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主政重慶，實行唱紅打黑，要求幹部、大學生等到農村去生活體驗，繼承紅色精神，並雷厲風行打擊黑社會。此外，他又一方面加強財富再分配及社會福利，一方面搞國（企）民（企）共進（相對於沿海的「國退民進」，即加大私有經濟），加速經濟發展，被稱為「重慶模式」，與沿海的「深圳模式」相對抗。在中國改革開放歷經三十多年後，獲大陸毛／左派視之為珍寶，除了王紹光寄望的中國式社會主義3.0之外，甚至歌頌為第二次解放。
鑑於烏有之鄉內認真探討重慶模式的理論性的文章不多，中大政政系王紹光這篇文章比較客觀地介紹了重慶模式的具體內容，因此供大家參考。不過，當中最有疑點的是「國民共進」的描述，正如一名留言者所言：
「如何理解“國民共進”？文中說“直轄之初，重慶非公經濟占全市GDP的比重只有26.2％，到2010年一季度，這個比重已經提高到60.5％。這個變化只能用非公有制經濟增速高於公有制經濟來解釋。顯然，重慶發展的事實證明，國民共進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變為現實。”如果這樣，重慶的公有制經濟豈不是從73.8%降到了49.5%——這分明是“國退民進”，怎麼能叫“國民共進”呢？」
可見「國民共進」中，國營的「進」用資產增長率計，而「民」則用GDP的百分比計。假如上述計算正確的話，那麼幾乎可以斷定，重慶模式與深圳模式根本相差不大，因為兩者都是依靠經濟增長維持。也許這樣，王紹光才僅以重慶經驗名之，並不就把它當成一種社會主義模式，但起碼也算是一面較鮮明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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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
王绍光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匮乏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1.0；在“温饱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进入“小康阶段”以后，中国正在探索社会主义3.0。重庆是诸多探索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重庆经验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群众路线”。体现在这些关键词中的重庆经验不仅创造出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新要素，也包含着中国式社会主义2.0和1.0的宝贵遗产。
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坚守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政府与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与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首过去60年，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探索出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迈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匮乏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按1990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从500美元左右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把这个阶段称为“匮乏阶段”，是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其产出仅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中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匮乏阶段，当人均收入十分低下、人们普遍贫穷时，尽量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那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由于人均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分配政策上，那个时期中国十分注重公平，往往采取票证的方式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固然有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缓慢），但其成就是不容抹杀的。且不说新中国成立后仅3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其间还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从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也高达6.5％，虽然比不上同期东亚的日本与四小龙，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亮丽。更重要的是，1.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为其后的发展奠定硬、软两方面的基础。有人经常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话批评大跃进，但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森对中国这一时期的总体评价：“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开放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
197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进入“温饱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公有制的一统天下逐步被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所替代，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不过，规划依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所有地区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
在温饱阶段，既然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足以维持生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扶贫减贫。这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的精髓。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如果说在匮乏阶段，人们还吃得不太饱、穿得不太好；在温饱阶段，随着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逐步增加至4000美元，绝大多数中国人已有条件吃得越来越有营养、穿得越来越体面。
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就也许更值得称道。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2002年，中国人均GDP跨越了4000美元大关，进入“小康阶段”。新阶段一定会催生新版社会主义。那么3.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与2.0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在温饱阶段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福利改善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58年，加尔布雷思发表了《丰裕社会》－书。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美国的丰裕只是私人产品与服务的丰裕，而公共产品与服务实际上相当贫乏。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加尔布雷思强调，进入丰裕阶段后，社会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不过，加尔布雷思的忠告并没有在美国产生多大效果。1998年，在为《丰裕社会》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写序时，他不胜欷歔地感慨道：“我的批评仍然有效。不错，政府确有公共开支，但往往用于购买杀人武器，或用于给大公司种种好处。除此之外，限制公共支出的压力像以前一样十分强大。结果，虽然我们的私人消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裕，但我们的学校、图书馆、公共娱乐场所、医疗保险、甚至执法力量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与过去相比，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差距可以说是越拉越大。”
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能够做得更好。在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后，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应探索如何加大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具体而言，“衣”、“食”问题基本解决后，还需改善“住”（宜居）、“行”（畅通）问题；私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后，还需解决公共消费问题（平安、生态、健康）、人类安全问题与社会平等问题。
在这些方面，重庆近年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比沿海发达省份更像中国的一个缩影（表1）。因此，它的探索也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重庆可以做到的事，其他绝大多数省份也一定能做到。重庆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群众路线”。体现在这些关键词中的重庆经验不仅创造出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新要素，也包含着中国式社会主义2.0和10的宝贵遗产。
表1重庆与全国（2008年）
人均GDP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 城市化 HDI
人均可支配 人均纯 家庭恩格尔 家庭恩格尔 水平
收入（元） 收入（元） 系数 系数
重庆 18025.0 14367.6 4126.2 39.1 53.3 50.0 0.783
全国22698.0 15780.8 4760.6 37.9 43.7 45.7 0.79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重庆统计年鉴，2009年》。
二、“五个重庆”
2008年7月，重庆将自己正在实施和计划实施的政策重点概括为“五个重庆”，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一个月后，“五个重庆”的规划相继出炉；几个月后，跨系统的“五个重庆”建设领导小组分头成立。
1．宜居重庆
“衣”、“食”无忧后，“住”对普通民众福祉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因此，“五个重庆”中排在首位的是“宣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市长牵头。“宜居重庆”包含“居住条件、公共空间、服务设施”三方面内容，其目的是改善居住条件（包括保障住房、商品住房、住宅品质、社区服务四部分）、优化公共空间（包括城市广场、市容环境、特色风貌三部分）、完善服务设施（包括商业、文化、市政三部分）。
改善居住条件是“宜居重庆”的重点，其目标是到2012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2008年的27.34平方米提高到30平方米；同时，逐渐淘汰农村不安全的土坯房、石头房，让砖混结构以上住房比例达到95％，有卫生间的农房比例达到70%；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40%。到201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要进一步达到35平方米；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60%.
