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創新為名的剝削—— Uber的種種問題

前言

8月11日警方以無牌經營為由，拘捕了5名Uber車司機與3名Uber員工，事件旋即起坊間熱議。網上輿論普遍同情Uber，指它能夠比傳統的士行業提供更為舒適的服務，司機亦較有禮貌。最為重要的是：Uber這類新形創意工業，成功創建出一套「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模式，給予了市民一個成為「自僱人士」的機會。

乍看之下，Uber挑戰了的士車行的壟斷勢力，為交通事業帶來良性競爭；縱然它收費昂貴，並存有潛在安全風險，但整體而言始終比傳統的士行業進步得多，值得大力支持。然而，本文卻要明確指出，這些不過是美麗的誤會。Uber有個漂亮的創意科技外殼，但本質實與的士車行並無二致，甚至比後者更能體現出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而這種對Uber的熱衷，只會縮窄視野，妨礙我們想像一套以大眾市民利益為依歸的公共交通系統。

Uber在香港

要了解Uber背後的問題，就必須先明白它的具體操作方法：在香港，任何擁有轎車或七人車的司機俱有資格申請成為Uber司機，他們在簽定合同後便會被登記在網站上。每當有乘客叫車時，Uber便會利用GPS定位，聯絡最近的司機接客。一般而言，Uber的基本收費為$35，之後每公里增$9（轎車）或每分鐘增$2（七人車）。到埗後車資會直接從乘客的信用卡扣除，而司機則會以8：2比例跟Uber拆帳。乘客亦可以按司機表現打分[1]。

但值得注意的是，Uber與旗下司機簽定的為「自僱人士合約」，即司機與Uber不屬僱佣關係，故他們並不受勞工法例保障，沒有最低工資及退休保障，Uber也沒有責任為司機賠償工傷。而一切的經營成本（如汽車、汽油等），以至各類罰款及刑責亦須由司機一人負擔。

另一方面，雖然帳面上司機能取得近八成車資收入，但整個訂價系統實由Uber全權主導，故Uber隨時可以單方面實施割喉式減價，令司機收入大減。例如在今年五月，香港Uber便宣布在維持原有拆帳比率下大幅下調車資三成，以求提升市場競爭力。Uber這種促銷手法或許能加大市場份額，卻是以司機的收入為代價 [2]。

另外，上文提及的評分制度亦十分嚴格，只需一兩次低評分，分數就跌至危險的邊緣，一旦跌至 4.6 星或以下（5星為滿分）就有機會被Uber封鎖戶口。或許我們看到的是Uber司機的禮貌，但實際上卻是他們每天都必須要戰戰兢兢地保持笑容。

虛假的共享

在香港，由於Uber尚未成為主流，上述問題看似不嚴重，Uber在香港也有一定口碑。然而在Uber流行的歐美地區，它早就惡名昭彰，是其中一間最無所不用其極的企業。Uber總栽便曾公開表示會利用Uber的網絡系統，去封鎖並對付一切散播不利Uber言論的傳媒機構[3]。又例如在洛杉磯、西雅圖等主要美國城市，Uber便曾試過削減車資近五成，以圖擴大市場份額，結果令到許多司機朝不保夕，部份司機每天工作20小時亦只能掙得最低工資薪酬水平。若果司機公開表達任何不滿的話，Uber亦會毫不猶豫地封鎖他們戶口。為了對抗愈趨凶狠的Uber，歐美國家的Uber司機已經發起了多宗示威，洛衫磯的一次行動更持續了足足整個夏天，而加州等地也相繼成立針對Uber等新興網絡企業的工會，保護司機免受Uber的壓迫。

至於在消費者層面上，Uber的訂價權力也讓他發展出許多吃人斂財手法。例如在英美等國中，Uber便採取了「可變動價格機制」（Surcharge），即以一條Uber獨有的方程式來計算出浮動收費，當要去一些「偏遠地區」或遇上特殊情況時（如遭逢惡劣天氣、大時大節等），收費最高可以比原來高近7倍。這種做法無疑將普羅大眾排斥在外，使有錢人才可以在最有需要時使用服務 [4]。

