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你對新聞自由的 想像都是錯誤

文：熊、CHAM

明報一月六日宣布更換一名來自馬來西亞總編輯，被認為是大老闆張曉卿向中共獻上明報；商台於二月十二日即時終止李慧玲的合約，她事後堅稱是梁振英不滿她的言論而背後命陳志雲解僱她；更駭人的是明報前總編劉進圖被人持刀襲擊，兇徒至今仍未找到，然而這次襲擊不可能與其前總編輯的身份無關。

除了近期這三件大事之外，類似有關「新聞自由」受干預的事件一直都有發生：《經濟日報》刪改專欄作家周博賢文章、《成報》篡改劉銳紹專欄。而「無國界記者」公布2014年世界新聞自由排名，香港的新聞自由度在過去四年內持續下跌。這些事件接二連三出現，令一向冷漠的香港人都要維護日漸衰落的新聞自由。

自由主義的盲點

很多人覺得我們不可繼續沉默，需要作出抵抗。以明報事件為例，他們成立工會並爭取與管理層簽署約章，確保編採自主。至於李慧玲事件，業界發起遊行聲援並向政府施壓。而劉進圖遇襲事件，新聞業界發起穿黑衣運動抗議，記協、香港大專多個學生團體亦發起聯署，讉責暴力及政治打壓新聞自由，促警嚴肅處理。200多個學生在民女像前靜坐，並拉起“They can’t kill us all”的橫額。3月2日，記協發起「反暴力遊行」讉責暴力，表達維護新聞自由的決心。

觀乎這一連串行動以及網上的反應，可見香港人還是相當關注新聞自由。劉遇襲一事尤其觸動到不少人的神經，口號“They can’t kill us all”更是難得的熱血。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句口號說起。這句口號中的“They”究竟意指何人？答案既模糊也清晰。一方面，大家對劉進圖被何方勢力襲擊還未有合理的預測，但另一方面，大家又很自然將矛頭指向香港政府或中共政權。

如果我們回顧明報、李慧玲等事件，便會發現這些保衛新聞自由的行動也有類似的邏輯。一方面，和李解約，撤換總編，均是媒體管理層；但另一方面，抗議者認為，那些管理層會這樣做，均是政權施壓，所以他們的訴求，都是要求政府不要打壓新聞自由。

以上針對政府的指控，其實不無道理，筆者並非要質疑這些判斷。但這些推測無疑昭示一種圖像，就是打壓媒體自由的元凶，皆為當下政權。而打壓的原因，是為了鎮壓異見。反過來說，只要政府不對媒體施壓，新聞自由就得以確立。這種想法，是否合理？又是否恰當地描述了香港一直以來的「新聞自由」問題？

商業媒體的弊病

首先，我們要明白，政府絕非唯一打壓新聞自由的始作俑者。實際上，新聞自由受干預，很多時是源自商業媒體的運作邏輯本身。商業媒體不只是媒體，還是一所企業，有自己的利益與agenda。有時商業媒體像是在向政權獻媚，進行自我審查，但其實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根據新聞從業員區家麟的說法，以往報導有關自由行時，都會強調自由行對經濟的貢獻，為零售業帶來好處。[i]這不純粹是因為「要聽阿爺話」，而是媒體老闆很清楚，自由行帶來商機，廣告收入亦會相應增加—那怕很多問題都要由市民承受。這不是受強權壓迫，而是（傳媒）老闆與政府的合謀。

另外，商業媒體要考慮更直接的利潤問題。廣告商很多時是傳媒的重要收入來源，因而它們刊登有關批評廣告商的新聞皆有所保留，免得罪資方。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在碼頭工潮期間，媒體編輯不想得罪誠哥，不單抽起李卓人的訪問，甚或禁止刊登他的紙牌被掟「糯米雞」的相。不然百佳、屈臣氏、豐澤的廣告就通通與你無緣。

最後，商業媒體為增加跟政府談判的影響力，亦會反過來威脅政府。這在西方極為常見，譬如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在2010年澳洲大選間，因其利益與工黨的政策不符，於是大力抵毀某個候選人或政黨，務求要他們大敗[ii]。

以上例子是想說明一件事：政府、商業媒體之間的權力關係其實相當複雜。在資訊場域裡，他們會相互合作，也會相互競爭。而在這過程中，新聞自由很容易被犧牲。以為只有政權才會打壓新聞自由，實是過份狹窄的想像。

在文章開頭，我們提到一些相當明顯針對新聞自由的例子。但想深一層，便會發現新聞自由受到限制，並不只存在於這些明顯的事件中。只要我們理解到商業媒體的編採過程，便知道這個運作模式本身有很大的缺憾。哪怕在平常瑣碎的新聞，記者想寫甚麼、如何寫、用甚麼相、標題、篇幅，均受管理層和老闆的監控。若不遵從指示，就會受到壓力，甚或被處分，以至解僱。我們都知道，甚麼報紙會怎麼報（或不報）某些新聞，很大程度上不是記者的意志，而是上級的立場。這有時很明顯（例如以上提到的修改專欄，或抽起相片），有時則比較隱晦—畢竟媒體還是要保持一定的形象。但這種層級式的壓制，就是當下香港傳媒的生態。說得直白一點，新聞自由其實每天都被打壓。

新聞自由？誰的新聞自由？

因此，打壓新聞自由的不只來自政府，還有利潤主導的商業媒體，和其內部的僱傭勞動架構。那麼我們要問的是，所謂的新聞自由到底是什麼？

百多年前，年青的馬克思已對此問題有相當的洞見。他區分開作家和出版商的出版自由：出版商眼中的出版自由只是用來牟利的工具，而作家（或任何前線新聞從業員）的出版自由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他們並非為了謀利而出版或寫作，不用討好所謂「市場」，而純粹為了探索真理。一旦報導與出版商利益相左，出版商就會干預作家和前線新聞從業員的言論，甚至解僱他們。「出版商自由」和「出版自由」，兩者並不相容。[iii]

自由主義者的盲點，在於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的打壓。他們忽略了哪怕在非政府的範疇，也可以存在相當的壓迫。正因如此，他們便無法區分開商業媒體的「新聞自由」和前線記者的新聞自由。
事實上，他們也並非看不見資本帶來的問題。他們偶爾也會提起傳媒老闆干預編輯自主，也會投訴廣告商太過霸道，但卻沒有意識到這根本是一個制度問題。當所有編輯以及記者均是受薪，而媒體又要賺錢，新聞自由就必然受到壓制。

他們不願意挑戰商業媒體的運作，也沒有提供制度性的改變，只有叫市民出來給媒體壓力和叫他們自律。例如李慧玲事件中，他們的訴求都只停留於讉責商台並要求商台解釋事件。他們沒有想過，商台作為商業機構，自然就會這樣打壓。

而左翼就是要求制度上的改變，建立不受政權和財團操控的媒體。這種媒體，需要是獨立、公共的。它不能再以層級式的上行管治，而是需要以民主方式運作。只有這種參與式的媒體，才能真正保障新聞自由。

但要作出這種改變，必須從根本改變當下的政治、經濟制度才有可能，而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固然，我們應該有一個理想圖像，但在現有框架底下，我們可以怎樣抗衡商業媒體和政府？

「全世界前線新聞記者團結起來！」

以上提到，新聞自由受到打壓，原因在於下層記者、編輯無法真正抵抗來自管理層、老闆以及政府的壓力。每當事情發生時，他們就只有靠遊行、默站等抗議方式施壓。然而，先不說壓力相當有限，這種處理方式只能夠「事件式」地回應問題，無法處理以上提到在日常工序的打壓。如果沒有甚麼標誌性事件，很難引起市民關注，遑論可以組織群眾運動。

相對而言，比起偶然有突發事件才有數次遊行，我們認為媒體工作者自行組織工會才是更有力的做法，因為他們更能切身和即時地對上頭作出反應和抵抗。如遇上重大的事件，他們能發動工業行動停止出版，做成更大的威脅與社會迴響。當然，支持工會並非否定市民的聲援，相反，市民的聲援對工會的抗爭行動能夠帶來更好的效果。

總而言之，這種策略的重點，在於增強下層員工的力量，以抗衡政府與老闆的壓力。這種抗爭方式在西方亦不少例子，例如在2012年，意大利新聞工作者發動全國媒體大罷工抗議「限言法」（gag law）立法，最終成功閣置議案。[iv]有見及此，我們亦樂見明報開始組織工會。希望他們能夠意識到他們的行動是直接影響媒體的生產，因此可以比一般市民做出更有影響力的行動。

大膽假設：民主公營的媒體

雖然成立工會能一定程度制衡資本與政府，但始終未能消除問題根源──商業媒體的權力架構和利潤主導的運作模式。所以，我們也要銳意開拓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的可能性。這些另類媒體絕不科幻，現在已有不少類似的媒體，如獨立公民媒體和社區媒體。

獨立公民媒體是民間自發組織的媒體，由於資金有限，多於網上出現。如香港獨立媒體、惟工新聞、台灣的苦勞網等等。這類新聞平台，多提供與主流媒體不同的視角，也會嘗試發佈非主流的消息與評論。

至於社區媒體，顧名思義是以社區為單位的媒體。報導多以社區消息為主，而最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會讓社區內的人參與媒體制作，讓民眾主動參與議題討論和研究，不再被動地接收消息。在南美洲，尤其是委內瑞拉，均有大量的社區媒體，市民自行組織居民參與電台、電視台，藉以抗衡被商業機構操控的主流媒體。[v]

誠然，這些另類媒體通常規模較小，影響力很有限，但還是有很深遠的意義。就如一位在委內瑞拉參與社區電視的制作人說，大眾其實需要表達自己的感受、生活與抗爭的種種。媒體不單在於給予資訊，還是在為我們定義這個社會，甚麼才是值得關注的事。現下這話語權，其實是給商業媒體掠去。另類媒體的重要性，在於能令參與報導者，以及讀者重新想像「媒體」這一回事。只有充份認識到這一點，大家才可以開始想像︰大眾的媒體和大眾的新聞自由到底是怎樣。

總結：常識的悲劇

以上觀點，若是在十年前的香港，或許還算新鮮，但現在相信不少人也聽過這左翼的觀點。但這種觀點，卻從未真正見於主流論述中。每當出現「言論自由受損事件」的時候，大家總會重提自由主義的老套路，不是港府就是中共打壓。近日劉進圖的事件，亦不例外。

說到底，這種情況自是因為說「言論自由」受政權打壓太過方便—這道理大家都懂，尤其在需要鼓動群眾時—無端提起「商業結構亦是打壓」大家又怎會明白？大家自不然就會選擇最易理解的說法，哪怕覺得左翼的說法挺有道理。慢慢許多人便覺得這些說法太過「理論」、太過「抽空」了。

但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抽空」、真正的「理論」？自由主義的常識，看似容易引起社會反應，不但無法解釋諸多有關打壓言論自由的問題、無法疏清作者自由與出版商自由的分野，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常識」根本無視言論自由每天都被受到制度性打壓的事實—只有名嘴或評論人受到影響，才是「香港言論自由受損」。容我大膽問一句，這種說法能夠帶領我們向何方？當實際問題其實不單在政權，更在於整個商業媒體邏輯的時候，只向政府施壓，說其打壓自由到底可以得到甚麼改變？

我們是時候要面對一個事實：一直以來的政治常識實在有根本的問題。誠然，新的道路一點也不好走。由游說民眾，到組織傳媒從業員工會都有相當難度：辦獨立媒體、社區媒體也像是太過細碎，沒有真正影響力。然而，真正在地的運動，不止於其即時影響力，還必須要有目標有願境，而這些都建基於對當下社會問題的分析。或許以上的做法看似事倍工半，但總比緣木求魚來得好。

或者說得正面一點，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劉進圖的事件，自然令我們都覺得悲憤異常。但那些情感應該將我們帶向何處？如果我們拒絕思考其他可能性，又再走同樣的道路，那不過是集體的逃避罷了。

其實有冇諗過，點解會有福利？

文︰Cham

一．前言

在上一期《中大學生報》，我們探討了有關香港終審法院的問題，指出了她歷來不見得怎麼保護低下階層，也不見得真正會保護所謂的「基本福利」。然而，因篇幅所限，我們並沒有怎麼分析該次判決的內容，以及回應因之而起的各方論爭。新移民要有七年限期才能拿綜援，是否合理？

在這個問題上，大家似乎都有非常清晰的立場。靠近右翼，或自詡本土之人，自然認為這判決並不合理，保護「香港人」的利益，實是理所當然；另一邊廂，傾向左翼，扶持弱勢的朋友，也想當然的歡迎判決：新移民作為香港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沒有理由還要等待七年，才可以拿取最基本的保障。

