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1日 星期五

【左翼專題】除了反洗腦,還有甚麼?—— 左翼論國民教育

作者:覃俊基 陳嘉銘
“It’s easy to know what you’re against, but quite another to know what you are for.”
– Damien O’Donovan, 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零.前言


梁政權在近月硬推國民教育,的確引起滿城風雨。先有七月底十萬人參與了反國民教育的大遊行,後有教協通過九月罷課的議案。教育課程如此受到重視,能夠做到這樣大的動員,在香港歷史上實屬少見。

但在主流論述上,其中的貧乏不可謂不驚心。除了一眾的反對中共洗腦,幾近沒有任何的深化討論。無論是關於國家系統的考察,抑或愛國情緒的操作,還是教育的功能本身等等直接相關的議題,似乎無一值得著墨。這一方面自然是一種集體的懶惰—既然反中共情緒均足
以使市民上街,文化論者又何必再掘深下去;另一方面卻是香港論述上的保守,對於很多的假設均視為理所當然,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尋根究底。作為左翼,我們認為此風實不可長。我們相信真正的社會改變實有賴於最根本的批判。且讓我們嘗試拋磚引玉。

一. 現下的國教論述

在整個反對國民教育的論述裡頭,我們不難發覺主要的論述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認為國民教育本身並沒有問題,他們批評的只是當下香港政府所提倡的政治洗腦, 教材一味粉飾太平, 黨國不分─只要修訂國民教育的教材,加入一些人民反抗的歷史,例如六四事件,維權運動,李旺陽事件等等,國民教育大可被接納(以下我們會稱這立場為改良派);二是認為香港理應以公民教育取締國民教育,仿傚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從一國的憲法精神、政治體制和人民基本權利著手,讓學生了解到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而不是培養他們的國族自豪感(下稱公民教育派)。

當下政府推銷的國民教育教材是偏頗是得很,自然是大錯特錯。六四被鎮壓的學生和工人、這幾年的維權運動、李旺陽的冤案……這一切一切絕對應該被記錄在教科書內,讓下一代知道內地的歷史。與此同時,大部份香港人對政治化的國民教育的戒懼和焦慮,我們亦十分理解:始終要「認同祖國、培養民族自豪感」的祖國並不是西方民主國家,而是在羅湖橋以北的中共獨裁政治集團。不過,用公民教育──教導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和法治的課程──取締現時隱惡揚善的國民教育,就是否沒有局限和盲點?

二.談人權、法治是否就沒問題?

誠然,無論是改良派還是公民教育派,均是對整個自由主義的前設,亦即人權、法治為根本的思潮直接擁抱。這是我們第一個值得審視的地方。

教導學生人權,讓他們了解到每個個體所享有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等權利),我們當然支持。然而,我們應留意人權這個概念本身對經濟不平等的的漠視。舉個例,當談論言論自由的權利,我們都甚少意覺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平等,其實已意味著言論自由的不對等,事關坐擁極多資源的資本家是絕對有能力壟斷著媒體的市場,而這些財雄勢大的媒體很多時都不會呈現一般普羅百姓真正的聲音。淺白一點地說,我們說上千句百句,也及不上誠哥振英哥說上一句。在高舉言論自由的同時,我們也就忽略了經濟不平等下的「言論自由」是如此的不平等。

人權之中也有所謂「福利權」的說法,亦即我們每個人也享有某些基本福利,如教育權居住權等。但實際上福利權卻沒怎麼有人理會——例如大部份香港人都要捱貴樓貴租,卻沒有甚麼人會說大家被剝奪了「居住權」。事實上,這類與經濟有關的「第二波人權」(Second generation human rights)從來都沒有被徹底執行,亦沒有第一波人權的政治權利的光環。說
到底,人權這個概念所推祟的,不過是國家有沒有直接禁止某些行為。大家都有成為當特首的權利,但你沒有資金時間的話,那就不是權利的問題。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端經濟不平等,及其帶來的種種壓迫與不公,從來都不是人權所關心。

至於我們平日經常聽的法治,本身也是無視了資本主義經濟不平等的狀況,叫我們抱持著一錯覺,以為窮人與富人在法律面前皆有著同等的地位。然而,當我們再想深一層,在資本主義的法治制度底下,一般勞苦大眾即使遇上大財團的不公對待,繼而從法律途徑提出會麼控訴,我們跟大財團的地位是對等的麼?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縱然法律系統是有公正的程序,但資本家一方面還是可以輕易地借助其經濟優勢,聘用更好的律師以獲得有利自己的裁決,或是乾脆以財力拖垮對方。另一方面,法律程序需時甚久,需要售賣自已勞動力與時間的打工仔女們往往付不起這些代價(想像一下一個老闆會容忍自己的員工請多少假來打官司呢?)