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Uber所稱許的「共享經濟」實為一紙謊言，它從未令旗下司機自主，也無意為社會大眾改善交通。它只是利用著「自僱人士」合約，繞過所有勞工法例去盡情剝削司機，以達至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雖然，這些情況還未在港出現，至少香港Uber仍然採用「定額價格機制」，暫不會對消費者造成太大傷害。但可以預期，若果Uber持續發展，難保「可變動價格機制」不會推行。至於司機的待遇，也只會在Uber的宰制下愈來愈差，這點已經有跡可尋。

無須為大鱷貼金

當然，對Uber的批評不代表要支持當下被壟斷的的士行業。事實上，傳統的士行業確實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壟斷問題：按照的士聯合交易所資料顯示，全港近2萬個的士牌照一直被大型車所壟斷，全港最大的士車主就總共持有近900個的士牌照。更甚者，的士牌在炒賣下，價格高得嚇人，有傳現時一個的士牌可達7百萬。在這種寡頭壟斷、牌照昂貴的格局下，租用的士謀生的的士司機自然面臨巨額租金，根本難以維持生計。他們在日常中展現的無禮，及對Uber的敵視，其實也是一種無奈。

因此，筆者真正想指出的是，Uber與的士車行俱不可取，兩者都會為著利益盡情剝削旗下司機。故現時的士與Uber的所謂「新舊之爭」，極其量是新舊資本家間的逐利競爭。無論何者勝出，對所有作為勞動者的司機及一般消費者而言，都不會帶來太多積極作用。那怕香港Uber現在看似不俗，但它潛在著太多比的士車行更可怕的元素。所以頌揚Uber的「創新」，認為的士「落伍」的論調，不過是將矛頭錯置。

真正的未來創見

香港當下的士系統的格局，其實相當明顯。現時的大型車行，是既有壟斷者，而Uber則是新興大型企業想進來分一杯羹。但無論是何者，也是在剝削司機勞動的「尋租者」（Rent Seeker）。壟斷牌照的自不用說，Uber也是恃著自己的軟件，主宰著的士司機的命運。當然，Uber的軟件自然也是勞動成果，但怎麼也沒理由只是「出租」軟件就可以拿取兩成收入，更不用說可以制定價格。我們付出的費用，也很自然落進這些壟斷者的口袋裡。

要針對性解決問題，不是要在車行與Uber之間選擇，而是要將這些「中間人」剔除，將的士系統從企業手中拿回來。我們認為，所有的公共交通系統都應該公有化。政府應該拿回的士牌，將之發放於的士司機，而非讓持牌人炒賣以及從中取利；政府也應該以自行研發租車軟件，或最起碼一次過將Uber的軟件買斷，而非讓Uber等公司宰制著的士系統。當然，香港連最基本的代議民主也沒有，更不用說在代議制中政府部門也不怎麼受人民直接監管，的士系統「公有化」自然也會有不少問題，但即使是非民選政府也不敢如企業一樣離譜，以利潤之名不顧一切（如領匯）。最起碼，如果沒有了這些中間人，車費一定會便宜得多，司機也不會朝不保夕，戰戰兢兢只為生計。

進一步來說，Uber這類的網絡科技，為社會帶莫大裨益。例如Uber App的聯絡系統就可以方便市民截車，而它記錄回來的數據能更使我們更精確地了解個別時間、區域的交通流量與需求，這些均有助完善現時的公共交通系統。然而，這些科技只是為少數資本家謀利，而不是真正為大眾服務。若果要真正發揮這些科技的效能，我們必須從資本手中奪回這些技術的所有權。套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說法，資本主義解放了生產力，但要使這些真正為人民服務，我們必須超越資本主義的限制。

註：
[1] 香港Uber官方網站，
https://www.uber.com/zh-TW/cities/hong-kong
[2] ezone:Uber減價！司機吐苦水，
http://www.e-zone.com.hk/channelnews.php?id=6688
[3] Buzzfeed News: Uber Executive Suggests Digging Up Dirt On Journalist，
http://www.buzzfeed.com/bensmith/uber-executive-suggests-digging-up-dirt-on-journalists#.ojM61g24j
[4] Appappapps:你所不知道的Uber七宗罪，
http://www.appappapps.com/blog/62762-uber-7-sins.html

延伸閱讀：

有關Uber的基本資訊，以及它在各國是否合法，可參閱維基百科“Legal status of Uber’s service”的條目。資訊非常詳盡，而且可看到Uber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策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gal_status_of_Uber%27s_service

