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31日 星期六
【左翼風情畫】政治檢控也不止是中大學生
文︰蕭
最近,各位中大同學只要經過范克廉樓地下,眼睛都很難不被數塊「反對政治檢控」的展板所吸引。這些展板的主旨大致是:反對遞補機制本是為了公義,以法律打壓這些反對聲音是不公義的,因此我們中大同學便要為被檢控人士發聲。
問題是,在中大這個政治意識凋零的處境之內,我們憑甚麼來喚起同學的意識呢?一來,我們要借助某種道德感召,譬如說「沉默也是共犯」;二來,要讓人們知道檢控少數人已經等同向全部人宣戰,因為今天的他們,就是明天的你與我;到最後,還是最有力的一招──告訴大家被檢控的包括中大學生,親疏有別。
前兩招我們屢戰屢敗,後一招卻有點奏效了。校長沈祖堯立即為中大同學「求情」;中大政政系的多位教授終於跑出來聲援學生及示威者,覺得刑罰太重;學聯發起聯署,數天之內有數千人參與。
當然,大家運用措詞是小心的,在中大學生的後面往往都有一句「及其餘四位被檢控人士」。然而,我們不妨想想,假如今次政治檢控裡中大學生是缺席的話,誰還會在中大裡面為被檢控者發聲?
作者簡介
蕭,左翼學會成員,哲學系三年級。自認是一位國際主義者,尤其在欣賞美女的層面上。希望在有生之年見證/推動到資本主義的滅亡。暫時恐怕無辦法找到人生中的恩格斯,所以依家就快畢業好撚淆底,唔該。
2012年2月29日 星期三
【左翼風情畫】與社民黨黨員K的相遇
文︰陳嘉銘
去年同月同日,我獨個兒乘飛機去了奧地利,為了交流。交流前,我沒有什麼準備,一切臨急就章,對當地的認知也少得很。我只知道那裡是音樂之鄉,是個福利國家。自問音樂的造詣近乎零,音樂之鄉對我的意義似乎不大。而自己始終對福利國家比較感興趣,所以落機後我就不斷找當地人去了解這些事情。
結果,我找上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青年支部的朋友。我是在他們婦女節的小攤檔遇上黨員K的,他滿面鬍子,有點像《哈利波特》的海格。放學後,我們去了一間咖啡店,跟他詳談奧地利的社會狀況。
福利國家對人民終其一生(from cradle to grave)的社會保障,我早已聽聞過。但黨員K勾勒出來的情況,真是遠超我想像。譬如說,由幼稚園至大學學費是全免的,當中還包括碩士和博士的研究院。另外,假若一個工人失業,只要他與同一公司工作滿一年,政府就會給予他原本薪酬五至九成的失業金,維期半年。至於公共醫療保障,就更令我錯愕,這不單是因為他們不須用高昂的價錢來買藥物,還因為眼鏡竟然會納入公共醫療的保障範圍。
黨員K說完那句「眼鏡是免費的!」真的令我目定口呆。的確,香港人一聽到福利就必將之比喻為洪水猛獸。然而,在我與黨員K的對談當中,他卻描繪了另一幅圖像:福利從來是人生活和生存之必須品,應該由政府承擔,而福利的財政來源就是向資本家抽大量的稅,從資本家手中奪回一部份人民原本應得的財富。這種對福利的想像已鑲嵌在當地人的心目中。
接著,我開始講述香港的「福利」狀況,他也目定口呆起來,但理由卻是南轅北轍。當我訴說大學每年會收四萬二學費時,黨員K只能報以苦笑,並加上一句That is really f__king capitalism。我之後又跟他講解了強積金這個退休制度,他差點連咖啡也噴了出來,並說他真的不能相信,政府能放棄供款的責任,並能夠強迫去抽工人的錢,拿去全球股票市場這個賭場。其實,也難怪他會有這樣大的反應,正所謂「有強姦,冇焗賭」。但香港是有「焗賭」的,是一場政府強制你拿出5%薪酬拋去全球股市的賭博。他在咖啡室抽著煙,坦言一輩子也忘不了這個黃昏,因為他終於見識到最赤裸的資本主義形態。
