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浮華的金磚 狂歡的背後

文︰Billy

作為巴西最重要的城市，又是下屆世界杯及奧運的主辦城市，里約熱內盧無疑是見證巴西的大國「勃」起。可是，金磚的內在(巴西被視為金磚五國之一)，卻是建基於一個又一個的不公義。

八月中旬，巴西教師的遊行及罷工確是對現今巴西發展模式又一次的回應。大家有否想過，遊行罷工甚麼會演變成騷亂呢？他們的訴求怎麼大得令他們走到這一步？我們不可忽視他們對改善自身生活的訴求及巴西經濟發展的回應。這次遊行及罷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教師的薪酬及教育的質素。

在六月，時值巴西洲際國家杯，場內打得火熱，場外也是鬧得熱哄哄，過百萬人的遊行對抗政府不理民生的面子工程。巴西總統羅塞夫為平息民憤，承諾調撥更多資源在教育和醫療上。

承諾永遠比實踐來得簡單。不出半年，在八月中，巴西教師組織遊行罷課抗議政府於教育資源上分配不均。尤其是在里約熱內盧，他們抗議市長彼亞斯(Eduardo Paes) 教師薪金及教育資源調配計劃。誠然，新增的資源確實是改善了教室的環境，例如安裝了冷氣機。可是，這些與私人公司簽訂的合約卻未能真正改善到教育的質素，更被指是政府與那些公司私相授受。政府幾乎沒有正視到低工資(里約熱內盧大多教師是臨時合約形式，只能夠每月賺取1,000里奧，則大約3,600港元，比當地最低工資6,200港元低許多。)，過短上課時間、高曠課率。在巴西高速經濟發展下，教育發展顯然地是遠遠落後。

事實上，教育並不是巴西唯一的問題。在近年，巴西盲目追求GDP的增長。GDP確是升了1.5%，但堅尼系數高達0.519，全球排17。為了追尋數字上自我興奮，維持著金磚的美名，卻一度又一度地脫離人們而無目的發展，貧民窟問題未見改善，大多百姓仍是活在困境中。用百億公帑申辦到世界杯及奧運，本可能是令巴西人民興奮的事情。可是，世界杯及奧運，以致近年的高速發展，究竟為巴西市民帶來嘉年華的喜悅，還是夢魘？

[國際]金色黎明黨的啟示

二零一三年十月一號，希臘極右翼政黨「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四名國會議員在雅典出庭。他們的控罪包括：參與犯罪組織、謀殺、洗黑錢等等。同時，金色黎明黨的領導人米哈洛裏亞科斯（Nikos Mihaloliakos）和其副手也因涉嫌成立犯罪組織被捕。究竟金色黎明黨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它和香港的局勢又有甚麼關係？

資料顯示，金色黎明黨經常被當地媒體視為與法西斯、新納粹主義和暴力有關，儘管他們對此極力否認。該黨的創辦人米哈洛裏亞科斯在八十年代投身政治，被視為極右分子。一九八四年參與極右政黨國族政治聯盟(National Political Union)。後來自立成立金色黎明黨，吸引了一班極右暴力分子。他們的暴力罪行包括在一九九八年計畫謀殺數名左翼學生領袖、以及分別在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四年因為足球比賽的爭執而襲擊國內的阿爾巴尼亞移民等等。最令人震驚的一次是該黨成員於二零一三年年九月十八號謀殺反法西斯的左翼音樂家菲薩斯，引起雅典和希臘各地民眾的抗議。金色黎明黨強烈否認與案件有任何關聯，但各種證據均顯示行動是得到金色黎明黨指使。事件中金色黎明黨有多名成員被捕，該黨更被法院裁定為犯罪組織而需要被取締。

從以上多件事件顯示，他們的暴力是和他們的綱領有關 — 法西斯、新納粹主義。正如上文所述，米哈洛裏亞科斯本身就是右翼份子，儘管他們反對自己被法西斯和新納粹主義標籤。事實是，他們曾公開歌頌在二戰時在希臘成立親納粹政權的將領愛奧尼斯。他們自稱與法西斯、新納粹主義無關，簡直是令人難而想信。如果法西斯主義是金色黎明黨的宗旨，他們的暴力行為全都針對左翼份子和外來移民，這也就不難理解了。

相信你會疑惑，金色黎明黨為什麼可以橫行無忌？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對當地警方的滲透和希臘警方內部的法西斯份子的包庇和協助。令人震驚的是，媒體一早已經披露政府是知道這個情況的存在，但卻沒有就此有所行動。直到菲薩斯被殺導致大量群眾不滿，警方才採取行動。警方的包庇和政府也脫不了關係，否則政府也不會知道什麼警官和金色黎明黨有關，能夠在逮捕行動前把他們停職，以防逮捕行動洩密。數年前的歐債危機令希臘經濟大受打擊，國內失業率高企而福利被大量削減。金色黎明黨和其他右翼政黨承勢而起，大力推動排外政策，右翼政府在大選中也成功藉此當選。以金色黎明黨為例，它在二零一二年的國會大選是國內的第五大黨，由二零零九年的零席一躍升為二零一二年的近二十席。右翼的政府當然希望把矛頭指向新移民，以把他們視為待罪羔羊以模糊視線，忘卻正真的幕後黑手是資本家。