有關一些本港的士司機如何看Uber，可看立場新聞「白牌車問題不大　車租才是問題癥結　斥車行抗議只為牌價」一文。

關於對Uber的一些分析與批評，以及如何可以將Uber由剝削私人企業，轉成真正為司機與人民服務的合作社，可參閱左翼雜誌／網站Jacobin的兩篇文章“Against sharing”以及“How to socialize Uber”。兩篇文章都非常到位，其中對司機的訪問更是讓我們了解，在美國為Uber打工的司機的血淚。
https://www.jacobinmag.com/

左論︰不提社會改革，如何推進政改？

隨著雨傘運動踏入第二個月，三個佔領區雖然仍有零星衝突，但已較之前平靜。目前，政府和建制一改過往以警察和暴徒襲擊佔領區的做法，企圖冷處理佔領行動，留待民氣自行消散。與此同時，在剛剛過去的一星期，支援團體開始發起不合作運動及在佔領區組織留守人士。學聯亦將派代表北上要求對話。然而佔領持續下去，既消磨士氣，亦令反對聲音越滾越大。所以我們不單要在抗爭手法上尋求突破，同時更需要改變論述方向。

是次運動最重要的訴求自然是要求全面普選特首及議會。透過公民提名推舉特首候選人，避免中共操控選舉。但若我們不斷重提有篩選就是不公平，只側重於政治不公的層面，恐怕無法說服大部份市民為何要個人和社會付出巨大代價來爭取。我們應指出當下的小圈子制度，是整體社會壓迫的一環，爭取普選是為了改變社會不公的現況。這樣才能爭取更多市民支持，擴大運動。

有選票就能「命運自主」？

不參與佔領的市民不一定是反對或沒有良心。想像一個打工仔女，他大概也認同真普選的主張，認為提委會不公平，但哪又如何？對他們來說，生活充斥著種種不公：在職場上，老闆可以要求你加班而不補水；在房屋方面，業主可靠收租而不用工作，卻可不斷加租令你無法負擔；在生活開支方面，車費電費物價年年加，有商家可以賺到笑，而你的工資總追不上通脹……政治篩選的確不合理，但也不過是云云不公的其中一種，而且遠遠不是最切身的。

如果我們只提自由、民主等抽象價值，實是太過單薄。我們必須指出，政治上的不公本來就是社會不公的延伸，特權政治就是令市民生活遭受種種壓逼；我們要投票權，實際上是要促進社會公義。可是，一直以來的論述一味強調政治平等，而沒有將政治與社會平等扣連。甚至大部份參與佔領的人也沒有意覺這點。這正是民主運動無法吸引基層參與的原因。

政商一體的提委會

以上這種只針對政治不平等的論述，也見於主流對提委會的批評。每當說起，大家就會批評提委會是少數人的統治，就是不公平，就是中共拑制。但這種純政治的說法，卻忽略了提委會就是為了持續少數權貴經濟霸權的事實。

參照現時1200人的選委會中，有300人為工商及金融界的老闆；300人為專業界別；300人為以團體票為主的勞工、社會服務及宗教界；300人為以人大、政協和鄉議會為主的政界。這不只是甚麼不公平或中共治港，更是一個嚴重傾斜社會權貴的政治制度。這樣的提委會顯然不會選擇親基層的特首候選人，而會選出符合商界利益的人參選。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王振民更赤裸地指出提名權應由精英行使以確保工商界利益，避免香港變成福利社會。

主流泛民論述往往抽空了經濟不公去批評論提委會，對不少人來說是相當無力。但實際上，提委會並不只是政治的不平等，更是權貴治港，欺壓貧苦大眾的一個重要憲制設定。如果我們能從這方向出發，與大眾市民說清楚他們日常面對的不公與苦況，與現下的政治制度有莫大關係，那麼運動將能更深入民心。

只講普選，益了建制

事實上，將民主與民生割裂正是泛民多年以來的致命傷。多年來，泛民一直打著「民主抗共」的旗號，卻鮮有大力提倡改變社會不公，導致難以爭取勞苦大眾支持。建制政黨看準了這一點，刻意營造出泛民只講政治不理民生的假對立，配合蛇齋餅粽等物質利益，加強民眾的政治冷感，才能穩住一堆鐵票。現時五顏六色的「反佔中」暴徒亦是這樣組織。