但話說回來,黨員K也明白奧地利也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知道代議民主的局限。在對話期間,他向我埋怨縱然自己是社民黨的青年支部成員,他亦十分痛恨社民黨的議員。痛恨,是由於這班選舉機器背叛了象徵工人尊嚴的玫瑰。事關去年一月,由於奧地利政府要「拯救」各大金融機構導致庫房虧空,政府隨即向窮人開刀,實行緊縮方案(austerity measure)。而我住的那個郡就給政府削減了庫房開支25%,無一社福部能夠幸免,而「推手」正正是社民黨的議員,一班受大財團遊說的議員。他又指,不少工人其實想透過罷工來抗議緊縮方案,可是直屬社民黨的工會卻受議員施加壓力,甚至與資本家合作,不斷禁止工人的聲音,打壓工人的自主性。他明言,奧地利的社民黨已走上了「第三條路」──與資本合謀的關係越見誇張。
最後我不得不問黨員K,為何他不離開社民黨,他沉思了好一會兒,然後無語。我也沒有再迫他回答下去了。
作者簡介
陳嘉銘,肥仔一名,剛去完奧地利交流。選擇去奧地利交流原因之一,是希望能夠踏足一世紀以前工人運動最興盛的土地。相信在有生之年,象徵共產黨的紅旗會再次在世界各地飄揚,最重要的是,那面旗幟是由工人階級高舉的。
2012年1月31日 星期二
【左翼風情畫】想起印尼排華
文︰區刀
近日,反內地人的呼聲高漲,言論越來越激烈。每次內地發生意外均有一片喜氣洋洋之聲,甚至希望大陸孕婦難產的言論獲過千正評。
筆者忽然想起印尼排華。你可能會說,1998年印尼排華,過千名華人被殺,百多名華人女子被強暴;現在香港不過是罵幾句,遊行一下,多麼和平理性,拿印尼比較太誇張吧?但我們不難發覺印尼有三點跟香港的現狀相似,足以讓我們不得不警覺排外聲音升溫的危險。
一. 客觀社會經濟狀況
印尼政府一直因保障「本地人」利益而支持歧視政策,終釀成1966年排華屠殺,死者近50萬人;1998,亞洲金融風暴,東南亞經濟受到重創,數月後又發生排華暴動。早前,排外情緒亦在香港經濟低迷之時蔓延,使香港人擔心飯碗被搶。
兩地的排外情緒都不過是在經濟不景之時尋找代罪羔羊。筆者不否定內地對香港有不良影響,如推高樓價,自由行令舖租上漲等。但我們必須認清到底是哪些人帶來這些不良影響,而非按種族仇恨所有「外人」。
二. 政府嚴重失職
如上文所說,印尼政府在1960年代推動歧視華人的政策,甚至進行排華屠殺,自是嚴重罪行,香港政府當然沒那麼誇張。可是,每年有固定數目的內地人移居香港,而政府卻從來沒有相應政策協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生活。在無政府協助之下,新移民不懂在香港生活而表現得「不文明」,到底是誰的責任?同樣地,政府沒有在入境及醫療服務方面作相應措施,導致床位不足,又能怪誰?
三. 平民變成出氣袋
凡此種種,均不單純是某些人的個人問題,政府在其中責無旁貸。但「本地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會看到政府,卻看到眾多跟自己不同的「外人」,因此會輕易將不滿歸咎於這些鄰居身上。在印尼,跟政府勾結的華人富商與一般從事各行各業的華人相比,不用說當然是絕對小眾,但當地人卻只攻擊那些跟他們同為小市民的華人。香港呢?極多新移民從事飲食,清潔行業,拿最低工資。當中未住足七年的或是單身的,都無法申請公屋而要挨劏房的貴租。他們不事生產?開玩笑吧。而社會卻將僅佔極少數「呃綜援」個案無限放大,抹黑綜援同時將所有新移民打為蝗蟲。誰人最樂見這種公然的歧視?