我們左翼學會的立場是甚麼，自不待言。但問題的重點，卻遠不在於最後是支持或反對。縱觀各方觀點，大家似乎都是「動之以情」。反對判決的，提出的論述一貫的簡單：新移民拿福利，就是他們硬生拿取（甚或竊取）了「香港人」的資源；而「香港人」已經相當悽慘，沒有甚麼餘糧了，還怎麼可能給那些「大陸人」大拿特拿？他們訴諸的，就是恐懼和自保。

左傾的朋友，固然有嘗試提出一些較複雜的說法。例如他們會嘗試提出，香港的資源大多為資本家所掠取，稅收本身又極低，才是問題的根本。但最主要的回應都是指出新移民的慘況，企圖扭轉一貫對新移民不合理的印象。

簡而言之，一方就是拿著排拒大陸人，以及對經濟問題的憂慮作王牌；另一方則是大打同情牌，還有嘗試將敵視轉向大商家。然則，大家都不怎麼打算認真探討福利的問題本身。到底福利是甚麼？為甚麼應該有人可以拿福利？唯有真正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才可以在「不讓他人拿了我們的東西」和「我們要幫助弱者」的對立之中走出來。事實上，雙方都沒有提出對福利的仔細看法，遑論將之結合於政治經濟制度和歷史，去提供一個整全的論述。

而這正正是我們左翼學會打算做的事。這裡不只是一種對政治討論質素的執著；而是我們認為，要真正改善當下香港的情況，我們必須對福利、資源分配等問題，有一個根本性的認識改變。接下來，我們首先會探討一些對福利、資源的基本看法，以及描述福利制度本身的演變與發展。我們會據此證立，將福利給予低下階層，不是施捨，而是他們拿回了一些應得的東西。

二．為甚麼有人要拿福利？

我們必須從最根本開始談起。有些人認為，拿福利的人就是沒有「貢獻」，就是白拿了別人的資源。但在我們得出結論以前，有好好想過福利是甚麼？為甚麼我們要拿福利？

福利可以指許多東西，我們說起福利，總是想到失業救濟，綜援這類支援。但其實也有一些相當日常的，例如公立醫院、資助房屋等等。我們讀大學，也是要政府出錢。這些其實都是福利。簡而言之，除非大家真的富有非常，不然或多或少都是福利的受益者。大家自可想像，能否自費讀小中大學，永遠去私家診所醫院？

是的，我們總想像，拿福利者都是真正貧苦之人。我們甚或會想像他們好吃懶做。但我們先撇開這個誤會不說。我們就假想拿福利的人都是最貧苦的一群。那就容我詢問，為甚麼他們會這麼貧困？

這理論上應該是非常自然的問題。我們不會見到月入四五萬的人辭工去拿綜援的。只有艱辛過活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打算。他們總是沒有太多選擇，總是只能做些低薪又辛苦的工作——甚或連這樣的機會也未必有。他們大概不會餓死，但大概只是能勉強糊口。他們也付出了勞動，甚或犧牲了健康。我們要詢問的是，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他們就是要獲得這麼少的回報？

在思考任何關於福利的問題前，這些是我們應該要回答的問題。

但大部份人就是不打算回答。勉強要回答，大概就是搬出「市場邏輯」：因為這些工作很多人都可以做，所以他們就可以被極低薪聘請。但我們從來沒有打算真正反省，這是否真正合理。

當然，我們不打算真正探究這個問題，是因為整個世界一向——最少在我們所認識的近代歷史——是這樣的運作。有些人——我們稱之為資本家、或是統治階級——他們就是這樣的富有；有些人則是也是打工，但是做一些比較「高尚」的工作，所以他們生活也不錯；有些人，就是做貧賤工作，他們生活困苦，理當如此——哪怕財富其實是我們全體共同創造出來的。一間大企業，要有工程師、設計師，也要有文職、銷售員，也要有清潔工，大家都有各自付出了勞動，但收入卻絕不對稱，而偏偏賺得最多的反而是付出最少勞動的老闆。如果有外星人來到地球，為我們書寫歷史，這個就會是我們人類文明當下的圖像，這就是我們的權力、財富的分配模式。

章節之初，我們談到，總有一種印象，認為貧困者拿福利是白拿了別人的資源。但要談這個，我們是否應先問：現下的財富分配方式是否合理？ 他們貧困本身，又是否合理？

三．甚麼是福利？

普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是企圖指出這個根本的問題。低下階層本來就是被掠去了財富。只看香港，大企業利潤數以億計，而為他們付出勞動力的低下階層，一週幹五六十小時，可能一二萬元也拿不到。而在市場的規則下，他們可能連這個機會也沒有。於是他們才要拿所謂的「福利」。

福利是甚麼？在這個財富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如果沒有任何福利，好一部份人幾近無法生活。這對於當權者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是故，他們就要交多一點點稅，也就是從他們坐擁的財富分極少部份出來，讓政府勉強改善一下底層人民的生活，作為維穩之用，美其名稱作福利。

對當權者來說，福利作為維穩的手段，有一個很重要的前題，就是要大眾真心相信當下的財富分配制度大體是合理的。福利，是當權者的施捨，是有錢人向窮人的支援。我們必須要忘卻，制度本身的嚴重不平等。我們必須要繼續相信，我們每週幹五六十小時，拿到工資勉強糊口，是一個合理的狀況。

同樣道理，對於那些拿福利的人，我們要相信他們並不努力工作，是竊取了別人的資源。我們應該要不滿，應該要責難。但事實上，大家均是被竊取了財富，只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不幸。

我們越是忘記這一點，當權者就越左右逢源。而我們越是對當下的制度感到懷疑，當權者就越需要作出更多的退讓。這就是福利制度的歷史。在十九世紀初，資本主義的早期，幾近沒有甚麼福利的存在，大部份打工仔工時極長，沒有任何保障，只有最走投無路的人才有所謂的扶助。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一方面資本家也需要一個穩定的低下階層讓他們剝削，另一方面，大家也越來越意識到制度的不公——這就是社會主義思潮最盛行的年代。兩次大戰以後，大家深深覺得資本主義帶來了貧窮、戰爭。於是乎就有所謂福利國家的興起。當權者為了安撫人民，就對他們提供了更多的福利保障。當時人民對待福利的態度，就與我們現在相當不同：他們覺得政府是理應照顧他們的不同需要。就以英國為例，戰後的政府就投放了大量源於公共醫療、房屋等環節。英國的社會大眾覺得，在經歷過戰爭的摧殘以後，他們應該可以過一些合理的生活，找到工作，或是拿到這些基本的保障，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

可以想像，如果當時的政府不提供這些福利，在大眾已經普遍質疑整個制度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就會陷入危機。

反觀香港，對比其他國家，我們的福利開支極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香港人衷心相信，當下的制度沒有甚麼不公平。哪怕是我們再艱辛，也只能賺取極少人工，回頭就用了在租屋供樓，我們也甘之如飴。我們沒有如以上提到的英國人一樣，覺得社會不公，當權者也自然不用安撫。

但有一點必須重申：無論是再大方的福利制度，也不過是掩蓋了原有的極度不平等的一項手段。當權者不過是提供多一些保障，然後繼續要求我們接受以勞動換取微薄的薪酬，而不是共同享有社會創造的財富。

容我們回到最開初的問題，拿取福利，絕對不是白拿，更不是拿了他人的資源，而不過是從資本手上拿回了一少部份屬於自己的財富而已。

四．回望當下本土

以上的論述看似過於抽空，與新移民應否七年後才能拿綜援亦看似離題萬丈。畢竟在這個爭拗上，最明顯的衝突看似來自於所謂「香港人」與「大陸人」。然則，問題的根本很大程度來自於我們如何開始思考。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覺得，新移民拿取福利是光棍白拿，那麼就算我們所謂再包容，也只能夠得出一種結論。

筆者這篇文章的目的，便是要帶出我們對於所謂綜援，以及其他福利，需要有種sense of entitlement。我們需要指出，如果我們承認新移民是香港潛在的勞動階層，那麼他們就如我們一樣，被置身於一個龐大的剝削系統之中。

他們拿取福利，不只是因為他們悽慘，而是他們被迫以極賤的價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們與我們一樣，理應共同分享香港整體社會創造出來的財富，但結果卻只能在當下的制度苟延殘喘。我們的財富都被大商家拿去了，所以低下階層拿取福利，是理所當然的，這只不過是當權者為求社會穩定，給予我們少少的補償。

對於一些左傾的朋友，以上的說法這看似太抽空（尤其不少人總喜歡以離地批評左翼），但我們必須在最根本的問題討論。正如文中所言，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接受當下的貧富懸殊，接受賤賣勞動力是理所當然，找不到工作是貧苦大眾自己的過錯，那麼我們很難為福利作出太強力的辯解。

比如說，根據傳統自由主義的觀點，福利就是為了提供一定程度的平等機會（如教育），以及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保障。但為甚麼要給予這些保障？在不打算挑戰既有經濟制度不公的情況下，福利就是一種同情，認為大家有需要幫助底下階層。但在大部份市民都要面對諸多困難底下，我們可以寄望拿到多少同情？諸多所謂「大愛」「離地」的批評，也就是由此而起。如果我們要真正為支持福利，單單強調福利的重要性，建立所謂「福利權」，或是「大地產商拿了太多錢」是不夠說服力的。我們便必須挑戰根本的問題，指出這種賤賣勞動，被迫進入市場的場境是極其不公，才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論述。政策的倡議亦可據之而起。當然，這些說法與常識距離很遠，每每說出來都看似可笑。但如果我們連根本的問題也沒能力提出，又有甚麼可能從根本改變社會？

最後，對於執著於所謂「本土」的人，筆者並未寄望單單一篇文章可以說服你們，畢竟這裡牽涉到近百年的的常識以及世界觀。但這也沒甚麼關係，大家大可以自行思考一下筆者提出的問題：為甚麼會有人貧窮，為甚麼他們要拿取福利？

貞子以外，電視裡的妖怪

十月，電視發牌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政府黑箱作業令市民少了一個免費電視的選擇，在幾日內激起十萬市民上街要求發牌。然而，電視媒體的問題，又怎會是多一個牌就能夠解決的？

不幸的是，香港長期處於一台獨大的狀態。對於新聞報導、消閒節目和廣告質素惡劣，我們很容易下「引入競爭，提升質素」的判斷，將大型私營媒體的流弊誤以為是個別公司的經營問題。

每日兩小時　足以洗腦

電視可說是最普遍的日常娛樂。翻查網上資料，近年香港人每日約花兩個多小時看電視，與上網時間相若。美國政府2012的統計亦指出，15歲以上的美國人平均每日約有5.6小時的消閒時間。當中一半，即2.8小時用於看電視。居次的「社交活動」（包括探訪、約人等）平均每日只有45分鐘。

每人每日兩小時實在不少，而資訊只來自寥寥幾個源頭，即使由兩個增至四個或五個，也不能說是多。換句話說，全港七百萬人每日幾乎接受相同的資訊，而這些資訊來自商業主導的電視台。

本文將說明，各種隱性廣告及偏頗的新聞報導都是商業主導電視的結果；另一方面，電視台為提高收視率而製作的娛樂節目潛移默化我們的思想。

隱性廣告　鼓勵消費

商業電視台基本的營運模式，就是透過高收視率吸引廣告，同時透過借出旗下藝人賺取佣金。要在有限的電視播放時間內賺取最大利潤，在選材方面自然會有所取捨。由此可見，電視機前的觀眾並不是電視節目的消費者，而不過是電視台的籌碼，顯示利用電視賣廣告的潛力。這種模式，正正決定了電視台在什麼時間播什麼節目；多播什麼，少播什麼；甚至是什麼可以播，什麼不可以播。

除新聞和劇集外，消閒節目佔電視時間的一大部分，介紹餐飲場所、旅遊熱點、時尚衣著。這些「由XXX公司贊助」的節目，與其說是一個抽離的節目，倒不如說是一個大型廣告，透過美貌議員的演技宣傳商品。

甚至電視劇裡亦充斥著各種嵌入式廣告（Product Placement），不會明刀明槍地推銷某些商品，而是將那種商品放在劇情之中。只要細心留意一套荷里活電影，不難發現所有角色都用同一個品牌的手機，去同樣的快餐連鎖店，駕同一牌子的車，在不知不覺間已經為產品做了宣傳。日本動畫跟營銷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Pokemon以及各種陀螺搖搖片集的產品，先有商品，大賣特賣確保有足夠收視，才決定拍劇。而劇集更進一步令產品深入民心，甚至推廣到其他國家。廣告不一定要賣花贊花香。只要不時加深你的良好印象，目的已經達到。