真普選是基本要求，重奪社會資源是目的

政治與經濟的壓迫，實為統治的一體兩面——這點其實是左翼的基本常識。現今香港情況已經越來越嚴重。在缺乏選舉權的同時，2007-2014七年之間，香港富豪收入佔GDP的百份比，從58%升至78%；以實數計算，即由一萬億港元增至一萬七千億港元，增幅高達7成！與此同時，樓價租金日升，百物騰貴，大眾苦不堪言。所謂普選，本來就是嘗試抗衡這個權貴政治的一場運動。

當然，普選也有其相當的限制。觀乎歐美國家，貧富懸殊與金權政治還是舉目皆見。商家與權貴對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力，哪怕是在代議民主底下，還是相當誇張——這種對普選的批評，也是左翼的基本常識之一。然而明顯是，歐美的權貴不能像香港的達官貴人一樣猖獗。普選至少讓民眾對統治階級有一定制衡。

然而普選帶來制衡並非必然。前提是民眾必須清楚理解政治和經濟密不可分。如果大家覺得民主只是某些抽象的公平，而不是真正可以拿回自己利益的手段，那麼政治冷感幾近必然。因為這種對民主的理解，將政治與具體經濟和生活割離了。香港一直以來的民主運動——包括是次的雨傘佔領——都有這種傾向。如果要爭取到更多民眾支持，我們必須改弦易轍，從觀念上作出根本的反省與改變，理解到爭取普選，就是為了一定程度奪回社會資源，滿足市民的住屋權、福利權，以及工作場所的決策權利。

打破了黑白的藩籬 卻衝不破貧富的阻隔 －－ 南非民主化的慘痛經歷

　　和解，意指那些在歷史底下的人必須觀察到壓逼和自由之間有著性質上的不同。對他們而言，自由是清潔的食水、電力供應、良好的居所、工作．．．．．．如果這些人的生活質素沒有得到改善，過渡的意義何在?如果沒有的話，選票是沒有用的。　　

圖圖大主教 Ｂishop Tutu（南非調解委員會主席，曼德拉多年的戰友），2001 年

　　　　　　　 

提到南非，大家往往會想到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以及曼德拉和其他抗爭者如何把它廢除的感人故事。可是，故事還沒有真正完結。究竟民主化的南非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圖圖大主教會說出以上的一番話？現在就讓我們回到南非種族隔離的時代吧！

自由約章：南非民眾對民主的期望

提到種族隔離，我們必須要提到自由約章。一九五五年，南非最大的黑人組織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後簡稱非國大）發起了自由約章（Freedom Charter）運動，派遣義工到各地收集人民的「自由訴求」（Freedom Demand），即廢除種族隔離後他們應有的自由。在政府的打壓中，黑人在一張又一張的廢紙上寫上自己的訴求，包括不分種族的教育、生活工資、將空置土地分發給無地的農民等等。這些經濟訴求就是南非群眾對自由和民主的理解。

同年，數千名黑人，有色人種和少數的白人在南非克勒敦集會，把這些訴求寫成一份自由約章。完成後，他們高聲朗讀約章，群眾拍手附和，而約章的第一條就是－－The People Shall Govern！這份約章在黑人中口耳相傳，鼓勵了往後三十年的抗爭者。當年輕一輩被問到他們起來抗爭，甚至武裝革命的原因，他們往往會回答：「為了自由約章！」。南非的民主運動，換句話說也是一個爭取落實自由約章的運動。

自由約章如何成為空話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一日，在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和國際制裁下，南非政府釋放了被囚禁二十七年的曼德拉。

曼德拉出獄後，旋即和南非執政的國民黨談判，要求廢除種族隔離，舉行全國民主選舉。談判分為經濟和政治兩方面，政治方面主要由曼德拉負責，經濟方面則由深信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博塔（Thabo Mbeki）負責。博塔後來也接替了曼德拉成為南非總統。