可能你會問，金色黎明黨和香港有甚麼關係？誠然，香港的排外情緒遠不及希臘，情況也和希臘也大相逕庭。但大家還記得早前一名港大女生遇到交通意外身亡，在網上充斥著的言論竟然是「抵死」和「蝗蟲」嗎？可能你會認為這只是網上的言論，但請不要忘記，在經濟危機以前，應該沒有希臘人會想到金色黎明黨會由零議席變成為國內第五大黨，也沒有希臘人會想到金色黎明黨引起的種種暴力事件。排外情緒，稍一處理不慎可以十分危險，言語上的排外很有可能會被激化成排外的行動，希臘的暴力事件就是我們最好的教訓。

[本地新聞] 重建衙前圍村 村民大喊申冤

文：熊

政府和商家聯合掠奪基層社區土地以發展大型屋苑謀取利潤的邏輯，衙前圍村當然亦不能倖免。這條位於新蒲崗的圍村有逾六百年歷史，是九龍最後一個圍村，有相當歷史意義，然而市建局提出的保育方案只保留中軸線上的8棟建築物，以及圍村「三寶」，即門樓、門樓上的「慶有餘」牌匾、天后廟，改建成保育公園及展覽室，其他排屋全部拆卸，將空地交給長實用作興建約40層高的中型住宅。而居民未得到妥善安置之前，就已經被市建局敕令要遷出[註1]。

市建局的網頁上美其名改善村民生活[註2]，實際上是將土地交給長實興建豪宅。其實市建局已有前科，例如市建局旗下項目「奧柏．御峯」、「名鑄」及「御悅」等呎價動輒要成萬元，村民根本無力應付如此高昂的價格。還說是改善村民生活，這是赤裸裸的土地掠奪才對！

市建局回收和發展土地過程極不民主。家園明明是屬於村民的，卻不能夠參與討論發展，任由市建局由上而下地像「圈地」一般被地產資本與政府一起掠奪︰發展局會利用《強拍條例》的《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這條例需要收集八成業權才可以重建，但如果不能夠得到八成，就可以用《收回土地條例》，以「公眾利益」之名強行將土地及物業收回，用以賣給發展商興建高價豪宅。村民被迫遷後只能得到三四萬元的「特惠金」[註3]，面對殘酷的房屋市場，一些村民根本不能夠生活，唯有留守家園抗爭到底。[註4]

在圍村內有很多村民賴以維生的小店，這些小店有士多、髮廊、中藥店等等，價錢比外面便宜，形成了一個半自給自足的小型社區經濟。可是大型屋苑和領匯進駐後，會趕走這些小商鋪，取而代之的是大集團的壟斷，使附近的物價上升。

地產資本的特質，就是將土地當成是一種工具，目的只是將利潤最大化，興建高價房屋賺取利潤，並且會引入連鎖集團加強市場壟斷，將自給自足的社區經濟破壞；哪管是圍村的人情味，或者是文化保育，都不能阻止資本累積的巨輪。因此，問題不只是因為政府短視，更根本的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發展至上的邏輯。而社區發展應該要由居民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不是由政府與商家以發展至上的邏輯強行迫使居民就範。

[註1] <<市區最後圍村 衙前圍村隨時清場>> 主場新聞2013-5-22
[註2] 市建局網站衙前園村項目
http://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wong-tai-sin/nga-tsin-wai-village-project.aspx
[註3] <<衙前圍村——發展／重建的迷思>> 中大學生報 12年11月號
[註4]<<衙前圍村四戶　明天抗迫遷>> 蘋果日報 2013-5-21

[本地新聞] 可樂工人的抗爭

文︰嘉輝

繼今年的碼頭工潮、高鐵罷工，香港在十月份又再爆發了一次大型的工潮。這次的工潮是由一班在太古可樂廠工作的運輸工所發起的，罷工人數更多達三百人。其實只要隨意在網上搜尋一下，就可以發現可口可樂公司本身也是一間惡名昭彰的無良企業。所以，這次引起香港廠方工人的不忿也不是什麼奇事。

太古可樂廠的運輸工人的工作待遇一向都是十分差的。他們每天的收工時間視乎當天訂單，每天放工時間都不同，有時是七點有時也會去到十一點。這嚴重影響了工人的家庭和私人生活。另外，近年太古可樂廠訂單不斷上升，故每隊車隊現在每天起碼要處理千二箱貨物，是十年幾前的兩倍多。但資方卻沒有增加人手，甚至想減少人手以謀取暴利。更甚者，資方居然要求運輸工人額外地兼顧執貨一職，而進一步減低成本。面對資方種種不公舉動，工人本是希望透過談判方式向資方表達訴求和要求合理對待。但奈何資方態度囂張，一班工人決定以集體罷工方式抗爭到底。

工人是想資方答應他們三個訴求：承認可樂廠工人工會的地位、保證不外判其工作、增加人手。在香港，資方其實是可以無視工會的任何訴求，因為香港的工會根本就沒有任何實質的法定權力要求資方進行談判。工會的弱勢嚴重影響了工人和資方表達訴求和爭取權益。而工人反對外判制的理由是因這會令運輸工人變得沒有任何保障。外判制下，外判商和承辦商可以互相推卸，令工人變得更難追究責任。