商業主導　抹黑抗爭

「無線新聞，事事旦旦」。新聞報導受商業扭曲最為明顯。近年香港很多觀眾都留意到電視新聞在選材和報導手法上有明顯的偏頗。例如最低工資立法時，集中採訪零售及飲食業老闆等「苦主」，對數十萬基層工人如何受惠卻鮮有報導。對大型抗爭的報導亦多次受到批評。在本年三至四月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新聞透視》抽起罷工報導，《ATV焦點》抹黑工會等，都是媒體明目張膽偏向建制的表現。

親政府背後是商業考量。為了讓藝人和劇集在內地暢通無阻，電視台自然樂於在其他方面讓步。同樣道理，商業媒體在報導大企業的問題時留一線，不過是避免得罪大企業而失去廣告。這不是香港或中國特有的問題。《紐約時報》披露，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美國國防部要求國內8000名分屬不同媒體的「時事評論員」在作出支持戰爭的言論，結果是當時有超過七成美國媒體報導支持出兵，比其他國家多出一成。

由於私營媒體說到底需要資金，即使在高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地方，為確保能繼續營運還是要自我審查。新聞媒體能否作為所謂的「第四權」監察社會，實在令人懷疑。

這時讀者可能會走出來抗議。「商業營運是有問題，但不管怎樣，總比統一口徑的官方喉舌好吧？」的確，兩個電視台比一個好，終究是少一點壟斷。然而除了私營和公營的基本分別外，政府亦可在多方面規管媒體的擁有權，以免媒體受大企業控制。例如2011年6月，厄瓜多爾公投，通過立例禁止私人金融機構的總裁及主要股份持有人同時擁有傳媒企業的股權，避免大財團作出有利於己的報導。台灣立法院在2012年亦草擬「反媒體壟斷法」，禁止市場佔有率超過一定比率的媒體再收購其他媒體公司，可惜因國民黨臨時變卦而胎死腹中。這些都是一些可能的嘗試，限制資金對大眾知情權的干預。

越趨娛樂化　戰爭變打機

除了立場偏頗外，現實的新聞報導越趨娛樂化。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一方面新聞報導是電視台的基本要求，但在「黃金時段」播放悶蛋的新聞，實在太浪費了。解決方法就是從取材和報導手法方面著手，將新聞變成娛樂的一種，同樣吸引觀眾眼球。例如香港的電視新聞長期缺乏國際政治經濟的報導，取而代之的是奇人奇事和可愛貓狗。難道世上就沒有其他值得報導的事情嗎？

國際新聞淪為獵奇報導遠遠不是最糟的。自1982年福克蘭戰爭以來，媒體對戰爭的狂熱報導一直為人垢病。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霍士（Fox）為首的美國媒體均以第一身報導戰況。震撼的影像，講波式旁述，將報導變成電影或電腦遊戲，令觀眾如同身歷其境。同時，各媒體亦乖乖遵守官方規定，沒有播放任何死亡士兵的遺照和棺木。這些報導手法均令觀眾集中於正面的「劇情」，而忘記戰爭帶來的死亡、傷殘和破壞，更不用說質問。除了無法呈現事實外，亦遠離客觀中立的原則。第一身戰爭報導令觀眾不自覺變成「我軍」，對「敵軍」自然要斬盡殺絕。自動已經在戰爭問題上站在支持的一方，對軍方的各種暴行缺乏批判。

雖然看似矛盾，販賣悲情同樣是娛樂化的一種表現。一直以來電視都有節目報導世界各地災民的慘況，近年亦有《窮富翁大作戰》之類的節目關注香港基層工人的生活。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時候節目主持人的感想竟然是「其實我們已經很幸福」，自然不會想到為什麼有人不幸，有人幸福。看過這些節目，觀眾或許會「同情」窮人，但不會質疑為什麼社會上會有窮人；他們或許想「幫助」窮人，卻不會思考怎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

娛樂化報導以視覺效果和煽情取代觀眾思考。從另一方面變成向官方立場傾斜的偏僻報導。

劇集老套　遠離事實

談到扭曲社會現實，電視劇集的表現更為明顯。但有些時候電視節目扭曲社會現實，不一定是出於政治考量。電視劇集在表達人物性格和生活時，往往與事實距離甚遠。不是說非要100％忠於實況不可，而是這些與事實不符的描述往往會加深流行誤解。

無線古裝劇中，角色言必稱奴才奴婢，女性角色往往被刻畫為受保護動物，不是驚慌就是哭叫，當然也少不了被男人掌摑。這些人物設定過去已受多番批評，例如陶傑指電視劇令中國傳統陋習深入民心。「女同學社」在2012年回顧77套有同性戀者出現的無線劇集，發現當中竟有22套將同志定格為殺人犯、急色鬼、或是精神病人。又以北美劇集為例，男性白人角色大多佔主導地位，而作為配角的黃種人經常演出沉默、害羞、不善交際的角色。美國一項研究更指兒童節目裡超過六成白人扮演正派角色，而黃種人和黑人大多扮演反派。這都說明劇集為討觀眾歡心，自然會配合他們既有的心態，將日常的偏見以更誇張的手法呈現。

永恆不變　世界美好

這時讀者又鼓譟了：「喂大佬呀，我都係想輕輕鬆鬆睇下電視，有冇你講到咁誇張？」絕不誇張！上文提到的美國媒體巨頭霍士電視台收視率為全國第二，多年來一直因其保守立場備受自由派批評，亦多次被發現造假新聞。學術界的各種研究指霍士新聞報導誤導。2010年史丹福大學調查發現，霍士觀眾較不接受科學研究。各種調查更指，霍士觀眾較完全不看新聞的人更缺乏常識，例如不知道地球溫度正在上升，及說不出誰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等。

我們看電視很多時候都不過是電視撈飯，輕輕鬆鬆，不會怎樣注意。但其實花在電視的時間遠遠超過接觸任何其他資訊。跟電影、音樂等媒體不同，電視的影響是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從小到大，每人每日兩小時，足以構成一種牢不可破的世界觀，限定了我們的「常識」，哪怕是錯的常識。而電視為觀眾塑造一個美好的世界。BBQ大團圓結局，沒有貧窮、傷病及不公。即使是面對災難或貧窮，都少不了漂亮臉蛋和歌唱，與事實距離遙遠。不會懷疑事情的起因，不會追究捐款的去向，觀眾幾乎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就關心了世界，然後收拾心情，看接下來播出的「獎門人」。

大眾媒體歸大眾

電視到現時為止仍是廣大市民的重要娛樂和資訊來源。不說老一輩不懂上網，年輕人在網上追劇集也是脫不了電視的影響。因此對於電視的種種問題，不是個人選擇看或不看就能解決的。上述討論指出商業考量令私營電視台的新聞失去客觀、劇集強化傳統陋習、充斥顯性隱性廣告，潛移默化影響我們對事物的看法。哲學家阿多諾在50年前形容文化工業為「集體欺瞞」，在今日距離事實不遠。面對這種狀況，實在有必要跳出一貫不是私營，就是國營的二分法，看看有沒有其他出路。

那些披著羊皮的狼 ——略談「溫和排外」政客的危險

前言

大概在八月底，社運人士及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毛孟靜等人聯手發起，呼籲一人捐一百元，在香港及台灣報章刊登半版聲明，提出反融合拒赤化及要求梁振英下台。最後共計有三百餘名市民支持。

倒梁的聲音，由他接任特首開始便出現。作為非民選特首，這樣的情況並沒甚麼特別之處。不過，這份聲明的著眼點卻有別於一貫以民主、反共為基調的倒梁論述。聲明指出，現下香港的問題，在於沒有單程證審批權，以致人口壓力大增。香港的土地發展、房屋問題，均源自於此。這種施政方式，是要配合國內，並非港人優先。是故，撤換中共棋子梁振英，是最合理的出路。

然則，這聲明即認為，香港的諸多問題，均是源自大量的新移民湧港。這種將問題歸咎於新移民的說法，實在難掩其排外的意味，亦因此引起不少爭論。老實說，這套將香港的房價過高、肆意發展的畸型施政，說成是由人口太多導致，根本完全站不住腳。香港近十年的人口增長偏低，只有0.58%，在全球230多個國家中排第130位——怎麼可能會有「人口壓力」？問題根源還是在於政府不願拖低樓價，影響大地產商利益，那怕是坐擁大量土地，也不願多建房屋。這就是所謂地產霸權的其中一個結果。

雖然此觀點本身不怎麼嚴謹，但它卻代表了排外論述又再添置一個新的面向。筆者希望借此事件，對本港近年排外思想的發展稍作勾劃，並嘗試指出這種觀點的出現並不是偶然。

另一方面，除卻思想本身，排外政客的出現也是值得令人關注的現象。同理，如果以上排外論述的出現有其結構性的因由，這些政客的出現，也很大程度是形勢使然。筆者希望論斷，這些機會主義者的出現，會進一步令排外論述主流化。這實在值得我們警惕。

第一部份：排外論述的發展

其實只要大家年長一點，就會發現「排拒大陸人」的風氣其實是相當近年的事。當然，將大陸人與香港人區分，甚至是帶一點貶義「阿燦」的說法，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但這極其量只是某種自我優悅的心態，並未牽涉太多厭憎的情緒。甚至在六四事件的時候，有近百萬人上街遊行，支援內地同胞。

一直到99年的居港權事件，排外論述才真正冒起。政府謊稱將有167萬人來港，將會耗用近7100億公帑的說法，令剛承受金融風暴的港人大為恐慌。隨著香港的經濟環境日漸變差，這些情緒亦在不斷積累，直到近一兩年徹底爆發。起初，批評多集中在少數大陸人的「不文明」習慣，但隨著兩地交流越來越多，生活上的矛盾亦開始進入排外論述。比如說，「雙非」孕婦令香港人無床位；自由行、水貨客令到香港烏煙瘴氣，香港的商舖「只賣金與奶粉」等等。而最近這份聲明，則將問題上升至房屋與發展的層次。

某程度來說，現下的發展可謂必然。一直以來，中港之間的文化矛盾就沒有好好疏理，這些樊籬其實就如潛藏的地雷一般。一經觸發，必然引爆。我們現下無論怎樣努力排解，也實在難敵積累了多年的偏見。

另一方面，單純的文化偏見本身終究難以挑起真正的矛盾。生活面向的衝突才是最貼身，挑起負面情緒的藥引。然則，無論是孕婦、水貨客、或是自由行，對香港市民固然有一定的影響，但無論從廣度與深度來說也是相當有限。排外論述要再進一步，自然會慢慢指向一些宏觀制度的問題。考察外地情況，通常都是兩種：一是飯碗、二是福利。前者在港並不適用，後者則因為香港本來就沒甚麼福利，而新移民拿的福利就更少所以難以成氣候。排外政治往往都是情緒政治，那麼，排外論述嘗試將矛頭指向香港人最關心的問題——房屋與土地——可謂順理成章。

但論述終究是人構作出來的。以上的發展過程，不單是因為極端右翼的狂罵，更是有賴於機會主義的政客。

第二部份：機會主義者的出現

說起排外論者，我們自然會想起陳雲。他網上的歧視言論往往令人嘩然，對於他的政敵——無論是所謂「左翼」或「大中華膠」──他總是用詞狠辣狂放。他的《城邦論》——撇開其論述質素——始終是唯一一本表述香港自治的立場、政策的論著。我們自然不應低估其影響力，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始終不是政治人物。他沒有所屬的政黨或群眾組織。陳雲的炫目，往往令我們忽視了一些比他溫和，但在選舉、實際政治與群眾運動中更具影響力的人物。

在立場上他們不會怎麼激進，但卻總會利用群眾的情緒以增大自己的政治資本。這些機會主義者的出現，是代議民主政治的根本缺憾之一。我這裡指的，是在今年二月成立「香港本土聯盟」的兩位議員，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以及公民黨的毛孟靜。

范、毛二人，在今屆立會選舉中，已是力撐港人優先、反對大陸化等議題。在所有中港矛盾的議題中，勢必見到二人的身影。早在上年一月左右的「雙非孕婦」事件中，范國威便在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政府考慮修改《基本法》，禁止在港出生的「雙非」子女擁有居港權。其後一眾關於水貨客、奶粉的爭論，毛、范二人便是在那時組建「香港本土聯盟」，指長遠目標是要反對現下的「一簽多行」，認為大量陸客來港才是問題的核心，故此需要對症下藥。