白人精英明白他們的政治權力不可能再保留，因此他們轉為爭取保留百年來搜刮得來的財富，甚至希望繼續搜刮財富。一方面，他們向非國大推銷新自由主義，要求保障白人私有產權、中央銀行不受監管等等，希望令民主化後的南非政府無法控制南非的經濟。另一方面，他們又威脅撤資，同時繼續打壓國內的黑人運動。正當非國大的經濟專家正在草議，如何奪回白人搜刮得來的財富，實現自由約章的內容之時，博塔卻游說黨內的高層同意了白人政府的要求。不少群眾和非國大成員卻沈醉在獲得政治權力的美夢中，沒有察覺「中伏」。如是者，非國大爭取了政治民主，卻遺忘了經濟自主。諷刺的是，曼德拉在釋放前兩個星期傳出兩句話：「國有化礦場，銀行和壟斷工業是非國大的政策，不要設想我們會對此有所改變。我們全力支持黑人在經濟上的充權，國家控制某些產業是不能避免的。」但轉過頭來，他們又忘記了這些讓黑人經濟充權的政策。

民主化後的經濟狀況

 民主化後的南非，金礦、銀行、鑽石、工業依然受白人控制，連中央銀行的行長都無法撤換。非國大一九九四年上台後，才發現自己雖然奪取了政權，但卻沒有任何的實質權力落實自由約章。想分配土地？土地還在白人手中。想發展工業？抱歉，加入世貿讓南非工業無法對抗外來競爭而倒閉。想興建公共房屋，改善衛生和基本設施？先還了前政府欠下國際金融機構的纍纍巨債吧！非國大政府在有限的資源下興建了少量房屋予窮人，但幾個月後他們不得不搬離，原因竟然是他們無法支付電力和供水私有化後的巨大支出！時至今日，不到10%白人依然控制南非大部分的經濟命脈。南非作為非洲數一數二的經濟體系，貧富懸殊卻是全球頭十名之內，失業率高企不下，甚至因為醫療系統的私有化令南非的預期壽命比二十多年前降低了13年。可見爭取了政治權利，不等於生活會有改善。

結論

最後，我們希望帶出兩點。

正如引言中圖圖大主教所說，如果選票不能改善生活，這對低下階層又有甚麼意義？民主並不只是政治平權的問題，而是如何讓我們可以掌握我們生活的問題。在政治權力不平等以外，我們還有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基層生活困苦等的問題。而不少香港群眾正正是希望透過爭取民主，舒緩這些問題以改善他們的生活。但似乎戴教授就較輕視這些問題，他的文章就曾經提到民主不會帶來福利主義，因為《基本法》已經有不少條文防止政府支出過大，希望本地資本家不要害怕。這種說法無疑是漠視了社會上的經濟不平等，以及這些問題的起源正正在於

資本家的剝削和福利嚴重不足。

第二，陳健民教授曾經引用南非作為例子，希望我們透過談判來爭取民主，避免發生動亂。但我們強調，這是只是南非民主化的其中一面，陳教授的說法無疑是無視了南非民主化後的社會狀況。南非的例子同樣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一味談判和妥協，只考慮政治民主而不考慮經濟民生，都頭來我們就會和南非一樣。我們必須引以為鑒。

中大左翼學會七一民主宣言──兼評佔中運動

前言

日前，「佔領中環」發起為期十日的全民投票結束，港大民研公佈有近80萬人參與投票。

這大概是值得令人振奮的事。香港人爭取普選，如果由港英年代爭取88年直選立法局議員算起，也有二十多個年頭。我們每年七一上街，都總聽到爭取普選的口號。但自回歸後，似乎都沒有甚麼決定性的成果。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停滯不前。現在，「佔領中環」似乎帶來了新的出路，這似乎總是值得恩喜的。

然而，這到底是怎麼樣的出路？佔領中環到底給了一個甚麼樣的前景？真普聯的「三軌方案」或是學界方案，又是否我們要爭取的目標？

事實上，香港爭取代議民主的道路，已經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我們左翼學會認為有必要摒棄香港一直以來的民運發展路向，轉向一種新的民主運動。

爭取民主，所為何事？

或許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我們爭取代議民主是為了甚麼？這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但實際上，我們就像是一群不斷打仗的士兵，在無止境的作戰裡，已經沒有時間去好好反省。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有關代議民主，我們其實常常聽到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比如說，有人覺得，爭取普選，就是為了公義，為了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但只要對左翼思想有一定的認識，甚或只是有多一點常識，便會理解這絕對是過份美化普選的說法。環顧歐美這些老牌的代議民主國家，便會發現人民的權力並不是這麼大。有錢有權勢的人，依然在政治上擁有與常人無法相比的權力。權貴有著關係網路、財富去影響議會，而普通市民不過是數年才有一張選票。要說這樣的制度代表著公義，公平，實在是言過其實。極其量我們可以說，普選的作用不過是稍為制衡權貴階級。