罷工維持了少於一天就完結，皆因資方最後答應了勞方所提出的三個要求。事實上，工人一向所爭取的不僅僅是金錢，更重要的是作為勞動者的尊嚴。若要資方懂得尊重工人，就必先讓工人和資方的地位變得更平等。有集體談判權確保資方有責任正視工會的訴求。禁止外判工作確保工人不會被資本家多重剝削。這次可樂工潮的成功可算得上是為香港廣大工人漂亮地勝了資方一仗。

最後，這次的工潮再次告訴了我們，工人只要行出來堅持地爭取，資方是絕對有機會妥協的。工人必須要團結起來才會有足夠的力量推翻資方的剝削。

左論：電視革命，究竟革了什麼？

文：陳嘉銘（政政系研究生）

在政府宣佈免費電視發牌結果那天，我相信一眾官員也意料不到，不頒發牌照給香港電視（下稱HKTV），可以引起如此大的民意反彈。不夠廿四小時facebook page「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就有近五十萬人like，而且10月20號的遊行人數更達十二萬，就連平時甚少參與政治的藝員都上街。在遊行之後，HKTV職工會也繼續留守公民廣場至今，而市民每天亦前來集會聲援。這些現象在近年乃屬罕見。

三種反對發牌結果的聲音

但細想一層，這些民怨實在不難理解。作為升斗市民，我們大概都忍夠TVB的垃圾節目。但政府卻要我們繼續用雞汁送飯，更令王維基炒掉HKTV三百多名員工。而觀乎眾多反對意見，其實我們可以在輿論上區分到三種主要反對政府發牌結果的聲音：

1.      反對無線和亞視已成中共和港共的喉舌，同時相信HKTV可以打破兩間電視台的壟斷格局，期望透過競爭來提高節目的質素。

2.      替王維基抱不平，事關他在HKTV投資以十億計，而且製作不「事事旦旦」。他花了這麼多心血一手栽培HKTV上上下下，政府理應發牌給HKTV。

3.      不滿不民主的政府黑箱作業，覺得行政會議決議程序不公，故此要爭取一個公平審批制度，甚至提倡民營的電視台，而不純粹是私營。

在這場運動中，這三種聲音是混在一起的。然而，它們的立足點卻大有不同，甚或會影響日後運動的走向：前兩種想法很自然會順滑地過渡去「撐香港電視」的結論；第三種想法則明顯針對不民主的政制，以及批評政府和大財團壟斷大氣電波此一資源的狀況。

有關公義的問題

這裡我要先此聲明，中大左翼學會仝人不會不歡迎引入HKTV。因為引入HKTV的確可以增加競爭，為電視界帶來新氣象，更很可能會解除無線對員工的合約「緊箍咒」。同時，HKTV獲得牌照後，亦可保住旗下員工的飯碗，甚至可增加演藝界的職位。我相信即使是打工仔女，也很希望跟家人追劇情緊湊的電視劇（儘管無了期的加班已不容許我們安在家中）。然而，不民主的政體卻逆民意而行，這正好體現非民主政制與發牌制度的關係。沒有代議民主，任憑一個私營電視台有多少民意基礎也好，當權者都可以摒棄基本程序公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選擇合作伙伴，並且不需向市民作任何交代。政府現在所做的黑箱作業，我相信大家應不難理解。不過，即使今次HKTV能因著公開的決策程序獲予牌照，此一決定其實也很難談得上是公義的。

事實上，王維基在政府公布決定後不久，就已在各報章「爆肚」，說2009年底政府某官員曾打電話給他，主動邀請他申請免費電視牌照。故此，他才投放資本，並大手向無線挖角。但退後一步想，這種政府與資本家「分餅仔」的情況，我們會陌生麼？（新界東北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如果你不是坐擁龐大資本的話，政府根本不會主動找你去開辦電視台，讓你發財。此外，若非HKTV不獲發牌致使王維基爆料，他和政府官員的對話市民根本就不會知情。究竟他們還會不會有其他枱底交易，我們也不得而知。這在在說明，發牌事件只不過是統治階級分贓的結果，亦同時讓我們再次目睹商家和普羅大眾在權力和資訊上的不平等。我真的很好奇，為何在此事上只有這麼少人會去質疑上述的不平等狀況。難道王維基形象討好，我們就要對這些不平等予以更大的容忍嗎？假如我們要對這些不平等視而不見，甚至乎稱HKTV獲得發牌為「公義」的決定，那麼我真的不知道這是哪門子的公義。

電視發牌所引起的階級內部矛盾

不過很可惜，歷史卻循著另一條軌跡走，沒有讓他得到所謂的「公義」。不少人都認為，政府現在是打壓一個拼搏的商人。但從客觀而言，這次不發牌的決定，我們可視之為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毫無疑問，電視牌照這稀有的資源從來都指向權力和利益，是政府和資本角力的重要場域。一方面，這政治資源具有戰略的意味，因為電視確實是影響人民思考的武器。另一方面，擁有它亦意味著利潤，須知道電視台至今仍可吸引大量廣告收益。因而，中共和特區政府都要牢牢握緊電視牌照的發放權，不能任由資本或民間獲取牌照。此外，原本坐擁電視牌照的無線亞視，也自然不想其他資本獲得牌照，分薄他們的餅。故此，當王維基要在這個市場分一杯羹，兩大電視台都十分戒懼。