上述比較並不嚴謹,但筆者想指出同樣情緒很容易使人們失焦,將怨氣由作為禍首的政府及少數巨富轉移到同為受害者的無辜百姓身上。
認清事實,然後要求政府改變現狀。盲目以蝗蟲和狗互罵,其實相當無知。
作者簡介︰
區刀,中大畢業生,主修物理系,左翼學會成員。行事神出鬼魅,以長髮為榮,常常以留下長髮作為曾經存在的根據。鄙視Facebook此等資本主義的道兒,希望從反Facebok中解放人類。區刀,亦即勾刀,可能已經老去,新的區刀不再是勾刀,而是鐮刀。
2011年12月31日 星期六
【左翼專題】中國民主化?烏坎村的意義
文:左翼學會未來新星阿豐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
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
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
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
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
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幹部港商勾結 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
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
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
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
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
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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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幹部港商勾結 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左翼專題】了解烏坎──不得不知的中國土地政策歷史
文:左翼學會未來新星阿豐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
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
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
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
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
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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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幹部港商勾結 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2011年廣東爆發連串官民間的土地衝突,當中最廣為報導的是陸豐烏坎村的土地抗爭。抗爭由9月開始,持續了3個多月。村民抗議地方政府私自變賣村民土地,對被收地村民賠償不公和貪污舞弊,另一方面抗議官府腐敗和選舉造假,抗爭便因此爆發。但我們要留意的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貪污腐敗,還要看到政府和財團如何精密地結合,透過國家機器掠奪土地,也許我們也就能見到政治選舉民主的失效及不足。
官商輸送
當地政府和村委早已與商家有利益輸送。18年前陸豐烏坎黨支部書記薛昌與香港商人陳文清成立了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圈地800萬呎,發展海濱小區,事後雙方利益各佔一半。95年陳與烏坎實業合資建立養豬場。直到本年9月21日,村民抗議地方官員私自賣地3,200畝,私吞收益7億多元[1]。
利益之爭引發起制度的衝擊
的確,國內民間抗爭的起點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並非追求制度上的宏大改變,或追求一個道德王國,不難想像現時的抗爭者只要取回自己的利益就會滿足。不過,正正是這些切切實實的物質利益衝突,讓我們見到這次事件的牽涉甚大,例如體制問題、國家發展方向,其公共性絕對值得抗爭組織者、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甚至與當地村民連結及提供支援。譬如說,爭取制度的改變,最基本當然是公平的選舉。而且村民在9.21事件後,成立了「臨時理事會」,這將會是內地基層自治的示範[2]。實行自治實非不可能,問題是這種基層自治如何能夠有力量地延續下去、更有抗爭意義?這便需要組織者與群眾訂立方向及長期的抗爭路線,否則貪婪的官僚及資本力量將會對基層自治進行撲殺,例如不承認這些委員會組織的代表性。
便徹底的民主——經濟民主
故此,如果我們將內地的土地衝突純粹歸咎於政府的專制,並認為政治民主化能解決現在一切問題,其實是未能徹底地保障民主的實行。
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後會怎樣。公民可以利用選票和個人權利來逼使議員立法監管企業,必要時還可以採取行動如示威抗議給政客和商家壓力,這些對保障弱勢社群,限制資本過度累積有一定作用。但問題是,誠如我們所見,很多這樣的社會並不能完全解除弱勢承受的經濟壓迫:資本家能透過與政客的關係否決議會內有利民生的議案,而在烏坎村的例子便可以見到,中央及資本家想繞過地方民主程序佔有土地絕非不可能。這些都是由於只有政治民主,沒有經濟生產民主所致的。
所以打倒貪官,建立完善的政治體制和推行法治只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民主制度除了形式上有選舉,人人有平等的一票,更重要的是經濟物質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權力位置。因此第二步是要改革經濟制度,將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讓大眾有權參與經濟生產的決策,決定各種資源應如何運用。這樣一來能免除資本家利用經濟上優勢為自己製造政治的籌碼,二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培養社會成員對社會和社群的責任感,三來由於資源運用不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浪費因而減少,最後由於公民能參與決策,實現自主,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就能過上有尊嚴的人生。
要有改變的心願
時至今天,隨著官方答應村民要求,烏坎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仍難保政府不會秋後算帳,打壓村民。另一邊廂,海門的示威也遭鎮壓,示威人士被捕。但這並不代表改革沒有希望:隨著民眾的抗爭經驗,對官商勾結的了解、對基層自治和公平選舉的理解增加,由下而上的改變不是毫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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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幹部港商勾結 直擊烏坎對決現場〉,《壹週刊》
[2]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左翼風情畫】把房屋丟空,太浪費了
文︰區刀
香港是一個怪異的地方。一個樓盤可以空置將近十年才推出市場出售,新建的豪宅更是徹底的炒賣工具;另一方面,單身人士至少要等十年輪候公屋,本年開始引人關注的劏房現象亦顯示香港的居住房屋嚴重短缺。在樓價高企,政府無意正面解決困境的時候,看來市民得自己想想辦法。
把房屋丟空,太浪費了。有沒有想過索性住進去?
