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了黑白的藩籬 卻衝不破貧富的阻隔 －－ 南非民主化的慘痛經歷

　　和解，意指那些在歷史底下的人必須觀察到壓逼和自由之間有著性質上的不同。對他們而言，自由是清潔的食水、電力供應、良好的居所、工作．．．．．．如果這些人的生活質素沒有得到改善，過渡的意義何在?如果沒有的話，選票是沒有用的。　　

圖圖大主教 Ｂishop Tutu（南非調解委員會主席，曼德拉多年的戰友），2001 年

　　　　　　　 

提到南非，大家往往會想到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以及曼德拉和其他抗爭者如何把它廢除的感人故事。可是，故事還沒有真正完結。究竟民主化的南非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圖圖大主教會說出以上的一番話？現在就讓我們回到南非種族隔離的時代吧！

自由約章：南非民眾對民主的期望

提到種族隔離，我們必須要提到自由約章。一九五五年，南非最大的黑人組織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後簡稱非國大）發起了自由約章（Freedom Charter）運動，派遣義工到各地收集人民的「自由訴求」（Freedom Demand），即廢除種族隔離後他們應有的自由。在政府的打壓中，黑人在一張又一張的廢紙上寫上自己的訴求，包括不分種族的教育、生活工資、將空置土地分發給無地的農民等等。這些經濟訴求就是南非群眾對自由和民主的理解。

同年，數千名黑人，有色人種和少數的白人在南非克勒敦集會，把這些訴求寫成一份自由約章。完成後，他們高聲朗讀約章，群眾拍手附和，而約章的第一條就是－－The People Shall Govern！這份約章在黑人中口耳相傳，鼓勵了往後三十年的抗爭者。當年輕一輩被問到他們起來抗爭，甚至武裝革命的原因，他們往往會回答：「為了自由約章！」。南非的民主運動，換句話說也是一個爭取落實自由約章的運動。

自由約章如何成為空話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一日，在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和國際制裁下，南非政府釋放了被囚禁二十七年的曼德拉。

曼德拉出獄後，旋即和南非執政的國民黨談判，要求廢除種族隔離，舉行全國民主選舉。談判分為經濟和政治兩方面，政治方面主要由曼德拉負責，經濟方面則由深信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博塔（Thabo Mbeki）負責。博塔後來也接替了曼德拉成為南非總統。

白人精英明白他們的政治權力不可能再保留，因此他們轉為爭取保留百年來搜刮得來的財富，甚至希望繼續搜刮財富。一方面，他們向非國大推銷新自由主義，要求保障白人私有產權、中央銀行不受監管等等，希望令民主化後的南非政府無法控制南非的經濟。另一方面，他們又威脅撤資，同時繼續打壓國內的黑人運動。正當非國大的經濟專家正在草議，如何奪回白人搜刮得來的財富，實現自由約章的內容之時，博塔卻游說黨內的高層同意了白人政府的要求。不少群眾和非國大成員卻沈醉在獲得政治權力的美夢中，沒有察覺「中伏」。如是者，非國大爭取了政治民主，卻遺忘了經濟自主。諷刺的是，曼德拉在釋放前兩個星期傳出兩句話：「國有化礦場，銀行和壟斷工業是非國大的政策，不要設想我們會對此有所改變。我們全力支持黑人在經濟上的充權，國家控制某些產業是不能避免的。」但轉過頭來，他們又忘記了這些讓黑人經濟充權的政策。

民主化後的經濟狀況

 民主化後的南非，金礦、銀行、鑽石、工業依然受白人控制，連中央銀行的行長都無法撤換。非國大一九九四年上台後，才發現自己雖然奪取了政權，但卻沒有任何的實質權力落實自由約章。想分配土地？土地還在白人手中。想發展工業？抱歉，加入世貿讓南非工業無法對抗外來競爭而倒閉。想興建公共房屋，改善衛生和基本設施？先還了前政府欠下國際金融機構的纍纍巨債吧！非國大政府在有限的資源下興建了少量房屋予窮人，但幾個月後他們不得不搬離，原因竟然是他們無法支付電力和供水私有化後的巨大支出！時至今日，不到10%白人依然控制南非大部分的經濟命脈。南非作為非洲數一數二的經濟體系，貧富懸殊卻是全球頭十名之內，失業率高企不下，甚至因為醫療系統的私有化令南非的預期壽命比二十多年前降低了13年。可見爭取了政治權利，不等於生活會有改善。