人均住房面积扩大并不能保证人人都有房住。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而不是“居者有其产”）的理想，重庆改变了住房由市场单一提供的体系。重庆市政府把住房建设分为三类，并采取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限制”的策略。
第一，1 0％的高收入人群购买高档商品住房；这些人不仅要支付高房价，今后还可能要支付“特别房产消费税”。
第二，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住在普通商品住房。近年来，重庆经济高速增长，但房价保持平稳态势，与全国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重庆计划在未来让城市双职工能用其6年半的收入买得起中小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住房。
第三，30％的中低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宜居重庆”的关键是“穷人”也可享受宜居。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反复强调，帮“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基于这个理念，该市保障性住房实施“5＋1”模式，即过去采用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农民工公寓五种保障方式，与公共租赁房这种新的保障方式并举，充分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前五种保障方式的着眼点是困难人群与农民工，公共租赁房的居住者则着眼于未列入廉租住房保障行列、又暂时买不起商品房的中低收入人群和新就业人员等“夹心人群”。重庆规划三年内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未来10年，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
2．畅通重庆
如果说“宜居重庆”着眼于解决“住”的问题，“畅通重庆”则着眼于解决“行”的问题。“畅通重庆”在“五个重庆”中的重要性仅次于“宜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挂帅。
众所周知，重庆主城区是著名的山城，主城区以外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重庆“行”的问题一直是妨碍人民福祉提高的绊脚石。
“畅通重庆”旨在一举改变这种状况，其总体目标是通过跨越式发展，把重庆建设成为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之一。这里“畅通”是指主城区畅通，整个重庆城乡畅通，与整个大西南畅通，与周边省份畅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南亚畅通，与全国、全世界畅通。
与中国的其他大中城市一样，实现主城区畅通的关键是“排堵”。重庆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实行“公交优先”；另一方面，提高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到2012年，重庆将实现“半小时主城”。
为了让全市城乡之间畅通，重庆正在推进农村公路“乡通畅”、“村通达”。“乡通畅”工程建设，目的是构筑一个覆盖城乡的公路网络。近几年，重庆市全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万多公里；到2010年底，全市的乡镇通畅率、行政村通达率双双达到100%。重庆还加快构建农村客运网络，2010年，全市乡镇和行政村客车通达率分别达到98.7%、72%。几年后，重庆任何一个行政村都会有客车服务，通过农村公路与高速公路网，把它们与整个重庆连接起来。到2012年，重庆将实现高速公路市内4小时通达。
除了让内部畅通起来外，重庆还在加快高速公路、铁路、水运、空运建设。到2012年，重庆将变成大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周边省会城市8小时通达；到2015年，实现铁路周边省会城市4小时通达，长三角、珠三角、东南亚8小时通达；长江黄金水道成为西部内陆出海主通道；江北机场成为国际性空港。
3．森林重庆
自古以来，人们就很清楚衣食住行的重要性，但直到经济增长挂帅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山川秀美、空气清新也同样重要。为了改善重庆的生态环境，“五个重庆”把“森林重庆”排在第3位，其领导小组由市长牵头。
“森林重庆”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种一些树。在人称“大火炉”的重庆多种一些树，当然有助于美化城市景观、调节小气候，增加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使他们的生活更舒适、更健康，使他们眼光所及，满目青山、赏心悦目。但更重要的是，在75%以上面积是山地和丘陵的重庆，提高森林覆盖率可以减少土壤侵蚀，减少水土流失（尤其是流入三峡库区的泥沙）；增加森林资源还有利于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尤其是确保三峡水库的水量和水质）。
除了环保意义以外，大规模植树造林还可以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碳汇经济，把重庆那些大片的荒山、穷山，变为秀山、宝山，变为生态旅游的福地，为农民提供增收致富的机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飞跃。
2008年8月启动的“森林重庆”包含城市、农村、通道、水系、苗圃基地以及长江两岸等六大森林工程，其分阶段发展目标可见（表2）。
表2森林重庆发展目标（1996－2017）
1997 2008 2012 2017
森林覆盖率（％） 20 34 38 45
建成区绿地率（％） 18 34.5 37 39
林业总产值（亿元） 13 174 250 500
农民人均林业收入（元） 20 336 500 >1000
活立木蓄积量（亿立方米） 0.78 13 1.46 1.72
固碳（万吨碳当量） 1419 2298 2568 3041
释放氧气（万吨） 1030 1668 1863 2206
从2008年8月到2009年底，重庆在植树造林方面投入178亿元，是前10年总和的2.7倍，种树798万亩，比前10年总和还多出129万亩，森林覆盖率已达35％，由过去全国的第17位提升到第13位。2010年初，重庆已经被住建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在44个申报城市中名列第1。但重庆并未满足，而是把“森林重庆”提速，“还要用一年时间种十年的树！”到2012年，让全市森林覆盖率从原计划的38%提高到40％。
4．平安重庆
在“五个重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安重庆”。重庆的“打黑除恶”、“灭枪治暴”、“跨区域破案追逃”等社会治安综合整治专项战役深得人心，让重庆市民的安全感明显增强。国家统计局第九次全国群众安全感入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重庆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2％，居全国第9，居4个直辖市之首。无怪乎，公安部对重庆市公安局予以全国通令嘉奖。
不过，“打黑除恶”只是“平安重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实际上，“平安重庆”不只是个社会治安问题，它被界定为“五大安全”（社会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居住安全）和“两大建设”（法制环境、执法队伍）。换句话说，与“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一样，“平安重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改善和保障民生，它关注的是人民群众的食、住、行与工作安全问题。
“平安重庆”有一整套指标体系，包括群众安全感指数、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万车死亡率、火灾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食品中毒死亡事故、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符合条件又有援助需求的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面、群众对执法队伍满意度等等，并且规定了到2012年各个指标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如到2012年，各类事故总死亡人数比2007年下降36%。
5．健康重庆
重庆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非常典型的城市，贫困人口多、低保人口多，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居民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作为社会主义3.0的重要内容。
“健康重庆”的“健康”是广义的健康，包括体质、饮食、生育、行为、精神五个方面的健康。为了促进五个方面的健康，重庆确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进体质健康”，“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加强饮食健康”，“加强妇幼保健、保障生育健康”，“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倡导行为健康”，“加强心理卫生服务、重视精神健康”，“建立健全健康服务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健康服务”六大重点任务，并为每个重点任务设定了具体的指标。