電視牌照如何分配本身就是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結果。今次發牌的結果，只不過是政府跟現有兩大電視台繼續合作，並且容讓對無線威脅力較少的有線電視和Now TV進佔電視市場，而王維基的HKTV美夢卻完全落空。

在商言商的盡頭

說到這裡，我們並不是要針對王維基的人格。無可否定，王維基確是十分有心重振電視業，而且對待員工有道，深得他們愛戴。再者，HKTV不能獲取牌照，我們也感到可惜，也認為政府的黑箱作業對HKTV並不公允。

但我們要明白，他有不少決定是政經結構使然的。說到底，HKTV都只是一盤生意。的而且確，HKTV員工的待遇比TVB這個地獄來得要好。不過，他之所以給予員工優厚的待遇，是因為他要吸引優秀的編劇和藝員，以此作彈藥打入電視市場。再者，在商言商，HKTV若果虧蝕的話，王維基再有心也是做不下去的。他朝情況一變，在盈利和員工的待遇兩者選擇，我真的很難想像王老闆能永遠站在員工那一邊。

誠然，王維基的商人心態可見諸於他的言行。譬如說，在中大的講座，他稱自己只不過是生意人，不是民主鬥士，又指自己「冇Guts」，並不想拍一兩套劇便遭「釘牌」，而是想經營一個充滿娛樂和創意的電視台。王維基不斷與「政治」劃清界線，其實不難理解。作為商人，他也會息事寧人。所以，他現在所做的只不過是政權容許的司法覆核，以及呼籲HKTV員工回家休息，來減少他跟政權的對抗性。

小結

在這場運動，HKTV是值得同情的，但我們對它也得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即便HKTV成功獲得牌照，王維基也表明會將HKTV定位為show business而已。而更重要的是，電視這個影響人民思考的工具仍然是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這的確叫我們難以接受。其實在歷史上，左翼對私營傳媒都有著一定的批判。因為追逐盈利的私營電視台，很多時都會日趨娛樂化來吸引觀眾，使他們懶得思考。另外，私營傳媒很多時也會控制新聞發放，潛移默化影響市民的政治觀，例如傳媒大亨梅鐸就是連政客也買他怕。事實上，在五六十年代，英國一班馬克思學者對私營媒體已有不少爭論，以及商量如何建立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媒體，但礙於篇幅所限，本文難以著墨。我們真的很希望，這場運動能展開這些討論。

貞子以外，電視裡的妖怪

十月，電視發牌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政府黑箱作業令市民少了一個免費電視的選擇，在幾日內激起十萬市民上街要求發牌。然而，電視媒體的問題，又怎會是多一個牌就能夠解決的？

不幸的是，香港長期處於一台獨大的狀態。對於新聞報導、消閒節目和廣告質素惡劣，我們很容易下「引入競爭，提升質素」的判斷，將大型私營媒體的流弊誤以為是個別公司的經營問題。

每日兩小時　足以洗腦

電視可說是最普遍的日常娛樂。翻查網上資料，近年香港人每日約花兩個多小時看電視，與上網時間相若。美國政府2012的統計亦指出，15歲以上的美國人平均每日約有5.6小時的消閒時間。當中一半，即2.8小時用於看電視。居次的「社交活動」（包括探訪、約人等）平均每日只有45分鐘。

每人每日兩小時實在不少，而資訊只來自寥寥幾個源頭，即使由兩個增至四個或五個，也不能說是多。換句話說，全港七百萬人每日幾乎接受相同的資訊，而這些資訊來自商業主導的電視台。

本文將說明，各種隱性廣告及偏頗的新聞報導都是商業主導電視的結果；另一方面，電視台為提高收視率而製作的娛樂節目潛移默化我們的思想。

隱性廣告　鼓勵消費

商業電視台基本的營運模式，就是透過高收視率吸引廣告，同時透過借出旗下藝人賺取佣金。要在有限的電視播放時間內賺取最大利潤，在選材方面自然會有所取捨。由此可見，電視機前的觀眾並不是電視節目的消費者，而不過是電視台的籌碼，顯示利用電視賣廣告的潛力。這種模式，正正決定了電視台在什麼時間播什麼節目；多播什麼，少播什麼；甚至是什麼可以播，什麼不可以播。

除新聞和劇集外，消閒節目佔電視時間的一大部分，介紹餐飲場所、旅遊熱點、時尚衣著。這些「由XXX公司贊助」的節目，與其說是一個抽離的節目，倒不如說是一個大型廣告，透過美貌議員的演技宣傳商品。

甚至電視劇裡亦充斥著各種嵌入式廣告（Product Placement），不會明刀明槍地推銷某些商品，而是將那種商品放在劇情之中。只要細心留意一套荷里活電影，不難發現所有角色都用同一個品牌的手機，去同樣的快餐連鎖店，駕同一牌子的車，在不知不覺間已經為產品做了宣傳。日本動畫跟營銷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Pokemon以及各種陀螺搖搖片集的產品，先有商品，大賣特賣確保有足夠收視，才決定拍劇。而劇集更進一步令產品深入民心，甚至推廣到其他國家。廣告不一定要賣花贊花香。只要不時加深你的良好印象，目的已經達到。