他們二人亦常針對繁簡字、大陸/香港用語的問題。將軍澳新開幕的商場PopCorn內的agnès b. Cafe，其餐牌上只有英文及簡體字，而食物的中文名稱均為中國大陸用語，范國威亦隨即在網上批評。他們二人亦曾去通訊事務管理局，希望引起公眾關注本地新聞界日漸慣用大陸譯名及措詞（如適當/適切、釣魚台/釣魚島），希望可以避免使用大陸用語，保衛香港本土語言。

最後，他們亦是文首提及的聲明的發起人之一。

機會主義者的特徵

乍看之下，范、毛二人所推舉爭取的，均沒甚麼問題。畢竟，床位不夠，奶粉短缺，房價高企甚至用詞不當，均是實在的問題。與某些極端的「本土論」者相比，他們的說法也不怎直接歧視新移民或國內人——他們甚至會澄清自己並不針對大陸人。可是，這種看似理性溫和的表象，卻是機會主義者的包裝。

甚麼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呢？就讓我們從維基百科的定義開始說起：

a trend of thought, or a political tendency, seeking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situations with the main aim being that of gaining more influence, prestige or support, instead of truly winning people over to a principled position or improving their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一）增加自己的影響力，不旨在令群眾真正認識

為甚麼說范、毛二人是機會主義者呢？，簡而言之，就是他們把握好每一個時機——哪怕可能是影響很小的事情——去迎合港人某些排拒大陸的傾向，挑動情緒，好增加自己的「政績」。

本來，拿個別事件來做文章也不是甚麼問題。以小見大也可以是一個讓群眾理解清楚的做法。但是，他們並沒有借此去刻劃出宏觀的問題，然後引人深思，反而往往將不同的問題，約化成「香港被大陸入侵」，繼而透過強調這個意象引起市民的保衛情緒。

諸多被他們借題發揮的議題，其實有相當多的討論空間。比如說，床位不夠，怎麼可能只談內地孕婦，而不說明政府減省公共（醫療）開支，削減床位的問題？例如說水貨客，如果政府一早做好疏導管理，比如說擴大閘口，甚或在火車站開闢一些專有區域，我們和水貨容還會有這麼多衝突？奶粉的問題就更離譜，稍為去想像一下，就應該知道香港這麼一個國際城市，怎麼可能沒辦法輸入足夠的奶粉？傳媒後來也揭發了奶粉短缺的問題，是與生產/銷售商的經營手法有關。硬將問題約化，然後將責任扔於最顯眼，最容易受落的新移民、國內人上，政治上自是方便之極，但實則讓市民無從認清問題的根本。

文化問題則尤甚。就香港、國內的用詞問題上，有一些的大陸用語在港使用的話，固然有問題（比如外語字以普通話音譯就不合港情），但有一些用詞，可謂為反而反。必須要說明的是，語言的用法是流動的，會隨著歷史，社會文化而改變。是故近十年廣東話才有種種歐化詞、日語詞的出現。隨著香港與內地的交往越來越多，語言的融和本就無可避免，我們可以case by case去考察。但若硬要將兩地用語區分，然後堅持所謂香港，那隨了挑起情緒之外，就根本無助市民理解語言與文化的問題。

容我不厭其煩在此重提，從政者的責任，是在於讓群眾好好理解問題的根本，然後與之一起，據之以理力爭；而不在於以最簡單、最容易觸動群眾的方式去爭取支持。這種捨難取易的方式，正正就是范、毛二人所選取的機會主義道路。〔註一〕

（二）在香港的情況下，不會過份激進

另一方面，范、毛二人的政治立場，鮮明之餘卻還是甚為溫和。這也是機會主義者的特質之一。以上提到，機會主義者的最大目的，是去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在香港，排外的情感固然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但香港一方面沒有如法西斯般的傳統。因而，即使近年政治氣氛稍有激進化，但大體而然還是溫和。所以如果要爭取普通市民支持，他們在利用排外情緒之餘，還必須擺脫歧視的標籤，將自己包裝成理性溫和，只是實是求是地爭取所謂「本土」、「香港人」的利益。

范、毛二人不止一次否認自己歧視國內人，但在他們肆意利用這種形象，將情緒置於真正的分析之上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在加劇族群歧視。就文化而言，不去鼓勵民眾思考因中港互動而產生的文化問題，反而利用因恐共情緒、對國內文化的不解，教條地反對所謂的簡體字和大陸用語，這毋寧是歧視國內的文化。就經濟問題上，他們不向群眾解釋種種社會矛盾的因由，不將矛頭指向政商一體的根本，反而利用因為港人與國內人的衝突，而暗指問題是新移民、水貨客、自由行旅客太多來獲取群眾支持。他們或許沒有如陳雲一樣指大陸人不可救藥，但說到底還是如假包換的排外。

主流化以致右傾

這些「軟性」的排外論述其實相當危險。諸如陳雲之流的瘋狂說法，或許有一定的偏鋒支持，但在此時此刻的香港，終究流於邊緣。真正植入群眾心底的，卻是這類機會主義者的言論。它們為排外的說法給了一頂respectable的高帽，一種正當性，使他們可以進入主流政治、以及主流傳媒——他們亦正在如此，令大部份人可以更順滑地將問題諉過於內地人，堂而皇之地貶低大陸人及其文化。反過來說，極端的右翼思想如陳雲之流，亦可以更自在地傳播。換言之，這正是整個政治光譜右傾的趨勢。

這種現象，早已在不同的時空發生過。最近的例子便是希臘。現下的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是希臘惡名昭著的新法西斯組織。它們極端排外、反同性戀，並且對反對他們的勢力（左傾團體）施以暴力。毆打、破壞，甚或謀殺都是他們慣用的技倆。但如斯恐怖的組織，卻可以獲得近15%的國民支持。誠然，希臘的經濟問題是他們得以崛起的最大原因。但更重要的一點，是當下中間偏右的執政黨，為了爭取支持，也在自己的政綱批評外地移民，以迎合某些因經濟問題而爆發的排外情緒。有論者指出，就是在這種排外情緒的主流化的情況下，金色黎明才得以乘勢而起。

結語

對於排外思想，我們往往會有種想像，認為是人的偏見造就出來。這種想法固然沒有錯，但卻不是事實的全部。人的想法從來就受社會結構、經濟環境所影響。只要稍為對歷史有認識，便會知道排外與經濟危機有緊密的關連。此文的觀點，也是這種想法的延伸。現下排外思潮的種種發展，包括諸多機會主義者的出現、排外思想主流化等現象，正是排外勢力欲意擴大和政客意圖增加影響力交互影響的結果。

左翼經常強調，面對社會問題我們要窮其根本。如果我們希望根治排外的問題，便需要對這個社會現象有更根本的認知。亦正正是因為這種認知，我們才認為不可以因為范、毛二人的派排外論調比較間接、溫和就掉以輕心。相反，我們必須更加堅決的反對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如陳雲一樣瘋狂，也不是因為他們是卑鄙的陰謀家，而是因為就實際發展來說，他們才是令排外思想得以主流化的最大元凶。It’s nothing personal。

當然，此文不過是個簡述，因為時間與篇幅所限，有很多的細節與比較都沒有做到。比如說范、毛二人的政黨與群眾背景，其餘有排外傾向但卻以不同形式出現的主流政治人物（如黃洋達、甚或譚凱邦），我們也沒有作出分析。唯願這篇短文能為讀者們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

執筆之際，正直金色黎明的支持者當街殺害一反法西斯音樂人。其氣焰之盛可謂令人瞠目。香港當然不比希臘，我們大概也很難想像法西斯可在港生根。不過，五年以前，希臘人大概也想不到今天。每念及此，總是不寒而慄。

【左翼專題】差佬中立？咪傻豬豬啦！

文：Gary、寶

前言

近日的林慧思事件和梁振英落區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於警權的爭論。不少人都對警權過大和警察選擇性執法有所批評。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也反對警察機關權力過大和以其打壓示威者的行為。但我們必須指出這些批評是基於一個虛惘的想法──警權其實理應是中立的。事實上，這種想法和左翼對於警權的理解有著根本的不同。究竟「警察理應中立」此一說法錯在哪裏？左翼的分析跟它又有什麼差別呢？容我在下文一一指出。

林慧思事件和天水圍落區事件

先說林慧思事件。在七月下旬，青年關愛協會（下稱青關會）在旺角法輪功的攤檔搗亂，但警察執法時卻偏幫青關會。一小學老師林慧思路見不平，以粗口指責警察執法不公，引起建制派口誅筆伐。其後，又有退役和現役休班警務人員出席反對林慧思的集會，被質疑違反《警察通例》中不可參與政治活動的的規條。[1]更誇張的是，一名當值警察竟聲稱有支持林慧思人士「搶鎗」，但最後表示只是「一場誤會」。[2]

再說落區事件。在林思慧事件同一個時期，梁振英先後在天水圍和觀塘舉辦地區論壇，期間皆有示威者和支持梁振英的人士在場外對罵。初則口角，繼而動武。在天水圍那場論壇，就有示威人士被支持梁振英的人士毆打，警方沒有及時阻止之餘，同時也有放生支持梁粉之嫌。[3] 當日即場被捕的四人當中，大部份涉嚴毆打示威者的梁粉並沒有當場被捕。其後警方雖然再次拘補多名「梁粉」，但並至今仍沒有人被落案起訴。警方對「梁粉」的偏坦和選擇性執法，由此可見一斑。[4]

成疑問的見解：自由主義對警權的看法

警察選擇性執法、偏坦支持政府人士、打壓示威者、權力過大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上述的絕對不是個別事件，不論在外國或是香港都有大量的例子佐證。誠然，每次出現類似的事件，總會有人提出抗議，其重點均是責斥警權過大及提出警察理應中立的說法。譬如說，在警務人員在反對林慧思的集會上公開表達政治意見一事上，民間人權陣線就認為：「此做法一開將令香港警隊全面失去政治中立性，日後將難以讓市民信任警方會對不同政治意見的人士進行公正的執法。」[7]

此外，香港政府根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向聯合國提交報審議後，民間人權陣線在聯合國也曾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發出意見書。意見書中要求「 警方停止一切濫權行為」，以及「成立獨立投訴機制，由警方以外的獨立機構，處理對警方的投訴。」[6]

從上述的說法，我嘗試歸納出我稱之為典型自由主義對警察的看法：

1.      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不得已授予警察龐大的公權力和合法的武力。

2.      對警察的權力並不信任，故此需要設有監管機構防止警察濫權。

3.      警察是可以保持政治中立、不偏向某一政治勢力、獨立於政治爭拗。

固然，我們左翼學會也反對警方偏坦支持政府人士、打壓示威者、阻止人民發聲的做法。可是我們不禁要問，警察本身真的是政治中立的嗎？他們所依據的法律是我們想像的中立的嗎？設有監管機構真的足夠嗎？警察所維持的是甚麼秩序，對誰最有利？

維持既有秩序就是不中立！

在自由主義者眼中，維持秩序是一個中性的行為，但很抱歉，事實完全不是這回事。事實上，警察所做的並不只是保障人身安全那樣沒有階級偏向。在大部份情況底下，警察的存在都是維持着整個資本主義的日常運作。試想像一下，在罷工或者示威期間，政府出動警察機關是偶然的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警察之所以要出動，其實是要防止工人和示威者擾亂和挑戰屬於資本家和統治階級的秩序。沒有這種秩序，商賈就不能繼續順暢無阻地壓搾工人；統治者就不能安心地穩坐其權力位置。故此，「維持社會秩序」這種講法本身就是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警察維持一個偏向資本家和統治階級的秩序，又何以稱得上是中立？

因而，在林慧思和梁振英落區兩件事上，我們也不難理解警察為何會偏幫政府支持者。因為政府支持者如愛港力及青關會之流，實際是代表著統治階級的秩序，相反示威者則是挑戰原有秩序。如果我們循著上述的分析，有階級偏向的警察機關也就很理所當然會打壓示威者，而對支持政府人士的暴力行為「隻眼開，隻眼閉」。

【左翼專題】不能遺忘的慶祝與抗爭——小記五一勞動節簡史

文︰Cham

In another, it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 power of grassroots thought and feeling, and illuminates the way men and women who, as individuals, are inarticulate, powerless and count for nothing can nevertheless leave their mark on history.

