，爭取標準工時

在工業革命以後，工廠大量興建，工廠工人漸漸取代農夫，成為大眾的主流職業。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大量工人均沒有任何法制上的保障，工資少、工時長。如是者各種工會與政黨自然應運而生。在1889年的第二國際（即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國際聯合）便決定要在來年（1890年的5月1日）舉行一個大型遊行，以要求各國訂立八小時工作天，讓工人不用將所有時間投放於工作。

八小時工作天的訴求，由來已久。早在十九世紀初，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便提出過「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的說法。往後數十年，不同國家的工人均嘗試爭取限制工時。十九世紀中葉，八小時工作天幾近成為歐州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重要綱領。

為甚麼會在1890年5月1日這個時刻作出這樣的跨國行動呢？種種的偶然不算，選擇5月1日，一方面是因為在3年前的5月1日，芝加哥的工人在發動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天，其間有集會支持工人，但最後卻被警方武力鎮壓，有七人被判死刑。就時勢而言，十九世紀末正是工人運動方興未艾的日子，英國的新工會主義正在興起，德國國會也否決了鐵血首相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例。無論如何，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認為這將是一個不錯的時機去發動一個大型行動。

輕巧的戰鬥

不同的社會主義政黨均認為，雖然整體勞方的形勢不錯，但還沒有到可以發動跨國罷工一天的地步。所以，是次的行動是要求各國工人在可行的情況拒絕上班而去遊行，而自覺無法參與的則不用勉強。

這種比較輕巧的做法，讓更加多的人可以自覺參與。比如哥本哈根的鐵路工人便無法停工參與遊行（可以想像，對交通這類重要運作的工人的規管相對嚴格），但他們也發了一封支持的賀電。話說回來，由於氣氛濃厚，那怕不少政府均公開宣佈五月一日不是假日，不少僱主也不得不讓工人停工遊行。

在預想這次遊行時，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自然對此抱有一定希望。但實際的效果卻是要比預想來得還要成功，由西歐到巴爾幹半島一帶也如是。舉例來說，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便有超過三十萬人集會，是有史以來最多的。在哥本哈根，更有超過四成的勞動者參與五一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