你瘋了嗎?非法進入私人地方不是刑事罪行嗎?更不用說與之相關的爆竊吧?
的確,住進空置的房屋在香港看來不可思議,但這種「佔屋運動」(squatting)在歐美已有數十年歷史。除直接解決住屋問題外,佔屋亦釋放了一些私人擁有卻長期無人使用的空間,如廢棄工廠和貨倉作社區活動之用。最著名的例子是哥本哈根的Christiania。1971年當地人闖進名為Christiania的廢棄軍營宣布自治。到了今天,有八百多名居民在此居住,沒有警察出入,儼然一個小國。歐美亦有一些人以佔屋作為某些議題上的長期 抗爭手段。最直接的例子是住進即將發展的區域以保衛當地的歷史或生態資產。
根據國外佔屋群體的經驗,簡易佔屋步驟如下:
1. 找出一個空置單位
2. 確認該處在不遠的將來不會有別的發展
3. 破門/爬窗入屋!
4. 裝修單位
5. 駁通水電——不論是合法申請還是用偷的!
6. 如業主/警察上門,則施行拖字訣
7. 在這期間,極力引起媒體關注,同時另覓住處
這些步驟在香港恐怕難以實行。但外國的佔屋運動明確地宣示一種主張足以提醒眾人,香港主流盲目鼓吹置業,並以此作保值甚至致富手段的價值並非理所當然。試想想水電價格由「自由市場」決定的後果,就能明白土地是每個人生活必須的稀少資源,作為一種價格浮動的商品出售租用本身並不合理,更不用說將之作為囤積炒賣的工具。佔屋運動將土地重新分配,正面挑戰「私有產權」的概念,讓社會資源得以更有效地被運用。
然而事情沒有這麼簡單。若果我們以佔屋為再分配的手段,我們就必須考慮如何再分配,分配給誰。筆者認為,住進空置房屋固然能物盡其用,但只能解決個別人士的住屋問題,其公共性有限。只有當一群人有系統地在同一地段佔屋,形成一個有開放性而非小圈子的社區時,才能取得預期中的衝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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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刀,中大畢業生,主修物理系,左翼學會成員。行事神出鬼魅,以長髮為榮,常常以留下長髮作為曾經存在的根據。鄙視Facebook此等資本主義的道兒,希望從反Facebok中解放人類。
區刀,亦即勾刀,可能已經老去,新的區刀不再是勾刀,而是鐮刀。
2011年11月30日 星期三
【左翼專題】消聲非洲
文: 青春可人的 中大左翼學會 榮譽會員
我已經記不起由多少個月前開始,我會在任何場合一次又一次地跟朋友談起東非的飢荒情況。我說了又說,好像說得太多,有些朋友覺得有點煩厭便跟我抱怨:「呀,你又講喇。」是的,我又講了,可是我還要繼續講下去,誰叫大家都不管東非人民的死難?現在呈現我們面前的是數以千萬計、無端白事就可能要餓死的人,我們沒有甚麼理由可以袖手旁觀。
又是非洲
聯合國早在六月中已經宣佈了東非正發生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在東非主要三國肯雅、埃賽俄比亞及索馬里裡,有整整1300萬人即將面臨飢荒。索馬里南部是今次飢荒的重災區,聯合國在九月頭已經明言,如果索馬里得不到援助,那麼未來4個月來餓死的人數將會超過75萬人。
對,是整整75萬人。
如果我們還有半點記憶,對上一次聯合國宣佈「飢荒」兩字已經是4分1世紀前的事。1984至85年間,埃塞俄比亞發生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飢荒。按照聯合國的數字統計,僅僅在一年之間,受災人數超過八百萬,死亡人數則超過一百萬人。光看見這些在維基百科都能隨便找到的歷史都已經讓人震顫,不妨想想今次東非的處境又會是何等嚴峻?