“健康重庆”的总体目标是：第一，市民健康素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市民健康保障水平处于西部前列；第三，市民健康行为基本养成。为了实现这些总体目标，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的主导作用，广泛动员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重庆专门制订了“健康重庆”的卫生行动计划和体育行动计划。这两个行动计划共设有几十项具体目标或行动内容，并明确了相应的牵头部门、协作单位、资金保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不仅强调“野蛮其体魄”，同时也强调“文明其精神”，强调激发全市人民的精气神，保持精神健康。过去，重庆不少人闲来无事便无休无止地打麻将、“斗地主”。更有甚者，一些人（包括一些党政干部）理想信念淡漠、价值观扭曲、精神萎靡、腐败堕落。为了扶正祛邪，重庆大力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把它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结合起来，相继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并千方百计让“唱读讲传”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这些活动被一些媒体简化为“唱红”。但也引来少数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此，市委主要领导的回应是：“有些人说重庆的‘唱红’是搞‘左’的一套，不能这么认为。实际上，‘红’讲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共产党当时建党的本意。共产党成立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所以，‘唱红’这个概念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三、“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
重庆市共有40个区县，呈现“一圈两翼”的格局。“一圈”是指以重庆主城区为中心、以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一小时经济圈”，涵盖23个区县，它集中了全市近六成的人口，资本、产业密集，基础设施完善，科研力量雄厚，GDP占全市总量的80％左右。“两翼”则是指以三峡库区为主的渝东北（含11个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含6个区县），有人口近1000万人，面积占全市的2／3，境内80％为山地丘陵，人均耕地仅为全国的2／3低产田比重高达80％。不过，“两翼”林地资源优势突出，共有林地4700万亩，占全市的77％，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潜力。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两翼”的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集中。2009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低1250元，比“一圈”低1877元。“两翼”也是我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17个区县中有15个贫困区县，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80％。
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很明显，重庆发展的“短板”在“两翼”。“两翼”落后的问题不解决，实现“五个重庆”的总体目标就要大打折扣。建设社会主义新重庆必须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帮助“两翼”尽快脱贫致富，缩小与“一圈”的差距，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的宝贵遗产。
2007年，重庆就分别编制了“一圈”与“两翼”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关于建立健全一圈两翼对口帮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一圈两翼”总体发展战略。“一圈”在产业、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两翼”在自然资源、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独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对口帮扶机制力图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一方面，促进“一圈”产业升级，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加快“两翼”人口转移，疏解环境压力，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具体而言，除了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让“一圈”带动“两翼”齐飞，重庆还在“一圈”与“两翼”之间构建了产业、投融资、基础设施、人口转移四个对接联动机制。
这些措施已经开始产生效应，“一圈”与“两翼”之间的收入增速差距开始缩小，协调发展态势开始显现。例如，从2008年10月开始，“两翼”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开始接近“一圈”，两个月后实现超越。到2010年4月，“两翼”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已连续16个月超过“一圈”。
为了进一步加快“两翼”的发展，重庆市于2010年2月正式启动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意图是到2012年时实现三大目标：一是“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左右，年均增加800元以上，达到6400元；二是“两翼”农户纯收入在2009年基础上户均增加1万元，达到25000元；三是“两翼”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农户，95％要实现万元增收目标。
在短短三年里要实现这三大目标不能说不是雄心勃勃。那么，重庆的底气从何而来呢？底气就在于两翼地区拥有的4743万亩宝贵的林地资源，换句话说，“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完全可以与“森林重庆”相辅相成、并行不悖。重庆的计划是，在三年里，市财政投入100亿元，并安排银行信贷资金650亿元，支持“两翼”农民大力发展与森林相关的产业，包括林禽养殖（开发林地，建立养殖基地）、林下养畜（开发林地，发展肉牛、奶牛、山羊、肉兔养殖）、林地种植（发展林菜、林菌、林药、林蜂等）、林业产业（发展速丰林、油茶、茶叶、药材等）、林果产业（发展柑橘、核桃、板栗等）、森林旅游（发展森林公园，尤其是国家级森林公园）。
四、国民共进
“五个重庆”与“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注重的都是民生。用市委主要领导的话说，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过去几年，重庆财政对民生的倾斜是很大的。从2007年到2009年，民生支出连续三年占到重庆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而重庆还明确规定，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必须投向农村，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而根据2009－2012年规划，仅“宜居重庆”四年建设资金总量便高达8761亿元。同时，到2012年前，还要用3000亿打造“畅通重庆”。再加上“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方面的投入，“五个重庆”到2012年前的总投入将超过12万亿，平均每年投入3000多亿元。
在对待国有经济上，重庆模式从社会主义1.0与2.0版本都吸取了养分。一方面，它坚持改革，不排斥非公有经济；另一方面，它也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将国有经济做大做强。用主要领导的话说，“如果我们的改革最后把过去的一套彻底否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来，我觉得这不叫改革。也就是说，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经营模式纯而又纯的私有化的东西给拿过来，我们应该有国有的东西，而且应该从国有这个东西里边汲取它体制上的精华，发挥它机制上的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更灵活有效，在目标上应该体现为广大的民众更好地服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性，这就是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重庆市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此前，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只有1700亿元，分散在60多个企业集团，1500多个子、孙公司手中。当时，国有经济可以用“小、散、乱”来形容。自2003年以来，重庆市国有资产总量快速扩张，年均增长率高达29.7％，而同期中央国企、上海国企与四川国企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5％、7％、8％。因此，到2009年底，重庆市的国有集团资产总额已达到10500亿元，其在全国的排位也从第19位跃居第4位。
在资产总额不断攀升的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与产业布局也不断改善。与2003年比较，2009年国有企业净资产从376亿元增长为2722亿元，增长624%；年利润268亿元，增长30倍；股东回报率10.7％，提高了8.3个百分点；国有集团户均资产292亿元，增长564%；资产负债率从97％下降至60％左右的合理范围；产业布局从80%。以上集中在工商业转变为基础设施、工商产业、地方金融4：3：3新格局（投融资集团占40%、工商产业集团占30％、地方金融企业占30%），更加适应重庆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来，“国进”必然导致“民退”，似乎“国”与“民”是天然的敌对关系，零和关系，不可能出现共赢局面。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既无任何理论根基，更被重庆的实践证明极其荒谬。近年来，在公有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比较快。直辖之初，重庆非公经济占全市GDP的比重只有26.2％，到2010年一季度，这个比重已经提高到60.5％。这个变化只能用非公有制经济增速高于公有制经济来解释。显然，重庆发展的事实证明，国民共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变为现实。
五、群众路线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把群众路线看作毛泽东思想“三大基本方面”之一。