又有一種說法，指爭取到普選就可以擺脫中共的掣肘，免受「港共」如梁振英等人的惡政，達至所謂的「港人治港」。但這種說法也未免太過簡化。先不論中共要影響以至操控香港政治絕不止於議會，實施惡政的也絕不限於中共或是港共，還包括香港整個資產階級。就以現下的東北發展為例，某些人喜歡將之說成中共要「兼併香港」的陰謀，但這實際上是忽視了香港四大地產商在這個計劃中能掠取的龐大利益。

上述對民主的理解，不是過份理想，就是建基於一些錯誤的想像。我們或許應該回到一些很簡單的說法。爭取普選，其實是為了稍為改善人民的生活。如以上所說，現下的香港，大商家、權貴階層，還有中共及其爪牙當道，而當下殘缺不全的議會則是完全服膺於這種政商一體的壓迫。誠然，在成熟的代議民主政體也有類似的問題，但最起碼統治階級不能這麼赤裸，那就是因為代議政體能夠作出些許制衡。如果現在香港有了普選，普羅大眾的生活或許也會有些微的改善。

代議民主被馴化的過程  

我們必須抱持這種對代議民主的務實想像。唯有接受代議民主是一種手段，而非一個終極理想，我們才能仔細考察它的種種問題，才能在不同的代議民主制度之間作出選擇。如果我們嘗試擴闊一下歷史維度，便會知道在百餘年前，大部份商家與權貴均反對代議民主制度，對普選相當反感，認為會釀成「暴民政治」。因為他們擔心一旦有了代議政制，政府就必然會加稅，繼而危害他們的私有產權和利潤。但到了四五十年前，他們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認為「資本主義才是代議民主的最好伙伴」。

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們發現了，即使是有了普選，他們仍有諸多方法保持他們的權力，也發明了不同制度去削弱民眾的權力。比如在美國，選舉財政需要透過私人捐獻去支持，財團因此對政黨議員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以至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都不能真正執行一些嚴重傷害財團利益的政策，哪怕這可以大力改善廣大民眾福祉。又例如在南非，在九十年代她終於有了代議民主制度，但因為在談判時將中央銀行獨立了出去，議會無法真正掌控財政，於是即使是政權在手，也無法真正執行有利民眾的福利政策，大商家──不論是白人還是黑人──還是控制著南非的經濟命脈。（詳見〈打破了黑白藩籬　衝不破貧富阻隔〉）

中共要篩選的政經考慮

為甚麼我們要特意指出這些「枝節」？如果我們真的希望香港可以透過代議民主來改善人民的福祉，就必須注意民主制度的設計如何影響民生。在當下的佔中運動，我們經常就一些選舉細節作討論，譬如說提委會的存廢，應不應有篩選。這些討論當然重要，但焦點絕不是中共透過篩選來操控香港這麼簡單。事實上，篩選還可令中央確保本地富豪能夠緊握著權力：須知道提委會不被廢除的話，即使泛民能夠入閘，這候選人仍必須要向提委會的四大界別靠攏，其經濟綱領的保守程度大概可想而知。

透過篩選來穩住工商金融界利益的想法，其實早已貫穿在中央領導人的思維當中。就正如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回應公民提名的時候所講：「要保持香港的經濟地位，必須靠自由港、低稅制來吸引外來投資，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從世界各國各地區的選舉實踐看，行政首長由普選產生，候選人為了贏得選票，很可能提出加大社會福利開支，甚至走向民粹主義。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按照均衡參與原則組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在提名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時有比較均等的發言權，有利於平衡各種訴求，降低普選導致民粹主義的風險。」[1]從李飛的講話，我們不難看到中央政府其實十分戒懼普選對本地富豪的影響，故此要用篩選來維持工商界的主導權。