東非之角:
索馬里、埃賽俄比亞、肯雅
在此必須先簡介東非三個主要受災國家──三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的背景,我們才能獲得一個對理解這次飢荒更全面的圖像。
索馬里是受災最嚴重的國家,同時亦是最難進行救援行動的國家。顯而易見,我們一想起索馬里都會聯想起海盜、內戰、炸彈襲擊……事實上,從91年開始,索馬里就再沒有一個具認受性的政府出現,索馬里已經變成了一個軍閥割據之地。09年,索馬里又爆發了一場新的內戰,對戰雙方分別是由歐美及非洲聯盟支持的過渡政府,以及由當地伊斯蘭及部落勢力組成的青年黨(al-Shabaab)。今次大飢荒更將本來已經糟糕的局勢推至地獄,佔據索馬里南部的青年黨拒絕讓聯合國救援部隊進入,使救援變得不可能,結果越來越多索馬里災民逃難到鄰國肯雅及埃賽俄比亞,現今在肯雅達達布(Dadaab)地區的難民營已經容納超過50萬人,情況仍在惡化。
埃賽俄比亞的政局相對來說是穩定的。10年埃國舉行了全國議會大選,雖然選舉被指責涉及暴力、舞弊、貪污等,可是整體來說衝突只是零星碎落的,並不威脅整個政局。另一方面,埃國仍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佔其GDP超過40%,她是非洲第二大栗米生產國,也是在世界上的大型咖啡生產國。這次大旱嚴重打擊了埃國的畜牧業及農作物生產,但還好早在4月埃國政府已經察覺旱災的打擊,並開始提供食物援助,可是埃國緊急糧食儲備從8月初開始已經宣佈即將耗盡,情況不容樂觀。
肯雅從02年開始已經是一個總統制的代議民主國家,政局也是相對穩定的。肯雅的工業實力也算是三國之中最強的一員,儘管其農業產價佔GDP整整24%,但已經比其他兩國要少。現今肯雅面對的最大壓力是來自索馬里、數以十萬計的難民,他們將會為肯雅帶來沉重的經濟包袱。不過話說回頭,肯雅政府的反應是迅速的,譬如他們已經開始設想如何以小型漁業取代那些因土地貧瘠而無法耕作的農民,以及早在數月前已經開始增加谷物儲備以應付旱災。
偽善的西方
現在,我們必須問:究竟是誰要為這場飢荒負上最大責任?
無論是聯合國還是主流傳媒,它們都喜歡告訴我們這次飢荒是因為東非發生著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好像一切都成了意外。按照這一個前提,我們當然不需要為東非災民付上任何責任,然後聯合國以及一眾慈善機構就可以正義凜然地說:「看見圖片了嗎?東非災民很慘很淒涼啊。各位有良心的市民,讓我們『伸出援手』,讓我們『救濟』他們吧。」
這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鬼話。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乾旱是導致降雨量減少、農作物失收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連中學的地理教科書裡頭都教導我們打從綠色革命以來,人類的糧食生產量急速上升,今天的產量明明就多於人類的消耗量,問題並不在於糧食生產,而是糧食分配的問題。
就算再退一步不談分配問題,旱災只是意外,而飢荒卻是人禍──如果東非國家有足夠的科技、足夠的糧食儲備等等,飢荒將不會發生。因此,更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甚麼她們都沒有能力應對旱災的爆發?是因為她們太窮、生產量太低,所以沒有錢買糧食、沒有足夠儲備應對旱災?最後,到底是甚麼原因使她們變得一窮二白?
回答第一及第二條問題,我們想想近年全球糧食價值暴漲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答。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今年糧價將比上年將上升21%,而且全球糧食總支出將達1.29萬億美元,是歷史上的新高。為甚麼糧價會暴漲?西方國家的投機炒賣便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當糧食變成商品,它們被允許在期貨市場炒賣,一眾遠居於紐倫港的金融交易員又怎會放棄如此良機?大量投資湧入期貨市場,使糧價大幅上升,然後再透過高賣低買賺取差價,完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越多買賣就越來越貴,越來越貴就越能賺錢,越能賺錢就越多買賣,無窮無盡的循環。最終,受損的便是那些無力購買糧食的窮國。
回答第三條問題,歐美必須要為他們負上最大責任。追溯歷史,上述三國本來就是歐美的殖民地,其剝削之赤裸相信不須在此詳述。以解殖以後來說,先論索馬里,92年美國以人道主義為名軍事介入索馬里,命為「恢復希望行動」,亦即我們在黑鷹18小時裡見到美國大兵被黑人壞蛋殺戮的那場戰役。後來美軍失敗了,便支持索馬里成為一個混沌而分裂的國家,以扶植弱小的新政府方便操控。如此一來,就算美國得不到索馬里的石油,誰也一樣得不到,在戰略上是有利美國的。[註一]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亞及肯雅都設有美軍基地,今天她們已經成為了歐美的附屬。在06至09年埃國更被美國煽動介入索馬里內戰,其損失要是放在其他方面,埃國應有更好的發展。
結語
究竟身處地球另一角落、每天飽吃終日的我們應該以甚麼態度去面對這些人為的苦難?我們又是不是看見非洲飢民很可憐,覺得捐幾百蚊就當作完成任務?