- Eric Hobsbawm, Birth of a Holiday: The First of May

前言：不應被遺忘的節日

小時候，我總覺得沒有比節日更空洞的一回事。理論上來說，節日是應該要慶祝、懷念、或迎接重要的人和事。我們都知道端午是要紀念屈原，新年是要迎接新的開始。但到最後，所有的節日都只是一系列重覆、機械的活動－吃飯，吃糉、交換聖誕禮物、收利是、打麻雀，所謂紀念與玩樂也不怎麼分得開，所有背後的意義都像差不多是說笑。一切剩下的，不是節日，而只是假日。我總會想，沒有比這更虛假的東西。

當然，人長大了，對於這些就有更加多體會。真正的紀念，不單需要時間與精力，更需要沉澱與反省，將自身當下的種種與過往的歷史作扣連。然而父母都總是工作繁忙，遠慮近憂的。他們最需要的便是休息。就算我們趕完功課，第一時候想到的也是玩樂休息，要從繁忙中走出來。可想而知社會大部份人比我們更加渴望這種解脫。與其說是我們虛假地面對節日，不如說是現下的社會制度將節日的意義壓平。在當下，我們最需要的似乎就是假日，就是休息。

然則，清明時縱再不情願，我們一家還是會去拜山；某些有信仰的朋友還是在平安夜去教堂。在最繁忙的時候，有些意義還是不應，或沒有被忘卻。我想向大家介紹一個節日。這節日與宗教、民族無關，但卻是在超過一百個國家都是法定假日。那就是五一勞動節。

百多年前，爭取標準工時

在工業革命以後，工廠大量興建，工廠工人漸漸取代農夫，成為大眾的主流職業。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大量工人均沒有任何法制上的保障，工資少、工時長。如是者各種工會與政黨自然應運而生。在1889年的第二國際（即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國際聯合）便決定要在來年（1890年的5月1日）舉行一個大型遊行，以要求各國訂立八小時工作天，讓工人不用將所有時間投放於工作。

八小時工作天的訴求，由來已久。早在十九世紀初，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便提出過「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的說法。往後數十年，不同國家的工人均嘗試爭取限制工時。十九世紀中葉，八小時工作天幾近成為歐州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重要綱領。

為甚麼會在1890年5月1日這個時刻作出這樣的跨國行動呢？種種的偶然不算，選擇5月1日，一方面是因為在3年前的5月1日，芝加哥的工人在發動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天，其間有集會支持工人，但最後卻被警方武力鎮壓，有七人被判死刑。就時勢而言，十九世紀末正是工人運動方興未艾的日子，英國的新工會主義正在興起，德國國會也否決了鐵血首相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例。無論如何，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認為這將是一個不錯的時機去發動一個大型行動。

輕巧的戰鬥

不同的社會主義政黨均認為，雖然整體勞方的形勢不錯，但還沒有到可以發動跨國罷工一天的地步。所以，是次的行動是要求各國工人在可行的情況拒絕上班而去遊行，而自覺無法參與的則不用勉強。

這種比較輕巧的做法，讓更加多的人可以自覺參與。比如哥本哈根的鐵路工人便無法停工參與遊行（可以想像，對交通這類重要運作的工人的規管相對嚴格），但他們也發了一封支持的賀電。話說回來，由於氣氛濃厚，那怕不少政府均公開宣佈五月一日不是假日，不少僱主也不得不讓工人停工遊行。

在預想這次遊行時，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自然對此抱有一定希望。但實際的效果卻是要比預想來得還要成功，由西歐到巴爾幹半島一帶也如是。舉例來說，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便有超過三十萬人集會，是有史以來最多的。在哥本哈根，更有超過四成的勞動者參與五一遊行。

【左翼專題】通往債務奴役之路──評香港大專教育的經濟壓迫

文：Edward、寶

「高中及專上教育亦逐步普及：我們預期在未來兩年內，適齡人口組別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青年有機會修讀學士學位課程，連同副學位學額，修讀專上課程的青年人將近七成。學生資助計劃亦已不斷完善，確保沒有學生因為經濟原因而無法升學。」

梁振英

在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裡頭，與我們及下一代息息相關的大專教育政策實在著墨不多，而且一如所料沒有什麼大變動。就正如施政報告內文所言：「教育政策應進入鞏固期，不作重大的政策改變，讓持份者休養生息。」休養生息四字，十分動聽。但若果我們細看施政報告有關教育政策的內文，就不難發現梁特首的「無為而治」是維持現存千瘡百孔的大專教育體制。譬如說，就大學學費、學士資助學額、大專教育私營化這些重要的議題，施政報告絕口不提。這意味著大學生每年仍要為學費疲於奔命，而升不到學士的學生就要在不受政府規管的學店讀書。本文希望透過分析大學學債和大專教育私營化這兩個面向，從而點出香港政府跟私營學府在教育這一環壓迫學生的情況，讓讀者明白改革大專教育之必要。

推你入Non-mean債網

就讓我們先由大學學費和資助計劃談起。可能會有人會說：

「每年學費42100又有咩好怕喎？申請grant/loan咪搞掂囉！」無可否認，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大學生是多不勝數。我想諸君也體驗過在富爾敦樓排grant/loan排到腳軟的經驗。不過，我們得弄清一點：貸款(loan)是要繳還的，而助學金(grant)才是真正免除了學生的學費負擔。

現時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資助計劃，是分兩條隊。一條是「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即所謂的Non-mean，它是不會給予學生什麼助學金；另一條是「經入息審查助學金或貸款」，即是要你呈交父母屋契、資產、月結單那條隊，這條隊才可以申請助學金。而實情是，「經入息審查助學金或貸款」計劃是設了不少關卡和門檻，將不少學生拒諸門外，就讓我列舉一些情況：

1.年滿廿六歲卻沒有大學學位的職場人士。學資處是不會給予他們助學金繼續進修，他們只能靠自己的積蓄供自己讀大學。然則學資處是在剝減高齡人士在大學進修的機會。

2.父母有一定資產的學生。在學資處的審批算式，家父家母的資產就等同子女的資產。一旦兩老以小生意或者是揸自己買的車維生，子女幾乎肯定不會獲批助學金。但如果他們生意失利債務纏身或者他們不願供養子女上大學，他們的資產卻仍然會被學資處計算在內，子女最後也得「自己供自己」。

3.父母不願呈交入息紀錄的貧苦學子。假若父母嫌手續太繁複，或者他們與子女的關係惡劣，這班拿不到父母銀行月結單的學子就得立即背負三至四年的學債。

遇上上述三種情況的學生，他們唯一可以做的除了不斷搵補習做part-time賺錢，還得同時向政府借Non-mean交學費。換言之，他們就是要用者自付。而在大學四年制下，這班大學生就得立即墜入債網，背負四年的學債，盛惠至少十六萬八。他們還loan的慘況，相信不難想像。

借錢交學費跟剝削和維穩的共生關係

或許你會質疑上述三種情況的大學生之數量不會十分之多，不過可以確定，借Non-mean的大學生數量實在不少。根據去年財政預算案和去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UGC)的文件，在10/11年度，申請Non-mean的數目達34143宗，而教資會資助課程整體學生人數就有74588個。屈指一算，事實上有一半大專學生有需要借Non-mean。

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作為大學生──可能會直覺地認為，借錢交學費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假如你了解身處美國的大學生的狀況，你就會明白借錢交學費的大專教育模式是可以很恐怖的。

根據美國大學入學與學生成功協會（ICAS）的數據，2011年美國大學畢業生平均背負2.66萬美元（約20.6萬港元）學債。還清學債，大學生可謂任勞任怨，他們在快餐店打工早已是司空見慣。更有不少賺取廉價薪酬的大學畢業生為了還學債，不惜節衣縮食，只靠營養補充飲料及蛋白棒維持能量。

宏觀而言，借錢交學費的大專教育模式絕對是剝削和維穩的工具。一方面，老闆可以恃著大學生急需工作的關係，壓低他們的薪酬。另一方面，大專生為了還清債務，一畢業就必須立即「撲水」，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學債何其多收數無甩拖

更甚的是，美國政府於2005年修訂破產法，規定破產不會解除學債。這等於保證放貸機構一定能收回學債。美國各私營金融資本自然不會錯過這一大塊肥肉，更大肆向學生推銷信用卡，放貸時遂毋須考量學生還款能力，頻頻濫批。這個情況，是不是叫我們聯想起在入學時，一大班恆生和東亞的職員在文廣向你夾道歡迎的光景？

誠然，美國和香港的學債危機還有一段距離。不過，兩地在處理學債的手法也有相似的跡象。近年，由於大學生拖欠學債的情況日益嚴重（截至10/11學年底，拖欠還款率約為13%

，涉款超過二億），學資處也出了不少對策收回欠債。當中已經實施的包括將個案交予小額錢債處，以及由律政司追討欠款。而其中一招尚在考慮階段的，就是將拖欠者資料交予信貸公司跟進。這個政策何時實行，私營信貸公司會不會跟黑幫聯手追討欠款，尚是未知之數。不過，這種公私營合作由「貴利」直接協助政府收數的套路，明顯是要迫使學生在信貸公司的威脅下，準時向政府連本帶利繳還學債。一旦學資處將收數的權力交予信貸公司，揹著學債的工人子弟幾乎肯定是走投無路。

【左翼專題】 就讓我們走出資本主義的迷障 ──《共產黨宣言》導讀

文︰寶

當發生重大的社會議題，不少團體均會發表聲明，表明對該議題的立場。《共產黨宣言》，可說是這一切宣言中流傳最廣，影響最深遠的一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宣言，我們在165年後仍要讀，當然不是因為左翼學會教條主義地視之為「左仔聖經」，而是因為宣言提綱揭領地說明社會主義對歷史發展的觀點，對當時各種論敵的回應，以及社會主義的行動方針，有力地回應當時的社會問題並提供出路。

我們看到宣言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預言資本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殖民達致全球化；市場機制把一切能容納的都納入去；工人的力量日漸低落在今日很不幸全都驚人地實現。而當日的各種論敵，至今仍然以別的形態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今日更應認真對待宣言提到的出路。

無限制的商品化

今日的社會實在非常怪誕，一切常識都好像被否定了。比如說，人人都需要一個居所，但在今天的香港，很多房屋不是用來住的，而是用來儲蓄、保值、炒賣。不但是有樓人士，買不起樓的人也是這樣想，好像這是安穩生活的唯一門路，卻從沒想過這是多麼不合理。

再舉一個荒謬絕倫的例子。筆者想破頭也不明白，明明生兒育女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也是社會維持下去最重要的一環，為什麼在醫院產子最低消費也要過萬元？

宣言的第一部份正正要解釋「商品化」的過程。宣言的作者進而預示，資本為了不斷增生，除了在地域上無限擴張，更會吸納一切有形無形的事物，令它們通通變成可買賣的商品。

在讀這一段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1848年的世界與今日大大不同。當時資本主義僅在起步階段，經濟大部分都限於實物（例如各種食物和日用品的買賣）。那時沒有龐大的服務行業、沒有炒股、沒有大眾傳媒（沒有收音機，更不用說電影、電視和電腦）、教育不普及、交通和通訊比現時慢得多。然而在全球化的今日，我們看到宣言預示的歷史進程準確地實現。透過籠罩大地的市場，可口可樂、Toyota和Facebook的力量好像無堅不摧，打破所有國家文化的界限，滲透到世界每一個角落。連一些過去完全無法想像可以用來賣錢的東西，由人人生活所需的飲食、住屋、交通，到九龍皇帝的街上隨意的塗鴉、電影公式化的情感賣弄、麥當勞店員機械化的笑容（笑容免費供應！），單純以瘋狂消費作為慶祝的節日，一切都可作買賣，而且只能用作買賣。甚至人能夠自行創作一些名為金融的數字遊戲令資本倍增。這一切作者當然無法一一預見，但資本擴張的預言，卻不幸完美地實現了。

商品化的破壞力在於消滅一切關係，只剩下買賣關係。不能被買賣的東西，則毫無意義。一些我們會珍視的價值，例如鄰舍互助的關係、歷史文化和環境，在發展的無上權力之下都要讓路。近年種種重建和保育的抗爭，都直指這種矛盾。

勞動者的弱化，資本家的坐大

這些買賣中最重要的一種是勞動力的買賣。隨著工業化，勞動者變成機器的附屬品，不斷長時間重複做相同的小工序，而工時越來越長，待遇越來越差。在宣言之中的第二章，便詳述了這個資本／勞動對立的演變過程，以及引發出來的種種社會問題：「機器使勞動的差別越來越小，使工資幾乎到處都降到同樣低的水平，因而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和生活狀況也越來越趨於一致」、「資產者彼此間日益加劇的競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商業危機，使工人的工資越來越不穩定」、「單個工人和單個資產者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具有兩個階級的沖突的性質」、「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級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裡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這些章句，在第二章隨處可見。