群众路线有四个支撑点。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其次，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只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干部才能转换角色，把世界观和立场真正转到工人农民这方面来，热爱人民群众，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牢固树立起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群众观点。第三，深入群众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第四，与群众打成一片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这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基于这个判断，毛泽东曾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群众路线是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幸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份丰厚的遗产却被淡忘了。一些党政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肆意欺压群众，成天与有钱人、小兄弟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必须回归群众路线。可喜的是，在建设“五个重庆”、推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促进“国民共进”的同时，重庆也在尝试如何在新形势下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群众路线在重庆实践中具体体现为针对基层干部的“三项制度”与针对全市各级机关干部的“三项活动”。
2008年底，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在全市村、社区普遍建立健全“三项制度”。第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每周集中接待群众不得少于一次，每次不少于半天。要通过党务公开栏、网络、广播等方式，对外公布接待群众的时间、地点、联系电话等事项。要耐心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对群众反映的情况，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及时进行处理；对群众提出的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不合理要求，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工作：对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要明确告知诉讼程序和受理单位。第二，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要制订进家入户走访群众的分工计划（成员之间不相互重复走访），按照分工计划，每位成员每年到本村、本社区每户群众家庭走访不少于两次。重点家访困难户、上访户、致富能人、老党员和老干部。在入户家访时，重点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等。第三，村、社区党组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在做好详细登记的基础上，要明确处理责任人和具体经办人，限时办理，并且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反馈给反映人。
到2010年6月底，重庆8982个村、2136个社区党组织全部建立了“三项制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层党组织书记接访群众378.7万人次，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走访群众1042.2万户，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293万件，帮助解决235.6万余件，群众对办理事项的满意度达96%。“三项活动”指的是“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大走访）”。
“三进三同”要求各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一周时间，新招录公务员、新担任领导干部至少用一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区县领导干部每年下基层调研不少于三个月，市级部门领导干部每年不少于两个月。为了不给基层和农民增加负担，干部在参与“三进三同”活动时，每天要交纳25元生活费，并自带生活必需品。
“结穷亲”要求各级机关干部与贫困村或贫困户结对帮扶，尤其要把重庆18个贫困工作重点区县作为活动的重点区域，把农村建卡贫困户、城市低保户和困难党员作为重点人群，把因子女上学负担较重、有劳动能力但缺乏生产条件的困难家庭作为重点对象。重庆要求市级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和区县级领导干部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党员和一户困难群众，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区县部门和乡镇级干部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党员或困难群众，一般干部职工可单独，也可以以党支部或处、室、科为单位，集体结对帮扶一户以上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确保人员不漏、对象不重，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和农村建卡贫困户全结对。结对干部每年必须深入帮扶对象家中一般不少于两次。2010年6月下旬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会又决定将“结穷亲”，实现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与农村50万贫困户全结对。
“大下访”要求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每人每月下访不少于一次（全年每人不少于12次），区县其他市管领导干部开展下访活动原则上每人每月一次，区县及以下各级干部也要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座谈走访、驻点指导、专题调研等方式参与“大下访”活动。“大下访”的目的是主动为群众诉求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群众信访或上访，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三项活动”开展的时间虽然还不长，但到2010年5月30日其成效已十分显著。
“三项制度”与“三项活动”的核心是干部下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眼睛向下、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各级干部才能体会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回应群众的诉求，感知群众的智慧，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摒除脱离群众的衙门作风，恢复干群的“鱼水关系”，把“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落到实处，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结语
1989年，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与政治自由”制度已经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20年后的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委托两家民调机构在全球27个国家（包括中国）对随机抽样的29000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福山的判断是虚妄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这项调查显示，对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不满遍布全球，在27国人民中平均只有11％的人认为，这种制度运转良好，不需要政府干预。相反，平均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持这种看法的人在法国高达43％、墨西哥高达38％、巴西高达35％、乌克兰高达31％。在各国人民中，最普遍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要靠改革与监管来纠正，而改革的方向是政府应该在拥有或直接控制本国主要产业、财富再分配、企业监管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得人心。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真正体会重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意义。中国人民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会固步自封；跨越上一个发展阶段后，会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和实验探索如何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升级换代”。
在“匮乏阶段”与“温饱阶段”，中国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与2.0版，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小康阶段”后，“衣食”或“温饱”不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重庆经验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7期，摘自2011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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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