結論

最後，我們希望帶出兩點。

正如引言中圖圖大主教所說，如果選票不能改善生活，這對低下階層又有甚麼意義？民主並不只是政治平權的問題，而是如何讓我們可以掌握我們生活的問題。在政治權力不平等以外，我們還有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基層生活困苦等的問題。而不少香港群眾正正是希望透過爭取民主，舒緩這些問題以改善他們的生活。但似乎戴教授就較輕視這些問題，他的文章就曾經提到民主不會帶來福利主義，因為《基本法》已經有不少條文防止政府支出過大，希望本地資本家不要害怕。這種說法無疑是漠視了社會上的經濟不平等，以及這些問題的起源正正在於

資本家的剝削和福利嚴重不足。

第二，陳健民教授曾經引用南非作為例子，希望我們透過談判來爭取民主，避免發生動亂。但我們強調，這是只是南非民主化的其中一面，陳教授的說法無疑是無視了南非民主化後的社會狀況。南非的例子同樣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一味談判和妥協，只考慮政治民主而不考慮經濟民生，都頭來我們就會和南非一樣。我們必須引以為鑒。

中大左翼學會七一民主宣言──兼評佔中運動

前言

日前，「佔領中環」發起為期十日的全民投票結束，港大民研公佈有近80萬人參與投票。

這大概是值得令人振奮的事。香港人爭取普選，如果由港英年代爭取88年直選立法局議員算起，也有二十多個年頭。我們每年七一上街，都總聽到爭取普選的口號。但自回歸後，似乎都沒有甚麼決定性的成果。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停滯不前。現在，「佔領中環」似乎帶來了新的出路，這似乎總是值得恩喜的。

然而，這到底是怎麼樣的出路？佔領中環到底給了一個甚麼樣的前景？真普聯的「三軌方案」或是學界方案，又是否我們要爭取的目標？

事實上，香港爭取代議民主的道路，已經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我們左翼學會認為有必要摒棄香港一直以來的民運發展路向，轉向一種新的民主運動。

爭取民主，所為何事？

或許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我們爭取代議民主是為了甚麼？這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但實際上，我們就像是一群不斷打仗的士兵，在無止境的作戰裡，已經沒有時間去好好反省。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有關代議民主，我們其實常常聽到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比如說，有人覺得，爭取普選，就是為了公義，為了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但只要對左翼思想有一定的認識，甚或只是有多一點常識，便會理解這絕對是過份美化普選的說法。環顧歐美這些老牌的代議民主國家，便會發現人民的權力並不是這麼大。有錢有權勢的人，依然在政治上擁有與常人無法相比的權力。權貴有著關係網路、財富去影響議會，而普通市民不過是數年才有一張選票。要說這樣的制度代表著公義，公平，實在是言過其實。極其量我們可以說，普選的作用不過是稍為制衡權貴階級。

又有一種說法，指爭取到普選就可以擺脫中共的掣肘，免受「港共」如梁振英等人的惡政，達至所謂的「港人治港」。但這種說法也未免太過簡化。先不論中共要影響以至操控香港政治絕不止於議會，實施惡政的也絕不限於中共或是港共，還包括香港整個資產階級。就以現下的東北發展為例，某些人喜歡將之說成中共要「兼併香港」的陰謀，但這實際上是忽視了香港四大地產商在這個計劃中能掠取的龐大利益。

上述對民主的理解，不是過份理想，就是建基於一些錯誤的想像。我們或許應該回到一些很簡單的說法。爭取普選，其實是為了稍為改善人民的生活。如以上所說，現下的香港，大商家、權貴階層，還有中共及其爪牙當道，而當下殘缺不全的議會則是完全服膺於這種政商一體的壓迫。誠然，在成熟的代議民主政體也有類似的問題，但最起碼統治階級不能這麼赤裸，那就是因為代議政體能夠作出些許制衡。如果現在香港有了普選，普羅大眾的生活或許也會有些微的改善。

代議民主被馴化的過程  

我們必須抱持這種對代議民主的務實想像。唯有接受代議民主是一種手段，而非一個終極理想，我們才能仔細考察它的種種問題，才能在不同的代議民主制度之間作出選擇。如果我們嘗試擴闊一下歷史維度，便會知道在百餘年前，大部份商家與權貴均反對代議民主制度，對普選相當反感，認為會釀成「暴民政治」。因為他們擔心一旦有了代議政制，政府就必然會加稅，繼而危害他們的私有產權和利潤。但到了四五十年前，他們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認為「資本主義才是代議民主的最好伙伴」。