觀乎我們身處的城市香港，作為所謂的金融中心，經濟年年增長同時，六分一人活在貧窮線以下，十分一人每日超時工作。其實勞動者從來沒有消失，只是從體力勞動變為服務業和各種辦公室工作罷了。再望遠一點，我們眼中的改善，不過是把血汗工序搬離視線，外判到第三世界國家。

再說，隨著工序越來越簡化、零散化和外判蔓延到各行各業，工人無法團結，議價能力遠較過去低。在這情況下，工人失去自我形象，認同統治者的價值，並滿足於小恩小惠。從這個角度看，今日打工仔的力量，甚至比百多年前更弱。

此消彼長下，資本家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他們能利用經濟方面的影響力干預政府施政，李嘉誠的面子大得要胡錦濤親自要求要，協助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即是明證。他們亦能動用傳媒作為喉舌，每當經濟政策推出，傳媒的注意力總會集中在幾個地產商而非廣大市民身上，甚至市民亦視這種狀況為理所當然。這是金錢主導之下，不但擁有資本即擁有權力，更連能主宰意識形態的結果。

回應路線不同的黨派

認清工人的苦況及商品化是社會上嚴重的問題，並理解資本主義是其根源僅僅是第一步，下一步是謀求解決的辦法。事實上，反對現行制度的人不少，然而他們出於不同的動機，運用的手段不同，希望達致的結果亦不同，因此也不一定是同路人。

這種對路線與策略的敏感，正正是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洞見。觀乎香港，我們很多時為求方便，往往只將勢力劃分成「建制」與「反對派」（或是泛民）。但這種簡單的二分其實很有問題。那怕在某個議題上（例如普選），大家有共同的標準，但這並不代表大家一定是朋友，在未來隨時會變成敵人。如果認真想改革社會，怎樣仔細劃分進步或是反動力量，是無可避免。在宣言的第三章，馬克思便嘗試列舉不同的反對勢力，有「反動」、「保守」、「空想」三種性質的論敵。時至今日，這些論敵仍然有一定市場。看看現時香港各種「反梁」的勢力就一目了然。

「反動」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大地產商、唐營和鄉事派。顯然它們完全無意改變社會不論政治或經濟方面，但毫無疑問他們是反梁的。不為別的，單純是因為現任政府損害它們既有的龐大利益。

「保守」的影響力在民間相當大。一些精英往往以人道之類的理由提倡對社會問題作小修小補的改變而不鼓勵全盤改革，因而絲毫不損他們的既得利益。而這些小修小補，也僅限於略施小惠提供物質利益而欠缺長遠考慮。同時，他們把社會問題的責任全數放在個人身上而漠視制度問題（在這方面，環保政策最有代表性）。這類人大都為專業和中產人士，在香港「反建制」的聲音當中可說佔主流地位，當中包括一些主要泛民政黨和傳媒。在倒董倒梁，爭取普選時他們爭先恐後。但到了討論最低工資、退休保障和公共房屋時，他們往往顯得扭扭捏捏，甚至簡單地以「民粹」和「福利主義」將之否定，顯示他們並不代表廣大勞動者，而是要保障他們自身作為小老闆小業主的利益。

「空想」指一些抽空社會實況和歷史背景而幻想社會藍圖，並大聲疾呼公眾追隨的人。這些想法的吸引力在於跳過所有現實困難。然而正因如此，大都無法實行；即使能夠實行，也僅限於很小規模。

由此可見，有些人看似是同路人，不過是碰巧反對的對象相同，事實上卻是敵人。目的相同，背後理念不同，因而使用的手段和指向的結果不同，其實也不難理解。再舉一個簡單例子說明。在零三七一遊行，人人都高呼董建華落台。當時筆者收到一張傳單寫著「還政於神」。同樣是反政府，然而相信大部分讀者都難以認同。

了解到這一點，就明白「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不分種族、不分國籍，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實在不切實際。對於不同路線我們固然應有一定程度的包容，但一味追求「最大公因數」卻是非常短視的。一方面模糊了問題的焦點，另一方面即使能夠達到短期目標，到頭來卻可能不過幫了自己的敵人一把，令真正的改變遙遙無期。

【左翼專題】不只關乎老年——退休金的金融化

實在不明白為何關注全民退休保障的人少之又少，只要稍微想像自己一兩年後的景況，就難以逃避這些迫在眉睫的經濟壓迫：即使撇除償還學生貸款及租金，工資中還有兩大開支—強積金和家用。青年人一方面要供養父母，一方面要供強積金，正是受著退休保障問題的雙重壓迫。父母要依靠子女過活，不就是證明了政府保障和強積金都少得可憐，完全不能支撐長者生活嗎？


如此重要的議題被忽視叫人納悶之餘，輿論對退休保障的討論亦貧乏得令人驚訝—要不是直指現行制度失效，就是危言全民退休保障會令政府陷入財政危機。他們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金額龐大的退休金注定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有見及此，儘管左翼學會眾人都是金融門外漢，仍希望拋磚引玉，嘗試從三個面向討論退休金：（一）退休金的歷史，其出現、演變及金融化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二）退休金在金融市場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三）較為理想的退休保障運作方式。

（一）退休金超簡史

最早的退休保障

早期的退休保障文化上可分為兩種傳統：清教和巴洛克。清教傳統強調老年保障依靠個人的節儉和努力；巴洛克傳統則強調國家家長式的作風，退休保障對社會和諧的作用。


清教傳統下，英國在1601年成立貧窮法，在地區層面向地主、佃農抽稅，救助無地無業的老人。但如果老人被認為年輕時不勤力，或品格有問題，如嗜酒、不上教堂等，就很可能不獲援助。巴洛克傳統下，法國波旁王室為全體海軍及家屬提供優厚的退休金，除炫耀龐大的財力外，亦能保持軍人忠誠，維繫社會穩定。

階級鬥爭與全民退休保障

早在法國大革命已出現全民退休保障，即所有國民到法定年齡均可領取養老金。可惜推行不過數星期，就隨著雅各賓政權倒台而終止。19世紀，民主運動的壓力迫使專制國家把保障由少數政府要員擴大至更多公職人員，但廣泛平民能享有的退休金，則到世紀末才在德國出現。


當時德意志帝國正面對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勢力，俾斯麥想向工人階級展示爭取社會保障不一定要透過革命，專制政府亦能提供優良的福利。他相信哪怕退休金多麼微薄，有退休保障的工人比起對未來完全不確定的工人，更易滿足現狀、更易被管治。初時的退休金設有資產審查，金額為平均薪酬的20%（香港將通過的長者生活津貼，金額只有入息中位數的16%）。參考德國的例子，丹麥、紐西蘭和英國也在1900年前後各自設立了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鬥爭，統治者絕不會平白地提供福利。如在美國，鐵路工人和煤礦工人在兩戰期間就透過不少工業行動爭取行業退休金。不過，當時只有7.5%的工人有僱主提供的退休金，絕大部份的工人仍是老無所養。大蕭條時，工人的血汗錢因銀行倒閉付諸東流，連少數有行業退休金的工人也因公司破產而面對同樣的命運。私營退休保障的失敗漸成社會共識，羅斯福終於在1935年成立社會保險制度－－美國第一個覆蓋全民、進行財富再分配的政策。戰後，美國在國外面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挑戰，國內又面對因勞動力短缺而談判籌碼大增的工人階級，迫不得已進一步擴闊退休保障，如在1950年把黑人納入社會保險。

退休金的分類

在這裡不妨簡單介紹一下退休保障的分類方法。按供款方法，退休金可分為 Pay As You Go (PAYGO) 和Pre-funded；而按計算方法，退休金可分為Defined Benefit (DB) 和Defined Contribution (DC) 。

按供款方法分類

供款方法	特性
Pay As You Go（PAYGO）	退休金取自現時稅收或供款。好處是可即時提供保障和不需處理龐大的基,金但易受人口老化影響。
Pre-funded	事先準備一個基金,未來才派發儲起的退休金。好處是更能承受人口老化的壓力,但要過一段時間才能提供保障。

注意這個分類並無界定供款是從工人、僱主還是政府而來，PAYGO和Pre-funded的分野只在有否預先設立一個基金儲錢。而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提出的計劃，正是一種半

按計算方法分類

計算方法	Defined Benefit（DB）
Defined Benefit	退休金與薪酬和年資掛勾，保證有一定金額的退休金。好處是工人不用承擔投資風險。
Defined Contribution	退休金與投資回報掛勾，並不保證有一定金額的退休金。儘管工人轉工時可帶走退休金，但要自己承擔風險。

Pre-funded的制度：政府先拿出一筆錢讓現時的老人即時受惠，待基金達到一定的金額後，就不需政府額外補貼。

香港的強積金，正是一種Pre-funded的DC退休保障。

回到歷史，二戰後所有的西方國家均設立了PAYGO的政府安全網，雖然寡婦、工作紀錄不全者往往被排除在外，但基本上可算是達到全民保障。由於PAYGO的國家保障或所謂「第一條支柱」的退休金，往往只有原來薪酬的兩三成，難以支撐長者生活。不同國家分別設立了不同形式的「第二條支柱」：英美透過免稅鼓勵企業為員工提供退休金，而德法的第二條支柱則介乎公私營之間。

Pre-funded的退休金必定會面對通漲的問題，所以一般都會投資金融市場，期望回報能抵消通漲。因此，Pre-fund-ed和私營的退休金，都有投資金融市場的傾向。

【左翼專題】學運作為反資的——對照反國教與加拿大反學費的學運

文︰區刀

相信身在校園的讀者多少都會留意九月初的反國教抗爭，或許在不同程度上也有參與其中。數萬港人連續一星期在政府總部集會，大專院校亦發起十多年來首次罷課——那怕只是四小時，要求政府放棄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科，規模罕見。

同樣在八月尾九月初，加拿大魁北克省近三十萬學生持續罷課，七個月後終於取得勝利，逼使政府撤銷將大學學費大幅調高82%的計劃。

兩件事件的內容固然相去甚遠，但都是由「學生運動」引發的群眾運動。在這篇文章，筆者將介紹魁北克抗爭的來龍去脈，抗爭的理念及策略，比較與反國教抗爭的異同，看看當中有甚麼可供我們學習。

事件始末

政策曝光後，隨著學生組織要求政府另覓教育經費的要求遭到拒絕，拉瓦爾大學學生在二月十三日開始罷課，其他院校旋即響應。在三月廿二日，三十萬學生罷課，二十萬市民上街抗議。

然而政府沒有正面回應市民訴求，更在五月通過緊急法案，嚴格限制示威及罷課，卻因而觸怒市民。在五月廿二日，超過四十萬市民湧進蒙特利爾市中心抗議，是加拿大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運動。

在九月五日，政府宣佈凍結學費，學生組織通過結束罷課，事件告一段落。

好了，但說到底，是次加學費的幅度固然驚人，但自2007年來，學費才每年增加一百加元，對上一次大幅加價已是1996年的事。現時學費為2168加元，約為一萬六千港元，差不多是全球最平，以加拿大的國民收入來說也不算一個大數目。那麼政府為什麼要加學費？學生以至公眾的反抗為何會這麼激烈？

政商一體　犧牲蟻民

加學費對學生來說不但是一個沉重負擔，更是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令來自貧苦家庭的學生即時無法繼續求學，無法有同等機會接受教育，享用宿舍等通通都要錢的學校資源。在1996年，魁北克學生直接要求完全取消學費，正正是肯定教育作為一種權利而非商品，並試圖減少這種不平等的嘗試。

在運動的文宣中，學生組織CLASSE明確指出，他們反對的不僅是加學費這個政策，更重要的是加學費背後，政商同謀的原則。

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歐美各國政府紛紛以挽救經濟為由，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在這福利國家的末日，視福利為洪水猛獸的香港傳媒自然一面倒叫好，並以此反對在港可能推行的種種政策。然而我們必須想想，所謂的挽救經濟，到底是挽救誰的經濟？經濟陷入危機，同時削減福利，豈不是向水深火熱的廣大市民落井下石？原來，政府要救的不過是大財團。為了在經濟不景之下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政府寬減商界的稅項，自然少了收入。這時，就以削減福利以減少赤字，實是劫貧濟富。魁北克加學費事件，正正是政府逐步陰乾公共開支的第一步。若今次加學費成功，必會開一個極差的先例，讓政府往後得寸進尺，削減醫療、幼兒、退休等各種公共服務，嚴重影響每一個市民的生活，以至他們自己的將來。而學生面對的不僅僅是加學費而已，他們同樣面對醫療、住屋等問題；在未來早晚也會生兒育女，生病，年老，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就更加大。加學費僅帶來一時不便，影響卻是非常深遠的。