王绍光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匮乏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1.0；在“温饱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进入“小康阶段”以后，中国正在探索社会主义3.0。重庆是诸多探索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重庆经验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群众路线”。体现在这些关键词中的重庆经验不仅创造出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新要素，也包含着中国式社会主义2.0和1.0的宝贵遗产。
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坚守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政府与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与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首过去60年，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探索出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迈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匮乏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按1990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从500美元左右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把这个阶段称为“匮乏阶段”，是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其产出仅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中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匮乏阶段，当人均收入十分低下、人们普遍贫穷时，尽量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那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由于人均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分配政策上，那个时期中国十分注重公平，往往采取票证的方式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固然有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缓慢），但其成就是不容抹杀的。且不说新中国成立后仅3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其间还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从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也高达6.5％，虽然比不上同期东亚的日本与四小龙，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亮丽。更重要的是，1.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为其后的发展奠定硬、软两方面的基础。有人经常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话批评大跃进，但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森对中国这一时期的总体评价：“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开放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
197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进入“温饱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公有制的一统天下逐步被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所替代，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不过，规划依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所有地区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
在温饱阶段，既然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足以维持生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扶贫减贫。这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的精髓。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如果说在匮乏阶段，人们还吃得不太饱、穿得不太好；在温饱阶段，随着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逐步增加至4000美元，绝大多数中国人已有条件吃得越来越有营养、穿得越来越体面。
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就也许更值得称道。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2002年，中国人均GDP跨越了4000美元大关，进入“小康阶段”。新阶段一定会催生新版社会主义。那么3.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与2.0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在温饱阶段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福利改善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58年，加尔布雷思发表了《丰裕社会》－书。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美国的丰裕只是私人产品与服务的丰裕，而公共产品与服务实际上相当贫乏。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加尔布雷思强调，进入丰裕阶段后，社会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不过，加尔布雷思的忠告并没有在美国产生多大效果。1998年，在为《丰裕社会》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写序时，他不胜欷歔地感慨道：“我的批评仍然有效。不错，政府确有公共开支，但往往用于购买杀人武器，或用于给大公司种种好处。除此之外，限制公共支出的压力像以前一样十分强大。结果，虽然我们的私人消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裕，但我们的学校、图书馆、公共娱乐场所、医疗保险、甚至执法力量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与过去相比，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差距可以说是越拉越大。”
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能够做得更好。在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后，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应探索如何加大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具体而言，“衣”、“食”问题基本解决后，还需改善“住”（宜居）、“行”（畅通）问题；私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后，还需解决公共消费问题（平安、生态、健康）、人类安全问题与社会平等问题。
在这些方面，重庆近年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比沿海发达省份更像中国的一个缩影（表1）。因此，它的探索也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重庆可以做到的事，其他绝大多数省份也一定能做到。重庆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群众路线”。体现在这些关键词中的重庆经验不仅创造出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新要素，也包含着中国式社会主义2.0和10的宝贵遗产。
表1重庆与全国（2008年）
人均GDP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 城市化 HDI
人均可支配 人均纯 家庭恩格尔 家庭恩格尔 水平
收入（元） 收入（元） 系数 系数
重庆 18025.0 14367.6 4126.2 39.1 53.3 50.0 0.783
全国22698.0 15780.8 4760.6 37.9 43.7 45.7 0.79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重庆统计年鉴，2009年》。
二、“五个重庆”
2008年7月，重庆将自己正在实施和计划实施的政策重点概括为“五个重庆”，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一个月后，“五个重庆”的规划相继出炉；几个月后，跨系统的“五个重庆”建设领导小组分头成立。
1．宜居重庆
“衣”、“食”无忧后，“住”对普通民众福祉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因此，“五个重庆”中排在首位的是“宣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市长牵头。“宜居重庆”包含“居住条件、公共空间、服务设施”三方面内容，其目的是改善居住条件（包括保障住房、商品住房、住宅品质、社区服务四部分）、优化公共空间（包括城市广场、市容环境、特色风貌三部分）、完善服务设施（包括商业、文化、市政三部分）。
改善居住条件是“宜居重庆”的重点，其目标是到2012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2008年的27.34平方米提高到30平方米；同时，逐渐淘汰农村不安全的土坯房、石头房，让砖混结构以上住房比例达到95％，有卫生间的农房比例达到70%；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40%。到201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要进一步达到35平方米；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60%.