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們發現了，即使是有了普選，他們仍有諸多方法保持他們的權力，也發明了不同制度去削弱民眾的權力。比如在美國，選舉財政需要透過私人捐獻去支持，財團因此對政黨議員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以至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都不能真正執行一些嚴重傷害財團利益的政策，哪怕這可以大力改善廣大民眾福祉。又例如在南非，在九十年代她終於有了代議民主制度，但因為在談判時將中央銀行獨立了出去，議會無法真正掌控財政，於是即使是政權在手，也無法真正執行有利民眾的福利政策，大商家──不論是白人還是黑人──還是控制著南非的經濟命脈。（詳見〈打破了黑白藩籬　衝不破貧富阻隔〉）

中共要篩選的政經考慮

為甚麼我們要特意指出這些「枝節」？如果我們真的希望香港可以透過代議民主來改善人民的福祉，就必須注意民主制度的設計如何影響民生。在當下的佔中運動，我們經常就一些選舉細節作討論，譬如說提委會的存廢，應不應有篩選。這些討論當然重要，但焦點絕不是中共透過篩選來操控香港這麼簡單。事實上，篩選還可令中央確保本地富豪能夠緊握著權力：須知道提委會不被廢除的話，即使泛民能夠入閘，這候選人仍必須要向提委會的四大界別靠攏，其經濟綱領的保守程度大概可想而知。

透過篩選來穩住工商金融界利益的想法，其實早已貫穿在中央領導人的思維當中。就正如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回應公民提名的時候所講：「要保持香港的經濟地位，必須靠自由港、低稅制來吸引外來投資，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從世界各國各地區的選舉實踐看，行政首長由普選產生，候選人為了贏得選票，很可能提出加大社會福利開支，甚至走向民粹主義。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按照均衡參與原則組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在提名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時有比較均等的發言權，有利於平衡各種訴求，降低普選導致民粹主義的風險。」[1]從李飛的講話，我們不難看到中央政府其實十分戒懼普選對本地富豪的影響，故此要用篩選來維持工商界的主導權。

基本法對福利主義的重重關卡

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即使是無篩選的普選，權貴階級還是可以透過不同方式去影響，以至操控議會及政權，致使民眾無法真正得益。事實上，在整場佔中的運動，我們幾乎沒有討論過選舉規條以外的東西如何影響民生。例如，《基本法》第107條其實早已訂明，政府的理財原則須量入為出，並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此外，第108條規定，特區政府須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最後，第7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律草案，除非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否則均不能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在這些重重深鎖下，即使有了普選，我們也不可預視到香港能真正改善現有的福利制度，為香港貧苦大眾真正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

簡言之，政治權力的問題，不單在於一個漂亮且合乎基本原則的選舉制度，還有在於其細節，以及選舉以外的設定。

為了誰的民主？

當我們仔細審視代議民主能帶給我們甚麼的時候，就會發現到她帶給不同階層的利益是不同的。譬如說，低下階層會希望透過代議民主來獲取福利，但經濟狀況較佳的中產階級，則沒有太大這樣的需要，他們更需要的，是爭取多些自由，或是從權貴階級手中拿回多一點權力。直接一點說，在民主運動之中，這些階層不一定有著共同的目標，在最醜惡的情況下，甚至會出現背叛。在英國的歷史上，便有著這樣的篇章。在十九世紀初，爭取普選的憲章運動之中，中產階級與基層聯合行動，爭取普選，要從地主及皇室手中拿回一點政治權力。但一旦運動發展至損害中產階級利益的時候，中產階級就會無情地打壓基層。（見〈憲章運動──中產階級的背叛〉）

在普選已經深入民心的今天，我們大可放心，這樣離譜的結果不會發生，但我們在追求民主必須注意不同階層的分野。這些分野，或許正好體現在整場佔中運動之中。事實上，在第一次商討日，不少民間團體都提出了重要的經濟訴求，如全民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最高工時等等。到最後，參與者歸納出的其中一大議題是「如何將運動提升至全民運動層面（能深入各種族、階層，特別是基層）？參加者特別關注到民生與民主要扣連」。[2]然而，隨著佔中運動發展，這些經濟訴求可謂完全消聲匿跡，整場運動與民生的扣連亦難以算得上明顯。