商業主導　抹黑抗爭

「無線新聞，事事旦旦」。新聞報導受商業扭曲最為明顯。近年香港很多觀眾都留意到電視新聞在選材和報導手法上有明顯的偏頗。例如最低工資立法時，集中採訪零售及飲食業老闆等「苦主」，對數十萬基層工人如何受惠卻鮮有報導。對大型抗爭的報導亦多次受到批評。在本年三至四月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新聞透視》抽起罷工報導，《ATV焦點》抹黑工會等，都是媒體明目張膽偏向建制的表現。

親政府背後是商業考量。為了讓藝人和劇集在內地暢通無阻，電視台自然樂於在其他方面讓步。同樣道理，商業媒體在報導大企業的問題時留一線，不過是避免得罪大企業而失去廣告。這不是香港或中國特有的問題。《紐約時報》披露，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美國國防部要求國內8000名分屬不同媒體的「時事評論員」在作出支持戰爭的言論，結果是當時有超過七成美國媒體報導支持出兵，比其他國家多出一成。

由於私營媒體說到底需要資金，即使在高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地方，為確保能繼續營運還是要自我審查。新聞媒體能否作為所謂的「第四權」監察社會，實在令人懷疑。

這時讀者可能會走出來抗議。「商業營運是有問題，但不管怎樣，總比統一口徑的官方喉舌好吧？」的確，兩個電視台比一個好，終究是少一點壟斷。然而除了私營和公營的基本分別外，政府亦可在多方面規管媒體的擁有權，以免媒體受大企業控制。例如2011年6月，厄瓜多爾公投，通過立例禁止私人金融機構的總裁及主要股份持有人同時擁有傳媒企業的股權，避免大財團作出有利於己的報導。台灣立法院在2012年亦草擬「反媒體壟斷法」，禁止市場佔有率超過一定比率的媒體再收購其他媒體公司，可惜因國民黨臨時變卦而胎死腹中。這些都是一些可能的嘗試，限制資金對大眾知情權的干預。

越趨娛樂化　戰爭變打機

除了立場偏頗外，現實的新聞報導越趨娛樂化。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一方面新聞報導是電視台的基本要求，但在「黃金時段」播放悶蛋的新聞，實在太浪費了。解決方法就是從取材和報導手法方面著手，將新聞變成娛樂的一種，同樣吸引觀眾眼球。例如香港的電視新聞長期缺乏國際政治經濟的報導，取而代之的是奇人奇事和可愛貓狗。難道世上就沒有其他值得報導的事情嗎？

國際新聞淪為獵奇報導遠遠不是最糟的。自1982年福克蘭戰爭以來，媒體對戰爭的狂熱報導一直為人垢病。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霍士（Fox）為首的美國媒體均以第一身報導戰況。震撼的影像，講波式旁述，將報導變成電影或電腦遊戲，令觀眾如同身歷其境。同時，各媒體亦乖乖遵守官方規定，沒有播放任何死亡士兵的遺照和棺木。這些報導手法均令觀眾集中於正面的「劇情」，而忘記戰爭帶來的死亡、傷殘和破壞，更不用說質問。除了無法呈現事實外，亦遠離客觀中立的原則。第一身戰爭報導令觀眾不自覺變成「我軍」，對「敵軍」自然要斬盡殺絕。自動已經在戰爭問題上站在支持的一方，對軍方的各種暴行缺乏批判。

雖然看似矛盾，販賣悲情同樣是娛樂化的一種表現。一直以來電視都有節目報導世界各地災民的慘況，近年亦有《窮富翁大作戰》之類的節目關注香港基層工人的生活。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時候節目主持人的感想竟然是「其實我們已經很幸福」，自然不會想到為什麼有人不幸，有人幸福。看過這些節目，觀眾或許會「同情」窮人，但不會質疑為什麼社會上會有窮人；他們或許想「幫助」窮人，卻不會思考怎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

娛樂化報導以視覺效果和煽情取代觀眾思考。從另一方面變成向官方立場傾斜的偏僻報導。

劇集老套　遠離事實

談到扭曲社會現實，電視劇集的表現更為明顯。但有些時候電視節目扭曲社會現實，不一定是出於政治考量。電視劇集在表達人物性格和生活時，往往與事實距離甚遠。不是說非要100％忠於實況不可，而是這些與事實不符的描述往往會加深流行誤解。

無線古裝劇中，角色言必稱奴才奴婢，女性角色往往被刻畫為受保護動物，不是驚慌就是哭叫，當然也少不了被男人掌摑。這些人物設定過去已受多番批評，例如陶傑指電視劇令中國傳統陋習深入民心。「女同學社」在2012年回顧77套有同性戀者出現的無線劇集，發現當中竟有22套將同志定格為殺人犯、急色鬼、或是精神病人。又以北美劇集為例，男性白人角色大多佔主導地位，而作為配角的黃種人經常演出沉默、害羞、不善交際的角色。美國一項研究更指兒童節目裡超過六成白人扮演正派角色，而黃種人和黑人大多扮演反派。這都說明劇集為討觀眾歡心，自然會配合他們既有的心態，將日常的偏見以更誇張的手法呈現。