人均住房面积扩大并不能保证人人都有房住。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而不是“居者有其产”）的理想，重庆改变了住房由市场单一提供的体系。重庆市政府把住房建设分为三类，并采取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限制”的策略。
第一，1 0％的高收入人群购买高档商品住房；这些人不仅要支付高房价，今后还可能要支付“特别房产消费税”。
第二，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住在普通商品住房。近年来，重庆经济高速增长，但房价保持平稳态势，与全国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重庆计划在未来让城市双职工能用其6年半的收入买得起中小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住房。
第三，30％的中低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宜居重庆”的关键是“穷人”也可享受宜居。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反复强调，帮“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基于这个理念，该市保障性住房实施“5＋1”模式，即过去采用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农民工公寓五种保障方式，与公共租赁房这种新的保障方式并举，充分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前五种保障方式的着眼点是困难人群与农民工，公共租赁房的居住者则着眼于未列入廉租住房保障行列、又暂时买不起商品房的中低收入人群和新就业人员等“夹心人群”。重庆规划三年内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未来10年，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
2．畅通重庆
如果说“宜居重庆”着眼于解决“住”的问题，“畅通重庆”则着眼于解决“行”的问题。“畅通重庆”在“五个重庆”中的重要性仅次于“宜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挂帅。
众所周知，重庆主城区是著名的山城，主城区以外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重庆“行”的问题一直是妨碍人民福祉提高的绊脚石。
“畅通重庆”旨在一举改变这种状况，其总体目标是通过跨越式发展，把重庆建设成为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之一。这里“畅通”是指主城区畅通，整个重庆城乡畅通，与整个大西南畅通，与周边省份畅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南亚畅通，与全国、全世界畅通。
与中国的其他大中城市一样，实现主城区畅通的关键是“排堵”。重庆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实行“公交优先”；另一方面，提高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到2012年，重庆将实现“半小时主城”。
为了让全市城乡之间畅通，重庆正在推进农村公路“乡通畅”、“村通达”。“乡通畅”工程建设，目的是构筑一个覆盖城乡的公路网络。近几年，重庆市全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万多公里；到2010年底，全市的乡镇通畅率、行政村通达率双双达到100%。重庆还加快构建农村客运网络，2010年，全市乡镇和行政村客车通达率分别达到98.7%、72%。几年后，重庆任何一个行政村都会有客车服务，通过农村公路与高速公路网，把它们与整个重庆连接起来。到2012年，重庆将实现高速公路市内4小时通达。
除了让内部畅通起来外，重庆还在加快高速公路、铁路、水运、空运建设。到2012年，重庆将变成大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周边省会城市8小时通达；到2015年，实现铁路周边省会城市4小时通达，长三角、珠三角、东南亚8小时通达；长江黄金水道成为西部内陆出海主通道；江北机场成为国际性空港。
3．森林重庆
自古以来，人们就很清楚衣食住行的重要性，但直到经济增长挂帅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山川秀美、空气清新也同样重要。为了改善重庆的生态环境，“五个重庆”把“森林重庆”排在第3位，其领导小组由市长牵头。
“森林重庆”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种一些树。在人称“大火炉”的重庆多种一些树，当然有助于美化城市景观、调节小气候，增加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使他们的生活更舒适、更健康，使他们眼光所及，满目青山、赏心悦目。但更重要的是，在75%以上面积是山地和丘陵的重庆，提高森林覆盖率可以减少土壤侵蚀，减少水土流失（尤其是流入三峡库区的泥沙）；增加森林资源还有利于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尤其是确保三峡水库的水量和水质）。
除了环保意义以外，大规模植树造林还可以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碳汇经济，把重庆那些大片的荒山、穷山，变为秀山、宝山，变为生态旅游的福地，为农民提供增收致富的机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飞跃。
2008年8月启动的“森林重庆”包含城市、农村、通道、水系、苗圃基地以及长江两岸等六大森林工程，其分阶段发展目标可见（表2）。
表2森林重庆发展目标（1996－2017）
1997 2008 2012 2017
森林覆盖率（％） 20 34 38 45
建成区绿地率（％） 18 34.5 37 39
林业总产值（亿元） 13 174 250 500
农民人均林业收入（元） 20 336 500 >1000
活立木蓄积量（亿立方米） 0.78 13 1.46 1.72
固碳（万吨碳当量） 1419 2298 2568 3041
释放氧气（万吨） 1030 1668 1863 2206
从2008年8月到2009年底，重庆在植树造林方面投入178亿元，是前10年总和的2.7倍，种树798万亩，比前10年总和还多出129万亩，森林覆盖率已达35％，由过去全国的第17位提升到第13位。2010年初，重庆已经被住建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在44个申报城市中名列第1。但重庆并未满足，而是把“森林重庆”提速，“还要用一年时间种十年的树！”到2012年，让全市森林覆盖率从原计划的38%提高到40％。
4．平安重庆
在“五个重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安重庆”。重庆的“打黑除恶”、“灭枪治暴”、“跨区域破案追逃”等社会治安综合整治专项战役深得人心，让重庆市民的安全感明显增强。国家统计局第九次全国群众安全感入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重庆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2％，居全国第9，居4个直辖市之首。无怪乎，公安部对重庆市公安局予以全国通令嘉奖。
不过，“打黑除恶”只是“平安重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实际上，“平安重庆”不只是个社会治安问题，它被界定为“五大安全”（社会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居住安全）和“两大建设”（法制环境、执法队伍）。换句话说，与“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一样，“平安重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改善和保障民生，它关注的是人民群众的食、住、行与工作安全问题。
“平安重庆”有一整套指标体系，包括群众安全感指数、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万车死亡率、火灾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食品中毒死亡事故、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符合条件又有援助需求的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面、群众对执法队伍满意度等等，并且规定了到2012年各个指标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如到2012年，各类事故总死亡人数比2007年下降36%。
5．健康重庆
重庆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非常典型的城市，贫困人口多、低保人口多，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居民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作为社会主义3.0的重要内容。
“健康重庆”的“健康”是广义的健康，包括体质、饮食、生育、行为、精神五个方面的健康。为了促进五个方面的健康，重庆确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进体质健康”，“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加强饮食健康”，“加强妇幼保健、保障生育健康”，“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倡导行为健康”，“加强心理卫生服务、重视精神健康”，“建立健全健康服务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健康服务”六大重点任务，并为每个重点任务设定了具体的指标。