單一議題劃地自限

認識到社會很多問題均互相扣連，源於同一問題核心，就不難理解，各種抗爭運動同樣不能分割。這時我們就不得不想想，反國教運動堅持單一議題的意義何在。

主辦單位以至廣大參與集會的市民，大都認為這一運動是圍繞反對國民教育科這單一議題的抗爭。這樣處理的成功之處在於理念明確，能迅速讓大眾了解並取得支持；相較之下，若運動對各個議題均有立場，市民或許會因為不同意大會的所有立場而卻步。的確，反洗腦，反對中共文過飾非，反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本身已經相當有力，事實上這立場亦取得大量市民支持。然而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推行國民教育歪曲事實，實質的目的是什麼。

不用說就是鞏固現有政權吧。不但如此，還要把現有政權的一切行為合理化。國教指引中，處處宣示發展至上經濟至上的價值。一切人為災難以及對人民自由的侵犯，都可以用經濟發展這四字真言解釋，我們應該接受、理解、支持。再想想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新界東北發展只讓中港富豪及地產商受惠，以及日後基本法廿三條立法，背後的邏輯在國民教育科已經昭然若揭。既然如此，反國教運動的戰線其實可以拉長，因為它不過是抗衡（港式）資本主義發展之上的價值之其中一個環節。

這種拉長戰線的做法有兩種好處。第一，它可以擴闊連結的可能。如果反國教運動不只是「反洗腦」，而是將其戰線擴展至反對以洗腦的形式鞏固整個體制，那麼自可以與其他在地的種種經濟議題，如市區重建、最高工時等作串連，擴大支持者的基礎。第二，開闊了戰線，激起群眾反抗的焦點多了，運動便更容易持續。當梁振英沒有實質承諾而將推行國民教育的責任推到學校身上時，一星期的集會就在眾說紛紜之下瓦解，並不僅是「臨場應變」的問題。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更多新的論述可以支援運動的延續。

在魁北克，整個反加學費的運動，一開始的定位便將其擴至「反福利削減」，連結勞動階層；並且指出學費削減會令女性、少數族裔受到更大的損害，藉此鼓動其餘組織的認可與共同參與。CLASSE的口號‘WeAreManyYouth,ButWithOneStruggle!’就是要彰顯「共同抗爭」這個重要訊息。整個反加學費運動可以保持如此規模這麼久，實與整個運動的定位有絕大關係。

政治潔癖無稽

另外，反國教運動亦充份顯示香港人對「政治」莫名其妙的恐懼。每當有政黨參與其中，那怕僅僅是稍一亮相，均被指為「抽水」，是為選票「搏表現」的舉動。的確，在法例閹割議會功能，議員難有作為的時候，可以理解市民對政黨失去信心。然而每項政策背後必定有其政治和經濟目的，抽空地撇除政治實在不切實際。魁北克學生開宗明義表示反對這個推行錯誤政策的政府，正正沒有迴避事件「政治」的本質。

更重要的是，即使運動拒絕政黨參與，也不代表運動可以脫離政治。在代議民主的洗腦之下，我們很容易將議會及密室談判跟「政治」劃上等號，卻往往忘記，每一個個人才是參與政治的基本單位。這個個人前來集會，不是因為一句口號就來，然後回家睡覺明早返工那樣一次性鬆散地參與，而是清楚認同理念，在集會時會與其他個人深化討論，有組織地參與。

而魁北克的運動，一開始就將整個問題定位作政治問題，是一個統治階級意圖攻勞動人民，削減福利的大計劃，讓群眾認識到問題的政治性，以及整個抗爭的圖像。十五萬人罷課，雖然人多勢眾，但會在每週召開大會，討論及表決大眾的立場和運動的方向。我們無法得知當中具體如何運作，但有必要認識這種「群眾政治」的可能性，而不限於四年一度的代議民主儀式。

持續性罷課是群眾運動的藥引

除了運動整體定位，其中的方式也是值得我們思考。反國教運動之中，固然有群眾集會的面向，但真正嘗試阻擾社會運作的罷課，則只是小試牛刀作了四小時，參與人數也相對少。就持續性而然，那怕在廣場上的集會也不過只是十天，與魁北克運動的六個月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

不知讀者覺得罷課本身代表什麼。正如我們在《左翼雙週》中提過，罷課有兩重意義。第一是阻擾社會運作。與遊行不同，大規模的長期罷課會對大學行政做成極大的混亂，例如會有畢業生畢不了業，以及對下一個學年的學分與課堂安排均成極大的壓力。第二，它還有極強的象徵意義。罷課是向其餘社會階層呼喊：我們認為這個政策極有問題，要用拒絕上課的方式來表達嚴重的程度。罷課，就是透過這種呼喊來喚起其他階層的關注。當然，無論是其實質還是象徵意義，持續性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前設。因為這代表著它所能引起的關注程度，以及其背後的決心。

這正正是魁北克運動的成功之處。要市民了解到，政府與商界共謀，千方百計從市民身上榨取最多利益而付出最少回報，而加學費僅是眾多壓逼的冰山一角，魁北克學生的持續罷課，就是不斷宣揚這個訊息。後來，結果有超過四十萬市民不理政府頒布的禁止集會法令參與遊行。這正正是長期罷課種下的結果。

當然，我們須認識到這個抗爭並非憑空發生。魁北克長久以來都有學生運動的傳統，尤其反對當局加學費及削減資助。同一議題在1996及2005年均導致超過十萬學生罷課抗議。這是學生清楚了解自己和社會的結連，具行動意識，以及學生團體長期由下而上組織的結果。

誠然，香港現在並沒有這樣的傳統。對上一次罷課，已是八九學運的時候了。現在學生組織的影響力也相當有限。但無論是組織還是傳統，終究還是需要有人開拓。

也不是全面勝利

在為魁北克抗爭勝利感到敬佩的同時，我們必須知道這個運動仍有相當不足之處。第一，雖說學生透過取得工會支持壯大聲勢，卻無法與工會有效溝通。即使不少工會內部已經表決通過發動罷工一日，象徵式支持學生的訴求，卻因為找不到學生方面的接頭人而無法統一行動，令罷工最終流產。第二，運動在政府撤銷加學費計劃後完結，無法如宣言所指的目標那樣，延續至其他議題的抗爭；而現任政府亦只有在選舉落敗時才受到選民一點點的懲罰。

小結

魁北克學生運動，不論在動員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以及論述的全面、廣泛和深入程度，都遠超今日的香港。但我們能借鑒他們的經驗，認清組織群眾及深化議題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行。這是日積月累的功夫，在今日越來越多年輕人參與抗爭的環境下，正是開始的時候。若意識無法從群眾當中建立，人群則只會永遠被「大會」拿咪的牽著走，在無疑是原地踏步。

延伸閱讀
I.如欲理解更多關於魁北克反加學費抗爭，可參考wikipedia中2012Quebecstudentprotests這個條目。
II.組織CLASSE關於此次罷課的網頁：http://www.stopthehike.ca/。其中他們的罷課宣言‘Wearemanyyouth,Butwithonestruggle’以及關於罷課的基本說法Generalstrike101也很值得閱讀。
III.在Youtube搜尋quebecstudentstrikeclass，可找到一段兩分鐘短片，簡明解釋加學費背後的利害關係學運作為反資的戰線－－對照反國教與加拿大反加學費的學運

【左翼專題】除了反洗腦，還有甚麼？—— 左翼論國民教育

作者：覃俊基　陳嘉銘

“It’s easy to know what you’re against, but quite another to know what you are for.”

– Damien O’Donovan, 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零．前言

梁政權在近月硬推國民教育，的確引起滿城風雨。先有七月底十萬人參與了反國民教育的大遊行，後有教協通過九月罷課的議案。教育課程如此受到重視，能夠做到這樣大的動員，在香港歷史上實屬少見。

但在主流論述上，其中的貧乏不可謂不驚心。除了一眾的反對中共洗腦，幾近沒有任何的深化討論。無論是關於國家系統的考察，抑或愛國情緒的操作，還是教育的功能本身等等直接相關的議題，似乎無一值得著墨。這一方面自然是一種集體的懶惰—既然反中共情緒均足
以使市民上街，文化論者又何必再掘深下去；另一方面卻是香港論述上的保守，對於很多的假設均視為理所當然，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尋根究底。作為左翼，我們認為此風實不可長。我們相信真正的社會改變實有賴於最根本的批判。且讓我們嘗試拋磚引玉。

一．　現下的國教論述

在整個反對國民教育的論述裡頭，我們不難發覺主要的論述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認為國民教育本身並沒有問題，他們批評的只是當下香港政府所提倡的政治洗腦， 教材一味粉飾太平， 黨國不分─只要修訂國民教育的教材，加入一些人民反抗的歷史，例如六四事件，維權運動，李旺陽事件等等，國民教育大可被接納（以下我們會稱這立場為改良派）；二是認為香港理應以公民教育取締國民教育，仿傚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從一國的憲法精神、政治體制和人民基本權利著手，讓學生了解到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而不是培養他們的國族自豪感（下稱公民教育派）。

當下政府推銷的國民教育教材是偏頗是得很，自然是大錯特錯。六四被鎮壓的學生和工人、這幾年的維權運動、李旺陽的冤案……這一切一切絕對應該被記錄在教科書內，讓下一代知道內地的歷史。與此同時，大部份香港人對政治化的國民教育的戒懼和焦慮，我們亦十分理解：始終要「認同祖國、培養民族自豪感」的祖國並不是西方民主國家，而是在羅湖橋以北的中共獨裁政治集團。不過，用公民教育──教導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和法治的課程──取締現時隱惡揚善的國民教育，就是否沒有局限和盲點？

二．談人權、法治是否就沒問題？

誠然，無論是改良派還是公民教育派，均是對整個自由主義的前設，亦即人權、法治為根本的思潮直接擁抱。這是我們第一個值得審視的地方。

教導學生人權，讓他們了解到每個個體所享有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等權利），我們當然支持。然而，我們應留意人權這個概念本身對經濟不平等的的漠視。舉個例，當談論言論自由的權利，我們都甚少意覺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平等，其實已意味著言論自由的不對等，事關坐擁極多資源的資本家是絕對有能力壟斷著媒體的市場，而這些財雄勢大的媒體很多時都不會呈現一般普羅百姓真正的聲音。淺白一點地說，我們說上千句百句，也及不上誠哥振英哥說上一句。在高舉言論自由的同時，我們也就忽略了經濟不平等下的「言論自由」是如此的不平等。

人權之中也有所謂「福利權」的說法，亦即我們每個人也享有某些基本福利，如教育權居住權等。但實際上福利權卻沒怎麼有人理會——例如大部份香港人都要捱貴樓貴租，卻沒有甚麼人會說大家被剝奪了「居住權」。事實上，這類與經濟有關的「第二波人權」（Second generation human rights）從來都沒有被徹底執行，亦沒有第一波人權的政治權利的光環。說
到底，人權這個概念所推祟的，不過是國家有沒有直接禁止某些行為。大家都有成為當特首的權利，但你沒有資金時間的話，那就不是權利的問題。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端經濟不平等，及其帶來的種種壓迫與不公，從來都不是人權所關心。

至於我們平日經常聽的法治，本身也是無視了資本主義經濟不平等的狀況，叫我們抱持著一錯覺，以為窮人與富人在法律面前皆有著同等的地位。然而，當我們再想深一層，在資本主義的法治制度底下，一般勞苦大眾即使遇上大財團的不公對待，繼而從法律途徑提出會麼控訴，我們跟大財團的地位是對等的麼？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縱然法律系統是有公正的程序，但資本家一方面還是可以輕易地借助其經濟優勢，聘用更好的律師以獲得有利自己的裁決，或是乾脆以財力拖垮對方。另一方面，法律程序需時甚久，需要售賣自已勞動力與時間的打工仔女們往往付不起這些代價（想像一下一個老闆會容忍自己的員工請多少假來打官司呢？）

在立法層面上，大財團的經濟實力就更見威力。在一般的民主國家，他們亦經常以政治游說（Lobbying）不同的政黨，務求要他們在通過一些有利資本家的法律，讓他們透過法律保護自己免於激進的挑戰。譬如說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均有接受財團的「游說」。最佳的例子，就是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和反對派都受財團游說，繼而就讚成拿民眾的血汗錢去救市，注資七千億美金去拯救投資銀行。因此，法治的秩序與公平，其所強調的形式平等，是一種嚴重的誤導，無視於法律在執行上的巨大不公。