此外，佔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亦曾露出對福利主義十分戒懼的傾向。為了游說本地資本家支持普選，他不惜提出普選不會導致福利主義的說法，指出現下《基本法》已經有足夠的限制，不會提供太多的福利予基層民眾。[3]這根本完全無視了香港是一個極度貧富懸殊，福利嚴重不足的社會。貧苦大眾爭取普選，不就是為了改善這個問題嗎？如果我們拿到普選，但卻如南非一樣無法改善基層民眾生活，那普選又有甚麼意義？（說得難聽一點，佔中的領導層會否在談判的時候，為了爭取本地資本的支持，會否加入一些不利基層民眾的條款？）

最後，在第三次商討日過後，選民就民間方案投票，結果跑出來的三個方案皆有公民提名。及後，在620投票前，佔中主辦單位特別加設了一條題目，這做法無疑引起不少民間團體的不滿。從這些現象，我們認為大家須非常小心佔中運動的發展方向，防止它背離群眾，例如接受一些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結語

作為左翼，為何我們仍要支持普選呢？我們支持普選，是因為它是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議程，可以令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稍為舒緩。但我們無須為它戴上光環，因為普選在當今社會已被「馴化」，很容易受到權貴階層的影響。而一個有篩選的選舉，對權貴階層的傾斜就必然會更嚴重。

香港過去的民主運動大多著眼於爭取普選，希望能一人一票選特首。但關於一些改善民生的政策，我們很少會將之視為爭取民主必要的一環。很多時，輿論甚至會覺得福利政策是洪水猛獸，會阻礙經濟發展，不利於普選的落實。但我們覺得，這種徒具形式的民主運動必須要扭轉。

當下的佔中運動，我們要小心現在運動的方向，否則即使爭取到真普選，經濟仍然受到少數權貴壟斷，屆時貧富懸殊無法解決，我們仍然老來無依、被地產霸權壓迫、承受超長工時和低人工、揹上沉重的學債。

[1]〈提委會提名降三風險〉，文匯報，2014年4月14日。

[2]〈佔中商討日 總結七大議題〉，主場新聞，2013年6月9日。

[3]戴耀廷，〈香港要怎樣的資本主義〉，蘋果日報，2014年04月29日。

憲章運動——中產階級的背叛

「朋友們，憲章主義（Chartism）並不是為你們爭得選舉權等等的政治問題，憲章主義是飯碗問題；憲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資高，工作日短。」

克薩爾摩爾工人大會上的講話，1842

在英國漫長的民主化歷史上，廣大的工人階級曾和中產階級連成一線，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爭取民主，結果卻遭到了無情的背叛。

1838年，工人和中產結成聯盟，發起憲章運動，爭取民主對抗封建勢力。他們提出六點訴求，包括21歲以上男子有普選權及取消參選人財產下限。表面上他們團結一致地爭取民主，但他們想透過民主達到的目標卻完全不同：工人階級的要求的是透過政治參與改善生活，譬如立法限制工時、反對強逼窮人勞動的貧窮法。但中產渴望的卻是剝奪貴族的政治特權，同時也不想增加工人階級的權力，例如限制工時等就會令他們的利益受損。中產階級之所以會支持憲章運動，完全是因為「谷物法」(Corn Laws)之故。

所謂「谷物法」，就是對進口農作物實施大額關稅，以保護本土農業，亦即保護地主階級的利益。為了削弱地主勢力，並希望可以在對外貿易中獲利，資產階級主張廢除谷物法，要求自由貿易。由於當時中產階級勢孤力弱，他們需要動員到工人階級的力量以對抗谷物惡法；他們告訴工人，廢除谷物法會令糧食價格下降，工人也能受惠。而不少中產也加入到憲章運動當中，去換取工人階級的信任和支持。

1842年，工人和中產組成的「反谷物法聯盟」發起大型運動，工廠廠主主動關閉工廠，叫工人上街抗爭。隨著工人運動開始壯大，他們慢慢轉向提高工資等經濟訴求，甚至喊出落實普選的口號。當火頭逐漸擴展至全國、資產階級意識到情況失控時，他們就要求政府派遣警察鎮壓運動，向工人階級開槍。

自此以後，直到1850年憲章運動沉寂，中產階級在當中也再沒有位置，因為工人階級知道了他們的真面目：和中產一起爭取民主，最終都只會被背叛。現在香港的佔中運動是一個中產主導的運動，雖然的確有工人階級參與其中，但他們的階級意識比百多年前的英國工人還要弱；他們不察覺到爭取普選正是爭取廣大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力，為他們帶來經濟上的利益，是階級鬥爭的一環。此外，運動領導者也是有意無意淡化爭取民主的經濟面向，隨著運動的發展民生議題漸漸被遺忘。面對這種民主運動，我們必須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