“健康重庆”的总体目标是：第一，市民健康素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市民健康保障水平处于西部前列；第三，市民健康行为基本养成。为了实现这些总体目标，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的主导作用，广泛动员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重庆专门制订了“健康重庆”的卫生行动计划和体育行动计划。这两个行动计划共设有几十项具体目标或行动内容，并明确了相应的牵头部门、协作单位、资金保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不仅强调“野蛮其体魄”，同时也强调“文明其精神”，强调激发全市人民的精气神，保持精神健康。过去，重庆不少人闲来无事便无休无止地打麻将、“斗地主”。更有甚者，一些人（包括一些党政干部）理想信念淡漠、价值观扭曲、精神萎靡、腐败堕落。为了扶正祛邪，重庆大力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把它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结合起来，相继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并千方百计让“唱读讲传”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这些活动被一些媒体简化为“唱红”。但也引来少数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此，市委主要领导的回应是：“有些人说重庆的‘唱红’是搞‘左’的一套，不能这么认为。实际上，‘红’讲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共产党当时建党的本意。共产党成立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所以，‘唱红’这个概念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三、“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
重庆市共有40个区县，呈现“一圈两翼”的格局。“一圈”是指以重庆主城区为中心、以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一小时经济圈”，涵盖23个区县，它集中了全市近六成的人口，资本、产业密集，基础设施完善，科研力量雄厚，GDP占全市总量的80％左右。“两翼”则是指以三峡库区为主的渝东北（含11个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含6个区县），有人口近1000万人，面积占全市的2／3，境内80％为山地丘陵，人均耕地仅为全国的2／3低产田比重高达80％。不过，“两翼”林地资源优势突出，共有林地4700万亩，占全市的77％，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潜力。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两翼”的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集中。2009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低1250元，比“一圈”低1877元。“两翼”也是我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17个区县中有15个贫困区县，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80％。
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很明显，重庆发展的“短板”在“两翼”。“两翼”落后的问题不解决，实现“五个重庆”的总体目标就要大打折扣。建设社会主义新重庆必须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帮助“两翼”尽快脱贫致富，缩小与“一圈”的差距，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的宝贵遗产。
2007年，重庆就分别编制了“一圈”与“两翼”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关于建立健全一圈两翼对口帮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一圈两翼”总体发展战略。“一圈”在产业、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两翼”在自然资源、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独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对口帮扶机制力图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一方面，促进“一圈”产业升级，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加快“两翼”人口转移，疏解环境压力，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具体而言，除了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让“一圈”带动“两翼”齐飞，重庆还在“一圈”与“两翼”之间构建了产业、投融资、基础设施、人口转移四个对接联动机制。
这些措施已经开始产生效应，“一圈”与“两翼”之间的收入增速差距开始缩小，协调发展态势开始显现。例如，从2008年10月开始，“两翼”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开始接近“一圈”，两个月后实现超越。到2010年4月，“两翼”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已连续16个月超过“一圈”。
为了进一步加快“两翼”的发展，重庆市于2010年2月正式启动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意图是到2012年时实现三大目标：一是“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左右，年均增加800元以上，达到6400元；二是“两翼”农户纯收入在2009年基础上户均增加1万元，达到25000元；三是“两翼”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农户，95％要实现万元增收目标。
在短短三年里要实现这三大目标不能说不是雄心勃勃。那么，重庆的底气从何而来呢？底气就在于两翼地区拥有的4743万亩宝贵的林地资源，换句话说，“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完全可以与“森林重庆”相辅相成、并行不悖。重庆的计划是，在三年里，市财政投入100亿元，并安排银行信贷资金650亿元，支持“两翼”农民大力发展与森林相关的产业，包括林禽养殖（开发林地，建立养殖基地）、林下养畜（开发林地，发展肉牛、奶牛、山羊、肉兔养殖）、林地种植（发展林菜、林菌、林药、林蜂等）、林业产业（发展速丰林、油茶、茶叶、药材等）、林果产业（发展柑橘、核桃、板栗等）、森林旅游（发展森林公园，尤其是国家级森林公园）。
四、国民共进
“五个重庆”与“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注重的都是民生。用市委主要领导的话说，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过去几年，重庆财政对民生的倾斜是很大的。从2007年到2009年，民生支出连续三年占到重庆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而重庆还明确规定，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必须投向农村，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而根据2009－2012年规划，仅“宜居重庆”四年建设资金总量便高达8761亿元。同时，到2012年前，还要用3000亿打造“畅通重庆”。再加上“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方面的投入，“五个重庆”到2012年前的总投入将超过12万亿，平均每年投入3000多亿元。
在对待国有经济上，重庆模式从社会主义1.0与2.0版本都吸取了养分。一方面，它坚持改革，不排斥非公有经济；另一方面，它也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将国有经济做大做强。用主要领导的话说，“如果我们的改革最后把过去的一套彻底否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来，我觉得这不叫改革。也就是说，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经营模式纯而又纯的私有化的东西给拿过来，我们应该有国有的东西，而且应该从国有这个东西里边汲取它体制上的精华，发挥它机制上的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更灵活有效，在目标上应该体现为广大的民众更好地服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性，这就是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重庆市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此前，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只有1700亿元，分散在60多个企业集团，1500多个子、孙公司手中。当时，国有经济可以用“小、散、乱”来形容。自2003年以来，重庆市国有资产总量快速扩张，年均增长率高达29.7％，而同期中央国企、上海国企与四川国企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5％、7％、8％。因此，到2009年底，重庆市的国有集团资产总额已达到10500亿元，其在全国的排位也从第19位跃居第4位。
在资产总额不断攀升的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与产业布局也不断改善。与2003年比较，2009年国有企业净资产从376亿元增长为2722亿元，增长624%；年利润268亿元，增长30倍；股东回报率10.7％，提高了8.3个百分点；国有集团户均资产292亿元，增长564%；资产负债率从97％下降至60％左右的合理范围；产业布局从80%。以上集中在工商业转变为基础设施、工商产业、地方金融4：3：3新格局（投融资集团占40%、工商产业集团占30％、地方金融企业占30%），更加适应重庆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来，“国进”必然导致“民退”，似乎“国”与“民”是天然的敌对关系，零和关系，不可能出现共赢局面。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既无任何理论根基，更被重庆的实践证明极其荒谬。近年来，在公有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比较快。直辖之初，重庆非公经济占全市GDP的比重只有26.2％，到2010年一季度，这个比重已经提高到60.5％。这个变化只能用非公有制经济增速高于公有制经济来解释。显然，重庆发展的事实证明，国民共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变为现实。
五、群众路线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把群众路线看作毛泽东思想“三大基本方面”之一。