我們必須強調，以上對人權與法治的批評，不是要說明沒人權沒法治更好，也不單是要指出人權與法治有甚麼不足，最重要的是指出整套思想的誤導性——即其只談政治的形式平等，而有意無意無視了經濟不平等帶來的種種問題。如果國民教育的其一目的，是要讓我們充份理解作為一個國民/ 公民應如何看待現有的政治經濟制度的話，那麼無論是改良派，還是公民教育派均認可的基本教育，實有嚴重的問題。甚或，這才是另外的一種洗腦。

三　為何要認同國家？

倘若我們細心觀察，兩個反對國民教育的論述不單只甚少正視資本主義的壓迫，更值得留意的是，兩個陣營其實均沒有正視國家，以及引申「應否愛國」的問題。國民教育的目的，終究在於培養國民對所屬國家的認同感。那麼，應否愛國的問題是絕對需要被提出的。遺憾的是，兩個派別的論者均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

改良派論者，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反省地接受愛國預設。它所能提出的，就是「國民教育不應該扭曲事實」這種最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公民教育派則是改良派的相反，直接否定國家認同感的必要，認為只需要說明一些如人權、法治、民主等「普世價值」就行。但事實上公民教育派也如改良派一般，完全迴避了關於國家認同感的仔細討論，甚至是無視現實。就如梁文道在〈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一文便提到，無論是哪一個民主國家，即使沒有名目上的國民教育科，在其餘學科，諸如歷史、地理等，也必然會滲入一些關於國家認同的說法。舉個例，在中學地理課教授三峽大霸時，課程也會教導這些工程如何促使中國經濟繁盛。就理論來說，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不可能只是一堆抽象的原則，而總會牽涉到一些殊別的歷史與文化，而這些也總會與政治經濟制度相互交纏。

除此以外，有關應否愛國的討論，還有很多可以探究的地方，但因篇幅所限在此難以一一述說。無論如何，在應否愛國的問題上，兩派所交的答案，均是乏善可陳。而這一點，與現在關於國教的論述之中，大體也只有「反洗腦」這種說法，可謂如出一轍。相對而然，如果以上的貧乏是知性上的淺薄，那麼兩派完全不去討論「愛國」在實際政治操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嚴重的缺失了。要知道，在其他民主國家，「愛國」可謂常被政客提及的修辭。在這個問題上，左翼的觀點是相當明確：愛國就是讓貧富大眾忘記種種壓迫的最有效方法。

最明顯的例子就莫過於在戰爭。比如在一戰二戰之中，愛國均是最重要的口號。大家必須要保家衛國，奮勇殺敵。但戰爭的源起總是高高在上富人的利益，死的卻總是貧苦階層出身的士兵。近一點的例子，零三年的美伊戰爭，當時的美國可謂充斥著愛國的口號，敵人就是邪惡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但在這場正義的戰爭中，真正得益的是軍火製造商、石油公司、傭兵公司、及後進駐的財團，而死的還是貧苦階層出身的士兵。

如果覺得因著戰爭而引發的國族對立離我們太遠，那麼國家的國族工程所牽起的國族情緒，我們大概不會陌生。就正如近期太空人訪港，香港人都不自覺地感到難以名狀的興奮，突然感到民族的自豪感。但這種對民族光榮的亢奮很多時都能夠轉移視線，使我們忘記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諸如航天工程所花費的巨額開資、支撐著中國崛起的血汗工場、內地走資後累積下來的貧富懸殊……由此可見，對國家認同的情緒不時都能令人民容忍資本主義既有的問題。

作為左翼，我們可以愛孕育自己的土地，可以愛身邊的人，但我們無須要愛國。或者說，在她能平等地代表我們的利益之前，我們都無須認同她。在左翼的分析中，國家本來就不是最根本的政治經濟單位。強調國家，培養愛國情緒，均是淡化階級矛盾的重要利器。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反對中共」、「獨裁政府不能代表我們」這類說法上，那我們自然無法理解，愛國的問題也在民主國家出現。我們也無法理解，當下國民教育所需要維持的，並不只是一個獨裁的政治制度，還有整個壓榨低下階層的經濟結構。

四．　教育、維穩、洗腦

五．　結語

現在政府推舉的國民教育方案，確實如一般論者所言，充滿著偏頗與扭曲。冠以「洗腦」之名，亦屬無可厚非。如果這只是其中的口號，要讓人理解其中的嚴重性，也無不妥。但如果在整場運動之中，沒有深化的討論，沒有嘗試去窮其根本，指出背後的種種問題，運動便往往無法持續下去，看似強極一時的氣勢往往淪為剎那的煙火。更甚者，當我們只嘗試喚起群眾情緒，只取問題中最順滑、最常識的來作宣傳，不單是將問題表面化，更會掩蓋了問題的根本，以至大家對問題有所誤解，甚或作出策略上的誤判。上文提出幾個關於國民教育的問題（人權法治、國家、愛國、教育），均牽涉到對社會理解的根本。如果我們的理解大體確當，那麼現下國民教育討論背後的預設實有很多根本的問題。容我們重申，真正的社會改變實有賴於最基本的批判。這些或許遙遠的問題，實有其討論的必要。

【左翼專題】中國民主化？烏坎村的意義

文：左翼學會未來新星阿豐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
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

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

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

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

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幹部港商勾結　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左翼專題】了解烏坎──不得不知的中國土地政策歷史

文：左翼學會未來新星阿豐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

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

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

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

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

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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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幹部港商勾結　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左翼專題】消聲非洲

文： 青春可人的 中大左翼學會 榮譽會員


我已經記不起由多少個月前開始，我會在任何場合一次又一次地跟朋友談起東非的飢荒情況。我說了又說，好像說得太多，有些朋友覺得有點煩厭便跟我抱怨：「呀，你又講喇。」是的，我又講了，可是我還要繼續講下去，誰叫大家都不管東非人民的死難？現在呈現我們面前的是數以千萬計、無端白事就可能要餓死的人，我們沒有甚麼理由可以袖手旁觀。


又是非洲

聯合國早在六月中已經宣佈了東非正發生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在東非主要三國肯雅、埃賽俄比亞及索馬里裡，有整整1300萬人即將面臨飢荒。索馬里南部是今次飢荒的重災區，聯合國在九月頭已經明言，如果索馬里得不到援助，那麼未來4個月來餓死的人數將會超過75萬人。


對，是整整75萬人。


如果我們還有半點記憶，對上一次聯合國宣佈「飢荒」兩字已經是4分1世紀前的事。1984至85年間，埃塞俄比亞發生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飢荒。按照聯合國的數字統計，僅僅在一年之間，受災人數超過八百萬，死亡人數則超過一百萬人。光看見這些在維基百科都能隨便找到的歷史都已經讓人震顫，不妨想想今次東非的處境又會是何等嚴峻？


東非之角：

索馬里、埃賽俄比亞、肯雅

在此必須先簡介東非三個主要受災國家──三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的背景，我們才能獲得一個對理解這次飢荒更全面的圖像。


索馬里是受災最嚴重的國家，同時亦是最難進行救援行動的國家。顯而易見，我們一想起索馬里都會聯想起海盜、內戰、炸彈襲擊……事實上，從91年開始，索馬里就再沒有一個具認受性的政府出現，索馬里已經變成了一個軍閥割據之地。09年，索馬里又爆發了一場新的內戰，對戰雙方分別是由歐美及非洲聯盟支持的過渡政府，以及由當地伊斯蘭及部落勢力組成的青年黨(al-Shabaab)。今次大飢荒更將本來已經糟糕的局勢推至地獄，佔據索馬里南部的青年黨拒絕讓聯合國救援部隊進入，使救援變得不可能，結果越來越多索馬里災民逃難到鄰國肯雅及埃賽俄比亞，現今在肯雅達達布（Dadaab）地區的難民營已經容納超過50萬人，情況仍在惡化。


埃賽俄比亞的政局相對來說是穩定的。10年埃國舉行了全國議會大選，雖然選舉被指責涉及暴力、舞弊、貪污等，可是整體來說衝突只是零星碎落的，並不威脅整個政局。另一方面，埃國仍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佔其GDP超過40%，她是非洲第二大栗米生產國，也是在世界上的大型咖啡生產國。這次大旱嚴重打擊了埃國的畜牧業及農作物生產，但還好早在4月埃國政府已經察覺旱災的打擊，並開始提供食物援助，可是埃國緊急糧食儲備從8月初開始已經宣佈即將耗盡，情況不容樂觀。


肯雅從02年開始已經是一個總統制的代議民主國家，政局也是相對穩定的。肯雅的工業實力也算是三國之中最強的一員，儘管其農業產價佔GDP整整24%，但已經比其他兩國要少。現今肯雅面對的最大壓力是來自索馬里、數以十萬計的難民，他們將會為肯雅帶來沉重的經濟包袱。不過話說回頭，肯雅政府的反應是迅速的，譬如他們已經開始設想如何以小型漁業取代那些因土地貧瘠而無法耕作的農民，以及早在數月前已經開始增加谷物儲備以應付旱災。


偽善的西方

現在，我們必須問：究竟是誰要為這場飢荒負上最大責任？


無論是聯合國還是主流傳媒，它們都喜歡告訴我們這次飢荒是因為東非發生著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好像一切都成了意外。按照這一個前提，我們當然不需要為東非災民付上任何責任，然後聯合國以及一眾慈善機構就可以正義凜然地說：「看見圖片了嗎？東非災民很慘很淒涼啊。各位有良心的市民，讓我們『伸出援手』，讓我們『救濟』他們吧。」


這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鬼話。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乾旱是導致降雨量減少、農作物失收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連中學的地理教科書裡頭都教導我們打從綠色革命以來，人類的糧食生產量急速上升，今天的產量明明就多於人類的消耗量，問題並不在於糧食生產，而是糧食分配的問題。


就算再退一步不談分配問題，旱災只是意外，而飢荒卻是人禍──如果東非國家有足夠的科技、足夠的糧食儲備等等，飢荒將不會發生。因此，更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甚麼她們都沒有能力應對旱災的爆發？是因為她們太窮、生產量太低，所以沒有錢買糧食、沒有足夠儲備應對旱災？最後，到底是甚麼原因使她們變得一窮二白？


回答第一及第二條問題，我們想想近年全球糧食價值暴漲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答。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今年糧價將比上年將上升21%，而且全球糧食總支出將達1.29萬億美元，是歷史上的新高。為甚麼糧價會暴漲？西方國家的投機炒賣便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當糧食變成商品，它們被允許在期貨市場炒賣，一眾遠居於紐倫港的金融交易員又怎會放棄如此良機？大量投資湧入期貨市場，使糧價大幅上升，然後再透過高賣低買賺取差價，完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越多買賣就越來越貴，越來越貴就越能賺錢，越能賺錢就越多買賣，無窮無盡的循環。最終，受損的便是那些無力購買糧食的窮國。


回答第三條問題，歐美必須要為他們負上最大責任。追溯歷史，上述三國本來就是歐美的殖民地，其剝削之赤裸相信不須在此詳述。以解殖以後來說，先論索馬里，92年美國以人道主義為名軍事介入索馬里，命為「恢復希望行動」，亦即我們在黑鷹18小時裡見到美國大兵被黑人壞蛋殺戮的那場戰役。後來美軍失敗了，便支持索馬里成為一個混沌而分裂的國家，以扶植弱小的新政府方便操控。如此一來，就算美國得不到索馬里的石油，誰也一樣得不到，在戰略上是有利美國的。[註一]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亞及肯雅都設有美軍基地，今天她們已經成為了歐美的附屬。在06至09年埃國更被美國煽動介入索馬里內戰，其損失要是放在其他方面，埃國應有更好的發展。


結語

究竟身處地球另一角落、每天飽吃終日的我們應該以甚麼態度去面對這些人為的苦難？我們又是不是看見非洲飢民很可憐，覺得捐幾百蚊就當作完成任務？


不。將問題馬上道德化，變成一些有沒有人道、有沒有良心的問題將會妨礙我們真正的理解。我們更應該追問是甚麼原因導致今天的局面，以及到底我們能夠怎樣根治這些問題，而不是施捨一些同情心便一切作罷。


毫不諱言，小弟寫這篇文時遇到的困難是極大的（如有錯漏歡迎指責），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找到非洲飢荒的資料，連圖書館裡可用的資源也甚少。從此足以窺見，在大眾眼中非洲仍是一個神秘之地。到底，我們何時才能擺脫對非洲貧窮、落後、戰爭、原始的偏見，然後正視非洲的問題本身？漫漫長路矣。


[註一] 在這篇訪問裡，Mohamed Hassan利用混沌理論解釋美國在索馬里的戰略。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8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