永恆不變　世界美好

這時讀者又鼓譟了：「喂大佬呀，我都係想輕輕鬆鬆睇下電視，有冇你講到咁誇張？」絕不誇張！上文提到的美國媒體巨頭霍士電視台收視率為全國第二，多年來一直因其保守立場備受自由派批評，亦多次被發現造假新聞。學術界的各種研究指霍士新聞報導誤導。2010年史丹福大學調查發現，霍士觀眾較不接受科學研究。各種調查更指，霍士觀眾較完全不看新聞的人更缺乏常識，例如不知道地球溫度正在上升，及說不出誰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等。

我們看電視很多時候都不過是電視撈飯，輕輕鬆鬆，不會怎樣注意。但其實花在電視的時間遠遠超過接觸任何其他資訊。跟電影、音樂等媒體不同，電視的影響是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從小到大，每人每日兩小時，足以構成一種牢不可破的世界觀，限定了我們的「常識」，哪怕是錯的常識。而電視為觀眾塑造一個美好的世界。BBQ大團圓結局，沒有貧窮、傷病及不公。即使是面對災難或貧窮，都少不了漂亮臉蛋和歌唱，與事實距離遙遠。不會懷疑事情的起因，不會追究捐款的去向，觀眾幾乎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就關心了世界，然後收拾心情，看接下來播出的「獎門人」。

大眾媒體歸大眾

電視到現時為止仍是廣大市民的重要娛樂和資訊來源。不說老一輩不懂上網，年輕人在網上追劇集也是脫不了電視的影響。因此對於電視的種種問題，不是個人選擇看或不看就能解決的。上述討論指出商業考量令私營電視台的新聞失去客觀、劇集強化傳統陋習、充斥顯性隱性廣告，潛移默化影響我們對事物的看法。哲學家阿多諾在50年前形容文化工業為「集體欺瞞」，在今日距離事實不遠。面對這種狀況，實在有必要跳出一貫不是私營，就是國營的二分法，看看有沒有其他出路。

那些披著羊皮的狼 ——略談「溫和排外」政客的危險

前言

大概在八月底，社運人士及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毛孟靜等人聯手發起，呼籲一人捐一百元，在香港及台灣報章刊登半版聲明，提出反融合拒赤化及要求梁振英下台。最後共計有三百餘名市民支持。

倒梁的聲音，由他接任特首開始便出現。作為非民選特首，這樣的情況並沒甚麼特別之處。不過，這份聲明的著眼點卻有別於一貫以民主、反共為基調的倒梁論述。聲明指出，現下香港的問題，在於沒有單程證審批權，以致人口壓力大增。香港的土地發展、房屋問題，均源自於此。這種施政方式，是要配合國內，並非港人優先。是故，撤換中共棋子梁振英，是最合理的出路。

然則，這聲明即認為，香港的諸多問題，均是源自大量的新移民湧港。這種將問題歸咎於新移民的說法，實在難掩其排外的意味，亦因此引起不少爭論。老實說，這套將香港的房價過高、肆意發展的畸型施政，說成是由人口太多導致，根本完全站不住腳。香港近十年的人口增長偏低，只有0.58%，在全球230多個國家中排第130位——怎麼可能會有「人口壓力」？問題根源還是在於政府不願拖低樓價，影響大地產商利益，那怕是坐擁大量土地，也不願多建房屋。這就是所謂地產霸權的其中一個結果。

雖然此觀點本身不怎麼嚴謹，但它卻代表了排外論述又再添置一個新的面向。筆者希望借此事件，對本港近年排外思想的發展稍作勾劃，並嘗試指出這種觀點的出現並不是偶然。

另一方面，除卻思想本身，排外政客的出現也是值得令人關注的現象。同理，如果以上排外論述的出現有其結構性的因由，這些政客的出現，也很大程度是形勢使然。筆者希望論斷，這些機會主義者的出現，會進一步令排外論述主流化。這實在值得我們警惕。

第一部份：排外論述的發展

其實只要大家年長一點，就會發現「排拒大陸人」的風氣其實是相當近年的事。當然，將大陸人與香港人區分，甚至是帶一點貶義「阿燦」的說法，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但這極其量只是某種自我優悅的心態，並未牽涉太多厭憎的情緒。甚至在六四事件的時候，有近百萬人上街遊行，支援內地同胞。

一直到99年的居港權事件，排外論述才真正冒起。政府謊稱將有167萬人來港，將會耗用近7100億公帑的說法，令剛承受金融風暴的港人大為恐慌。隨著香港的經濟環境日漸變差，這些情緒亦在不斷積累，直到近一兩年徹底爆發。起初，批評多集中在少數大陸人的「不文明」習慣，但隨著兩地交流越來越多，生活上的矛盾亦開始進入排外論述。比如說，「雙非」孕婦令香港人無床位；自由行、水貨客令到香港烏煙瘴氣，香港的商舖「只賣金與奶粉」等等。而最近這份聲明，則將問題上升至房屋與發展的層次。