不。將問題馬上道德化,變成一些有沒有人道、有沒有良心的問題將會妨礙我們真正的理解。我們更應該追問是甚麼原因導致今天的局面,以及到底我們能夠怎樣根治這些問題,而不是施捨一些同情心便一切作罷。
毫不諱言,小弟寫這篇文時遇到的困難是極大的(如有錯漏歡迎指責),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找到非洲飢荒的資料,連圖書館裡可用的資源也甚少。從此足以窺見,在大眾眼中非洲仍是一個神秘之地。到底,我們何時才能擺脫對非洲貧窮、落後、戰爭、原始的偏見,然後正視非洲的問題本身?漫漫長路矣。
[註一] 在這篇訪問裡,Mohamed Hassan利用混沌理論解釋美國在索馬里的戰略。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8598
我已經記不起由多少個月前開始,我會在任何場合一次又一次地跟朋友談起東非的飢荒情況。我說了又說,好像說得太多,有些朋友覺得有點煩厭便跟我抱怨:「呀,你又講喇。」是的,我又講了,可是我還要繼續講下去,誰叫大家都不管東非人民的死難?現在呈現我們面前的是數以千萬計、無端白事就可能要餓死的人,我們沒有甚麼理由可以袖手旁觀。
又是非洲
聯合國早在六月中已經宣佈了東非正發生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在東非主要三國肯雅、埃賽俄比亞及索馬里裡,有整整1300萬人即將面臨飢荒。索馬里南部是今次飢荒的重災區,聯合國在九月頭已經明言,如果索馬里得不到援助,那麼未來4個月來餓死的人數將會超過75萬人。
對,是整整75萬人。
如果我們還有半點記憶,對上一次聯合國宣佈「飢荒」兩字已經是4分1世紀前的事。1984至85年間,埃塞俄比亞發生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飢荒。按照聯合國的數字統計,僅僅在一年之間,受災人數超過八百萬,死亡人數則超過一百萬人。光看見這些在維基百科都能隨便找到的歷史都已經讓人震顫,不妨想想今次東非的處境又會是何等嚴峻?
東非之角:
索馬里、埃賽俄比亞、肯雅
在此必須先簡介東非三個主要受災國家──三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的背景,我們才能獲得一個對理解這次飢荒更全面的圖像。
索馬里是受災最嚴重的國家,同時亦是最難進行救援行動的國家。顯而易見,我們一想起索馬里都會聯想起海盜、內戰、炸彈襲擊……事實上,從91年開始,索馬里就再沒有一個具認受性的政府出現,索馬里已經變成了一個軍閥割據之地。09年,索馬里又爆發了一場新的內戰,對戰雙方分別是由歐美及非洲聯盟支持的過渡政府,以及由當地伊斯蘭及部落勢力組成的青年黨(al-Shabaab)。今次大飢荒更將本來已經糟糕的局勢推至地獄,佔據索馬里南部的青年黨拒絕讓聯合國救援部隊進入,使救援變得不可能,結果越來越多索馬里災民逃難到鄰國肯雅及埃賽俄比亞,現今在肯雅達達布(Dadaab)地區的難民營已經容納超過50萬人,情況仍在惡化。
埃賽俄比亞的政局相對來說是穩定的。10年埃國舉行了全國議會大選,雖然選舉被指責涉及暴力、舞弊、貪污等,可是整體來說衝突只是零星碎落的,並不威脅整個政局。另一方面,埃國仍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佔其GDP超過40%,她是非洲第二大栗米生產國,也是在世界上的大型咖啡生產國。這次大旱嚴重打擊了埃國的畜牧業及農作物生產,但還好早在4月埃國政府已經察覺旱災的打擊,並開始提供食物援助,可是埃國緊急糧食儲備從8月初開始已經宣佈即將耗盡,情況不容樂觀。
肯雅從02年開始已經是一個總統制的代議民主國家,政局也是相對穩定的。肯雅的工業實力也算是三國之中最強的一員,儘管其農業產價佔GDP整整24%,但已經比其他兩國要少。現今肯雅面對的最大壓力是來自索馬里、數以十萬計的難民,他們將會為肯雅帶來沉重的經濟包袱。不過話說回頭,肯雅政府的反應是迅速的,譬如他們已經開始設想如何以小型漁業取代那些因土地貧瘠而無法耕作的農民,以及早在數月前已經開始增加谷物儲備以應付旱災。
偽善的西方
現在,我們必須問:究竟是誰要為這場飢荒負上最大責任?
