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ham
In another, it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 power of grassroots thought and feeling, and illuminates the way men and women who, as individuals, are inarticulate, powerless and count for nothing can nevertheless leave their mark on history.
- Eric Hobsbawm, Birth of a Holiday: The First of May
前言:不應被遺忘的節日
小時候,我總覺得沒有比節日更空洞的一回事。理論上來說,節日是應該要慶祝、懷念、或迎接重要的人和事。我們都知道端午是要紀念屈原,新年是要迎接新的開始。但到最後,所有的節日都只是一系列重覆、機械的活動-吃飯,吃糉、交換聖誕禮物、收利是、打麻雀,所謂紀念與玩樂也不怎麼分得開,所有背後的意義都像差不多是說笑。一切剩下的,不是節日,而只是假日。我總會想,沒有比這更虛假的東西。
當然,人長大了,對於這些就有更加多體會。真正的紀念,不單需要時間與精力,更需要沉澱與反省,將自身當下的種種與過往的歷史作扣連。然而父母都總是工作繁忙,遠慮近憂的。他們最需要的便是休息。就算我們趕完功課,第一時候想到的也是玩樂休息,要從繁忙中走出來。可想而知社會大部份人比我們更加渴望這種解脫。與其說是我們虛假地面對節日,不如說是現下的社會制度將節日的意義壓平。在當下,我們最需要的似乎就是假日,就是休息。
然則,清明時縱再不情願,我們一家還是會去拜山;某些有信仰的朋友還是在平安夜去教堂。在最繁忙的時候,有些意義還是不應,或沒有被忘卻。我想向大家介紹一個節日。這節日與宗教、民族無關,但卻是在超過一百個國家都是法定假日。那就是五一勞動節。
百多年前,爭取標準工時
在工業革命以後,工廠大量興建,工廠工人漸漸取代農夫,成為大眾的主流職業。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大量工人均沒有任何法制上的保障,工資少、工時長。如是者各種工會與政黨自然應運而生。在1889年的第二國際(即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國際聯合)便決定要在來年(1890年的5月1日)舉行一個大型遊行,以要求各國訂立八小時工作天,讓工人不用將所有時間投放於工作。
八小時工作天的訴求,由來已久。早在十九世紀初,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便提出過「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的說法。往後數十年,不同國家的工人均嘗試爭取限制工時。十九世紀中葉,八小時工作天幾近成為歐州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重要綱領。
為甚麼會在1890年5月1日這個時刻作出這樣的跨國行動呢?種種的偶然不算,選擇5月1日,一方面是因為在3年前的5月1日,芝加哥的工人在發動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天,其間有集會支持工人,但最後卻被警方武力鎮壓,有七人被判死刑。就時勢而言,十九世紀末正是工人運動方興未艾的日子,英國的新工會主義正在興起,德國國會也否決了鐵血首相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例。無論如何,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認為這將是一個不錯的時機去發動一個大型行動。
輕巧的戰鬥
不同的社會主義政黨均認為,雖然整體勞方的形勢不錯,但還沒有到可以發動跨國罷工一天的地步。所以,是次的行動是要求各國工人在可行的情況拒絕上班而去遊行,而自覺無法參與的則不用勉強。
這種比較輕巧的做法,讓更加多的人可以自覺參與。比如哥本哈根的鐵路工人便無法停工參與遊行(可以想像,對交通這類重要運作的工人的規管相對嚴格),但他們也發了一封支持的賀電。話說回來,由於氣氛濃厚,那怕不少政府均公開宣佈五月一日不是假日,不少僱主也不得不讓工人停工遊行。
在預想這次遊行時,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自然對此抱有一定希望。但實際的效果卻是要比預想來得還要成功,由西歐到巴爾幹半島一帶也如是。舉例來說,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便有超過三十萬人集會,是有史以來最多的。在哥本哈根,更有超過四成的勞動者參與五一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