某程度來說，現下的發展可謂必然。一直以來，中港之間的文化矛盾就沒有好好疏理，這些樊籬其實就如潛藏的地雷一般。一經觸發，必然引爆。我們現下無論怎樣努力排解，也實在難敵積累了多年的偏見。

另一方面，單純的文化偏見本身終究難以挑起真正的矛盾。生活面向的衝突才是最貼身，挑起負面情緒的藥引。然則，無論是孕婦、水貨客、或是自由行，對香港市民固然有一定的影響，但無論從廣度與深度來說也是相當有限。排外論述要再進一步，自然會慢慢指向一些宏觀制度的問題。考察外地情況，通常都是兩種：一是飯碗、二是福利。前者在港並不適用，後者則因為香港本來就沒甚麼福利，而新移民拿的福利就更少所以難以成氣候。排外政治往往都是情緒政治，那麼，排外論述嘗試將矛頭指向香港人最關心的問題——房屋與土地——可謂順理成章。

但論述終究是人構作出來的。以上的發展過程，不單是因為極端右翼的狂罵，更是有賴於機會主義的政客。

第二部份：機會主義者的出現

說起排外論者，我們自然會想起陳雲。他網上的歧視言論往往令人嘩然，對於他的政敵——無論是所謂「左翼」或「大中華膠」──他總是用詞狠辣狂放。他的《城邦論》——撇開其論述質素——始終是唯一一本表述香港自治的立場、政策的論著。我們自然不應低估其影響力，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始終不是政治人物。他沒有所屬的政黨或群眾組織。陳雲的炫目，往往令我們忽視了一些比他溫和，但在選舉、實際政治與群眾運動中更具影響力的人物。

在立場上他們不會怎麼激進，但卻總會利用群眾的情緒以增大自己的政治資本。這些機會主義者的出現，是代議民主政治的根本缺憾之一。我這裡指的，是在今年二月成立「香港本土聯盟」的兩位議員，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以及公民黨的毛孟靜。

范、毛二人，在今屆立會選舉中，已是力撐港人優先、反對大陸化等議題。在所有中港矛盾的議題中，勢必見到二人的身影。早在上年一月左右的「雙非孕婦」事件中，范國威便在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政府考慮修改《基本法》，禁止在港出生的「雙非」子女擁有居港權。其後一眾關於水貨客、奶粉的爭論，毛、范二人便是在那時組建「香港本土聯盟」，指長遠目標是要反對現下的「一簽多行」，認為大量陸客來港才是問題的核心，故此需要對症下藥。

他們二人亦常針對繁簡字、大陸/香港用語的問題。將軍澳新開幕的商場PopCorn內的agnès b. Cafe，其餐牌上只有英文及簡體字，而食物的中文名稱均為中國大陸用語，范國威亦隨即在網上批評。他們二人亦曾去通訊事務管理局，希望引起公眾關注本地新聞界日漸慣用大陸譯名及措詞（如適當/適切、釣魚台/釣魚島），希望可以避免使用大陸用語，保衛香港本土語言。

最後，他們亦是文首提及的聲明的發起人之一。

機會主義者的特徵

乍看之下，范、毛二人所推舉爭取的，均沒甚麼問題。畢竟，床位不夠，奶粉短缺，房價高企甚至用詞不當，均是實在的問題。與某些極端的「本土論」者相比，他們的說法也不怎直接歧視新移民或國內人——他們甚至會澄清自己並不針對大陸人。可是，這種看似理性溫和的表象，卻是機會主義者的包裝。

甚麼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呢？就讓我們從維基百科的定義開始說起：

a trend of thought, or a political tendency, seeking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situations with the main aim being that of gaining more influence, prestige or support, instead of truly winning people over to a principled position or improving their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一）增加自己的影響力，不旨在令群眾真正認識

為甚麼說范、毛二人是機會主義者呢？，簡而言之，就是他們把握好每一個時機——哪怕可能是影響很小的事情——去迎合港人某些排拒大陸的傾向，挑動情緒，好增加自己的「政績」。

本來，拿個別事件來做文章也不是甚麼問題。以小見大也可以是一個讓群眾理解清楚的做法。但是，他們並沒有借此去刻劃出宏觀的問題，然後引人深思，反而往往將不同的問題，約化成「香港被大陸入侵」，繼而透過強調這個意象引起市民的保衛情緒。

諸多被他們借題發揮的議題，其實有相當多的討論空間。比如說，床位不夠，怎麼可能只談內地孕婦，而不說明政府減省公共（醫療）開支，削減床位的問題？例如說水貨客，如果政府一早做好疏導管理，比如說擴大閘口，甚或在火車站開闢一些專有區域，我們和水貨容還會有這麼多衝突？奶粉的問題就更離譜，稍為去想像一下，就應該知道香港這麼一個國際城市，怎麼可能沒辦法輸入足夠的奶粉？傳媒後來也揭發了奶粉短缺的問題，是與生產/銷售商的經營手法有關。硬將問題約化，然後將責任扔於最顯眼，最容易受落的新移民、國內人上，政治上自是方便之極，但實則讓市民無從認清問題的根本。