無論是聯合國還是主流傳媒,它們都喜歡告訴我們這次飢荒是因為東非發生著六十年一遇的大旱災,好像一切都成了意外。按照這一個前提,我們當然不需要為東非災民付上任何責任,然後聯合國以及一眾慈善機構就可以正義凜然地說:「看見圖片了嗎?東非災民很慘很淒涼啊。各位有良心的市民,讓我們『伸出援手』,讓我們『救濟』他們吧。」
這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鬼話。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乾旱是導致降雨量減少、農作物失收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連中學的地理教科書裡頭都教導我們打從綠色革命以來,人類的糧食生產量急速上升,今天的產量明明就多於人類的消耗量,問題並不在於糧食生產,而是糧食分配的問題。
就算再退一步不談分配問題,旱災只是意外,而飢荒卻是人禍──如果東非國家有足夠的科技、足夠的糧食儲備等等,飢荒將不會發生。因此,更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甚麼她們都沒有能力應對旱災的爆發?是因為她們太窮、生產量太低,所以沒有錢買糧食、沒有足夠儲備應對旱災?最後,到底是甚麼原因使她們變得一窮二白?
回答第一及第二條問題,我們想想近年全球糧食價值暴漲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答。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今年糧價將比上年將上升21%,而且全球糧食總支出將達1.29萬億美元,是歷史上的新高。為甚麼糧價會暴漲?西方國家的投機炒賣便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當糧食變成商品,它們被允許在期貨市場炒賣,一眾遠居於紐倫港的金融交易員又怎會放棄如此良機?大量投資湧入期貨市場,使糧價大幅上升,然後再透過高賣低買賺取差價,完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越多買賣就越來越貴,越來越貴就越能賺錢,越能賺錢就越多買賣,無窮無盡的循環。最終,受損的便是那些無力購買糧食的窮國。
回答第三條問題,歐美必須要為他們負上最大責任。追溯歷史,上述三國本來就是歐美的殖民地,其剝削之赤裸相信不須在此詳述。以解殖以後來說,先論索馬里,92年美國以人道主義為名軍事介入索馬里,命為「恢復希望行動」,亦即我們在黑鷹18小時裡見到美國大兵被黑人壞蛋殺戮的那場戰役。後來美軍失敗了,便支持索馬里成為一個混沌而分裂的國家,以扶植弱小的新政府方便操控。如此一來,就算美國得不到索馬里的石油,誰也一樣得不到,在戰略上是有利美國的。[註一]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亞及肯雅都設有美軍基地,今天她們已經成為了歐美的附屬。在06至09年埃國更被美國煽動介入索馬里內戰,其損失要是放在其他方面,埃國應有更好的發展。
結語
究竟身處地球另一角落、每天飽吃終日的我們應該以甚麼態度去面對這些人為的苦難?我們又是不是看見非洲飢民很可憐,覺得捐幾百蚊就當作完成任務?
不。將問題馬上道德化,變成一些有沒有人道、有沒有良心的問題將會妨礙我們真正的理解。我們更應該追問是甚麼原因導致今天的局面,以及到底我們能夠怎樣根治這些問題,而不是施捨一些同情心便一切作罷。
毫不諱言,小弟寫這篇文時遇到的困難是極大的(如有錯漏歡迎指責),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找到非洲飢荒的資料,連圖書館裡可用的資源也甚少。從此足以窺見,在大眾眼中非洲仍是一個神秘之地。到底,我們何時才能擺脫對非洲貧窮、落後、戰爭、原始的偏見,然後正視非洲的問題本身?漫漫長路矣。
[註一] 在這篇訪問裡,Mohamed Hassan利用混沌理論解釋美國在索馬里的戰略。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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