在立法層面上,大財團的經濟實力就更見威力。在一般的民主國家,他們亦經常以政治游說(Lobbying)不同的政黨,務求要他們在通過一些有利資本家的法律,讓他們透過法律保護自己免於激進的挑戰。譬如說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均有接受財團的「游說」。最佳的例子,就是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和反對派都受財團游說,繼而就讚成拿民眾的血汗錢去救市,注資七千億美金去拯救投資銀行。因此,法治的秩序與公平,其所強調的形式平等,是一種嚴重的誤導,無視於法律在執行上的巨大不公。

我們必須強調,以上對人權與法治的批評,不是要說明沒人權沒法治更好,也不單是要指出人權與法治有甚麼不足,最重要的是指出整套思想的誤導性——即其只談政治的形式平等,而有意無意無視了經濟不平等帶來的種種問題。如果國民教育的其一目的,是要讓我們充份理解作為一個國民/ 公民應如何看待現有的政治經濟制度的話,那麼無論是改良派,還是公民教育派均認可的基本教育,實有嚴重的問題。甚或,這才是另外的一種洗腦。

三 為何要認同國家?

倘若我們細心觀察,兩個反對國民教育的論述不單只甚少正視資本主義的壓迫,更值得留意的是,兩個陣營其實均沒有正視國家,以及引申「應否愛國」的問題。國民教育的目的,終究在於培養國民對所屬國家的認同感。那麼,應否愛國的問題是絕對需要被提出的。遺憾的是,兩個派別的論者均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

改良派論者,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反省地接受愛國預設。它所能提出的,就是「國民教育不應該扭曲事實」這種最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公民教育派則是改良派的相反,直接否定國家認同感的必要,認為只需要說明一些如人權、法治、民主等「普世價值」就行。但事實上公民教育派也如改良派一般,完全迴避了關於國家認同感的仔細討論,甚至是無視現實。就如梁文道在〈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一文便提到,無論是哪一個民主國家,即使沒有名目上的國民教育科,在其餘學科,諸如歷史、地理等,也必然會滲入一些關於國家認同的說法。舉個例,在中學地理課教授三峽大霸時,課程也會教導這些工程如何促使中國經濟繁盛。就理論來說,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不可能只是一堆抽象的原則,而總會牽涉到一些殊別的歷史與文化,而這些也總會與政治經濟制度相互交纏。

除此以外,有關應否愛國的討論,還有很多可以探究的地方,但因篇幅所限在此難以一一述說。無論如何,在應否愛國的問題上,兩派所交的答案,均是乏善可陳。而這一點,與現在關於國教的論述之中,大體也只有「反洗腦」這種說法,可謂如出一轍。相對而然,如果以上的貧乏是知性上的淺薄,那麼兩派完全不去討論「愛國」在實際政治操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嚴重的缺失了。要知道,在其他民主國家,「愛國」可謂常被政客提及的修辭。在這個問題上,左翼的觀點是相當明確:愛國就是讓貧富大眾忘記種種壓迫的最有效方法。

最明顯的例子就莫過於在戰爭。比如在一戰二戰之中,愛國均是最重要的口號。大家必須要保家衛國,奮勇殺敵。但戰爭的源起總是高高在上富人的利益,死的卻總是貧苦階層出身的士兵。近一點的例子,零三年的美伊戰爭,當時的美國可謂充斥著愛國的口號,敵人就是邪惡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但在這場正義的戰爭中,真正得益的是軍火製造商、石油公司、傭兵公司、及後進駐的財團,而死的還是貧苦階層出身的士兵。

如果覺得因著戰爭而引發的國族對立離我們太遠,那麼國家的國族工程所牽起的國族情緒,我們大概不會陌生。就正如近期太空人訪港,香港人都不自覺地感到難以名狀的興奮,突然感到民族的自豪感。但這種對民族光榮的亢奮很多時都能夠轉移視線,使我們忘記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諸如航天工程所花費的巨額開資、支撐著中國崛起的血汗工場、內地走資後累積下來的貧富懸殊……由此可見,對國家認同的情緒不時都能令人民容忍資本主義既有的問題。

作為左翼,我們可以愛孕育自己的土地,可以愛身邊的人,但我們無須要愛國。或者說,在她能平等地代表我們的利益之前,我們都無須認同她。在左翼的分析中,國家本來就不是最根本的政治經濟單位。強調國家,培養愛國情緒,均是淡化階級矛盾的重要利器。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反對中共」、「獨裁政府不能代表我們」這類說法上,那我們自然無法理解,愛國的問題也在民主國家出現。我們也無法理解,當下國民教育所需要維持的,並不只是一個獨裁的政治制度,還有整個壓榨低下階層的經濟結構。

四. 教育、維穩、洗腦


五. 結語

現在政府推舉的國民教育方案,確實如一般論者所言,充滿著偏頗與扭曲。冠以「洗腦」之名,亦屬無可厚非。如果這只是其中的口號,要讓人理解其中的嚴重性,也無不妥。但如果在整場運動之中,沒有深化的討論,沒有嘗試去窮其根本,指出背後的種種問題,運動便往往無法持續下去,看似強極一時的氣勢往往淪為剎那的煙火。更甚者,當我們只嘗試喚起群眾情緒,只取問題中最順滑、最常識的來作宣傳,不單是將問題表面化,更會掩蓋了問題的根本,以至大家對問題有所誤解,甚或作出策略上的誤判。上文提出幾個關於國民教育的問題(人權法治、國家、愛國、教育),均牽涉到對社會理解的根本。如果我們的理解大體確當,那麼現下國民教育討論背後的預設實有很多根本的問題。容我們重申,真正的社會改變實有賴於最基本的批判。這些或許遙遠的問題,實有其討論的必要。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