基本法對福利主義的重重關卡

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即使是無篩選的普選，權貴階級還是可以透過不同方式去影響，以至操控議會及政權，致使民眾無法真正得益。事實上，在整場佔中的運動，我們幾乎沒有討論過選舉規條以外的東西如何影響民生。例如，《基本法》第107條其實早已訂明，政府的理財原則須量入為出，並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此外，第108條規定，特區政府須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最後，第7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律草案，除非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否則均不能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在這些重重深鎖下，即使有了普選，我們也不可預視到香港能真正改善現有的福利制度，為香港貧苦大眾真正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

簡言之，政治權力的問題，不單在於一個漂亮且合乎基本原則的選舉制度，還有在於其細節，以及選舉以外的設定。

為了誰的民主？

當我們仔細審視代議民主能帶給我們甚麼的時候，就會發現到她帶給不同階層的利益是不同的。譬如說，低下階層會希望透過代議民主來獲取福利，但經濟狀況較佳的中產階級，則沒有太大這樣的需要，他們更需要的，是爭取多些自由，或是從權貴階級手中拿回多一點權力。直接一點說，在民主運動之中，這些階層不一定有著共同的目標，在最醜惡的情況下，甚至會出現背叛。在英國的歷史上，便有著這樣的篇章。在十九世紀初，爭取普選的憲章運動之中，中產階級與基層聯合行動，爭取普選，要從地主及皇室手中拿回一點政治權力。但一旦運動發展至損害中產階級利益的時候，中產階級就會無情地打壓基層。（見〈憲章運動──中產階級的背叛〉）

在普選已經深入民心的今天，我們大可放心，這樣離譜的結果不會發生，但我們在追求民主必須注意不同階層的分野。這些分野，或許正好體現在整場佔中運動之中。事實上，在第一次商討日，不少民間團體都提出了重要的經濟訴求，如全民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最高工時等等。到最後，參與者歸納出的其中一大議題是「如何將運動提升至全民運動層面（能深入各種族、階層，特別是基層）？參加者特別關注到民生與民主要扣連」。[2]然而，隨著佔中運動發展，這些經濟訴求可謂完全消聲匿跡，整場運動與民生的扣連亦難以算得上明顯。

此外，佔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亦曾露出對福利主義十分戒懼的傾向。為了游說本地資本家支持普選，他不惜提出普選不會導致福利主義的說法，指出現下《基本法》已經有足夠的限制，不會提供太多的福利予基層民眾。[3]這根本完全無視了香港是一個極度貧富懸殊，福利嚴重不足的社會。貧苦大眾爭取普選，不就是為了改善這個問題嗎？如果我們拿到普選，但卻如南非一樣無法改善基層民眾生活，那普選又有甚麼意義？（說得難聽一點，佔中的領導層會否在談判的時候，為了爭取本地資本的支持，會否加入一些不利基層民眾的條款？）

最後，在第三次商討日過後，選民就民間方案投票，結果跑出來的三個方案皆有公民提名。及後，在620投票前，佔中主辦單位特別加設了一條題目，這做法無疑引起不少民間團體的不滿。從這些現象，我們認為大家須非常小心佔中運動的發展方向，防止它背離群眾，例如接受一些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結語

作為左翼，為何我們仍要支持普選呢？我們支持普選，是因為它是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議程，可以令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稍為舒緩。但我們無須為它戴上光環，因為普選在當今社會已被「馴化」，很容易受到權貴階層的影響。而一個有篩選的選舉，對權貴階層的傾斜就必然會更嚴重。

香港過去的民主運動大多著眼於爭取普選，希望能一人一票選特首。但關於一些改善民生的政策，我們很少會將之視為爭取民主必要的一環。很多時，輿論甚至會覺得福利政策是洪水猛獸，會阻礙經濟發展，不利於普選的落實。但我們覺得，這種徒具形式的民主運動必須要扭轉。

當下的佔中運動，我們要小心現在運動的方向，否則即使爭取到真普選，經濟仍然受到少數權貴壟斷，屆時貧富懸殊無法解決，我們仍然老來無依、被地產霸權壓迫、承受超長工時和低人工、揹上沉重的學債。

[1]〈提委會提名降三風險〉，文匯報，2014年4月14日。

[2]〈佔中商討日 總結七大議題〉，主場新聞，2013年6月9日。

[3]戴耀廷，〈香港要怎樣的資本主義〉，蘋果日報，2014年0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