群众路线有四个支撑点。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其次，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只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干部才能转换角色，把世界观和立场真正转到工人农民这方面来，热爱人民群众，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牢固树立起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群众观点。第三，深入群众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第四，与群众打成一片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这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基于这个判断，毛泽东曾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群众路线是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幸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份丰厚的遗产却被淡忘了。一些党政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肆意欺压群众，成天与有钱人、小兄弟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必须回归群众路线。可喜的是，在建设“五个重庆”、推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促进“国民共进”的同时，重庆也在尝试如何在新形势下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群众路线在重庆实践中具体体现为针对基层干部的“三项制度”与针对全市各级机关干部的“三项活动”。
2008年底，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在全市村、社区普遍建立健全“三项制度”。第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每周集中接待群众不得少于一次，每次不少于半天。要通过党务公开栏、网络、广播等方式，对外公布接待群众的时间、地点、联系电话等事项。要耐心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对群众反映的情况，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及时进行处理；对群众提出的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不合理要求，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工作：对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要明确告知诉讼程序和受理单位。第二，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要制订进家入户走访群众的分工计划（成员之间不相互重复走访），按照分工计划，每位成员每年到本村、本社区每户群众家庭走访不少于两次。重点家访困难户、上访户、致富能人、老党员和老干部。在入户家访时，重点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等。第三，村、社区党组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在做好详细登记的基础上，要明确处理责任人和具体经办人，限时办理，并且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反馈给反映人。
到2010年6月底，重庆8982个村、2136个社区党组织全部建立了“三项制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层党组织书记接访群众378.7万人次，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走访群众1042.2万户，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293万件，帮助解决235.6万余件，群众对办理事项的满意度达96%。“三项活动”指的是“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大走访）”。
“三进三同”要求各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一周时间，新招录公务员、新担任领导干部至少用一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区县领导干部每年下基层调研不少于三个月，市级部门领导干部每年不少于两个月。为了不给基层和农民增加负担，干部在参与“三进三同”活动时，每天要交纳25元生活费，并自带生活必需品。
“结穷亲”要求各级机关干部与贫困村或贫困户结对帮扶，尤其要把重庆18个贫困工作重点区县作为活动的重点区域，把农村建卡贫困户、城市低保户和困难党员作为重点人群，把因子女上学负担较重、有劳动能力但缺乏生产条件的困难家庭作为重点对象。重庆要求市级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和区县级领导干部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党员和一户困难群众，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区县部门和乡镇级干部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党员或困难群众，一般干部职工可单独，也可以以党支部或处、室、科为单位，集体结对帮扶一户以上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确保人员不漏、对象不重，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和农村建卡贫困户全结对。结对干部每年必须深入帮扶对象家中一般不少于两次。2010年6月下旬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会又决定将“结穷亲”，实现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与农村50万贫困户全结对。
“大下访”要求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每人每月下访不少于一次（全年每人不少于12次），区县其他市管领导干部开展下访活动原则上每人每月一次，区县及以下各级干部也要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座谈走访、驻点指导、专题调研等方式参与“大下访”活动。“大下访”的目的是主动为群众诉求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群众信访或上访，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三项活动”开展的时间虽然还不长，但到2010年5月30日其成效已十分显著。
“三项制度”与“三项活动”的核心是干部下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眼睛向下、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各级干部才能体会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回应群众的诉求，感知群众的智慧，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摒除脱离群众的衙门作风，恢复干群的“鱼水关系”，把“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落到实处，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结语
1989年，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与政治自由”制度已经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20年后的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委托两家民调机构在全球27个国家（包括中国）对随机抽样的29000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福山的判断是虚妄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这项调查显示，对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不满遍布全球，在27国人民中平均只有11％的人认为，这种制度运转良好，不需要政府干预。相反，平均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持这种看法的人在法国高达43％、墨西哥高达38％、巴西高达35％、乌克兰高达31％。在各国人民中，最普遍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要靠改革与监管来纠正，而改革的方向是政府应该在拥有或直接控制本国主要产业、财富再分配、企业监管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得人心。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真正体会重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意义。中国人民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会固步自封；跨越上一个发展阶段后，会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和实验探索如何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升级换代”。
在“匮乏阶段”与“温饱阶段”，中国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与2.0版，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小康阶段”后，“衣食”或“温饱”不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重庆经验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7期，摘自2011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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