文化問題則尤甚。就香港、國內的用詞問題上，有一些的大陸用語在港使用的話，固然有問題（比如外語字以普通話音譯就不合港情），但有一些用詞，可謂為反而反。必須要說明的是，語言的用法是流動的，會隨著歷史，社會文化而改變。是故近十年廣東話才有種種歐化詞、日語詞的出現。隨著香港與內地的交往越來越多，語言的融和本就無可避免，我們可以case by case去考察。但若硬要將兩地用語區分，然後堅持所謂香港，那隨了挑起情緒之外，就根本無助市民理解語言與文化的問題。

容我不厭其煩在此重提，從政者的責任，是在於讓群眾好好理解問題的根本，然後與之一起，據之以理力爭；而不在於以最簡單、最容易觸動群眾的方式去爭取支持。這種捨難取易的方式，正正就是范、毛二人所選取的機會主義道路。〔註一〕

（二）在香港的情況下，不會過份激進

另一方面，范、毛二人的政治立場，鮮明之餘卻還是甚為溫和。這也是機會主義者的特質之一。以上提到，機會主義者的最大目的，是去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在香港，排外的情感固然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但香港一方面沒有如法西斯般的傳統。因而，即使近年政治氣氛稍有激進化，但大體而然還是溫和。所以如果要爭取普通市民支持，他們在利用排外情緒之餘，還必須擺脫歧視的標籤，將自己包裝成理性溫和，只是實是求是地爭取所謂「本土」、「香港人」的利益。

范、毛二人不止一次否認自己歧視國內人，但在他們肆意利用這種形象，將情緒置於真正的分析之上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在加劇族群歧視。就文化而言，不去鼓勵民眾思考因中港互動而產生的文化問題，反而利用因恐共情緒、對國內文化的不解，教條地反對所謂的簡體字和大陸用語，這毋寧是歧視國內的文化。就經濟問題上，他們不向群眾解釋種種社會矛盾的因由，不將矛頭指向政商一體的根本，反而利用因為港人與國內人的衝突，而暗指問題是新移民、水貨客、自由行旅客太多來獲取群眾支持。他們或許沒有如陳雲一樣指大陸人不可救藥，但說到底還是如假包換的排外。

主流化以致右傾

這些「軟性」的排外論述其實相當危險。諸如陳雲之流的瘋狂說法，或許有一定的偏鋒支持，但在此時此刻的香港，終究流於邊緣。真正植入群眾心底的，卻是這類機會主義者的言論。它們為排外的說法給了一頂respectable的高帽，一種正當性，使他們可以進入主流政治、以及主流傳媒——他們亦正在如此，令大部份人可以更順滑地將問題諉過於內地人，堂而皇之地貶低大陸人及其文化。反過來說，極端的右翼思想如陳雲之流，亦可以更自在地傳播。換言之，這正是整個政治光譜右傾的趨勢。

這種現象，早已在不同的時空發生過。最近的例子便是希臘。現下的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是希臘惡名昭著的新法西斯組織。它們極端排外、反同性戀，並且對反對他們的勢力（左傾團體）施以暴力。毆打、破壞，甚或謀殺都是他們慣用的技倆。但如斯恐怖的組織，卻可以獲得近15%的國民支持。誠然，希臘的經濟問題是他們得以崛起的最大原因。但更重要的一點，是當下中間偏右的執政黨，為了爭取支持，也在自己的政綱批評外地移民，以迎合某些因經濟問題而爆發的排外情緒。有論者指出，就是在這種排外情緒的主流化的情況下，金色黎明才得以乘勢而起。

結語

對於排外思想，我們往往會有種想像，認為是人的偏見造就出來。這種想法固然沒有錯，但卻不是事實的全部。人的想法從來就受社會結構、經濟環境所影響。只要稍為對歷史有認識，便會知道排外與經濟危機有緊密的關連。此文的觀點，也是這種想法的延伸。現下排外思潮的種種發展，包括諸多機會主義者的出現、排外思想主流化等現象，正是排外勢力欲意擴大和政客意圖增加影響力交互影響的結果。

左翼經常強調，面對社會問題我們要窮其根本。如果我們希望根治排外的問題，便需要對這個社會現象有更根本的認知。亦正正是因為這種認知，我們才認為不可以因為范、毛二人的派排外論調比較間接、溫和就掉以輕心。相反，我們必須更加堅決的反對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如陳雲一樣瘋狂，也不是因為他們是卑鄙的陰謀家，而是因為就實際發展來說，他們才是令排外思想得以主流化的最大元凶。It’s nothing personal。

當然，此文不過是個簡述，因為時間與篇幅所限，有很多的細節與比較都沒有做到。比如說范、毛二人的政黨與群眾背景，其餘有排外傾向但卻以不同形式出現的主流政治人物（如黃洋達、甚或譚凱邦），我們也沒有作出分析。唯願這篇短文能為讀者們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

執筆之際，正直金色黎明的支持者當街殺害一反法西斯音樂人。其氣焰之盛可謂令人瞠目。香港當然不比希臘，我們大概也很難想像法西斯可在港生根。不過，五年以前，希臘人大概也想不到今天。每念及此，總是不寒而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