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s easy to know what you’re against, but quite another to know what you are for.”– Damien O’Donovan, 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零．前言
梁政權在近月硬推國民教育，的確引起滿城風雨。先有七月底十萬人參與了反國民教育的大遊行，後有教協通過九月罷課的議案。教育課程如此受到重視，能夠做到這樣大的動員，在香港歷史上實屬少見。
但在主流論述上，其中的貧乏不可謂不驚心。除了一眾的反對中共洗腦，幾近沒有任何的深化討論。無論是關於國家系統的考察，抑或愛國情緒的操作，還是教育的功能本身等等直接相關的議題，似乎無一值得著墨。這一方面自然是一種集體的懶惰—既然反中共情緒均足
以使市民上街，文化論者又何必再掘深下去；另一方面卻是香港論述上的保守，對於很多的假設均視為理所當然，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尋根究底。作為左翼，我們認為此風實不可長。我們相信真正的社會改變實有賴於最根本的批判。且讓我們嘗試拋磚引玉。
一． 現下的國教論述
在整個反對國民教育的論述裡頭，我們不難發覺主要的論述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認為國民教育本身並沒有問題，他們批評的只是當下香港政府所提倡的政治洗腦， 教材一味粉飾太平， 黨國不分─只要修訂國民教育的教材，加入一些人民反抗的歷史，例如六四事件，維權運動，李旺陽事件等等，國民教育大可被接納（以下我們會稱這立場為改良派）；二是認為香港理應以公民教育取締國民教育，仿傚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從一國的憲法精神、政治體制和人民基本權利著手，讓學生了解到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而不是培養他們的國族自豪感（下稱公民教育派）。當下政府推銷的國民教育教材是偏頗是得很，自然是大錯特錯。六四被鎮壓的學生和工人、這幾年的維權運動、李旺陽的冤案……這一切一切絕對應該被記錄在教科書內，讓下一代知道內地的歷史。與此同時，大部份香港人對政治化的國民教育的戒懼和焦慮，我們亦十分理解：始終要「認同祖國、培養民族自豪感」的祖國並不是西方民主國家，而是在羅湖橋以北的中共獨裁政治集團。不過，用公民教育──教導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和法治的課程──取締現時隱惡揚善的國民教育，就是否沒有局限和盲點？
二．談人權、法治是否就沒問題？
誠然，無論是改良派還是公民教育派，均是對整個自由主義的前設，亦即人權、法治為根本的思潮直接擁抱。這是我們第一個值得審視的地方。教導學生人權，讓他們了解到每個個體所享有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等權利），我們當然支持。然而，我們應留意人權這個概念本身對經濟不平等的的漠視。舉個例，當談論言論自由的權利，我們都甚少意覺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平等，其實已意味著言論自由的不對等，事關坐擁極多資源的資本家是絕對有能力壟斷著媒體的市場，而這些財雄勢大的媒體很多時都不會呈現一般普羅百姓真正的聲音。淺白一點地說，我們說上千句百句，也及不上誠哥振英哥說上一句。在高舉言論自由的同時，我們也就忽略了經濟不平等下的「言論自由」是如此的不平等。
人權之中也有所謂「福利權」的說法，亦即我們每個人也享有某些基本福利，如教育權居住權等。但實際上福利權卻沒怎麼有人理會——例如大部份香港人都要捱貴樓貴租，卻沒有甚麼人會說大家被剝奪了「居住權」。事實上，這類與經濟有關的「第二波人權」（Second generation human rights）從來都沒有被徹底執行，亦沒有第一波人權的政治權利的光環。說
到底，人權這個概念所推祟的，不過是國家有沒有直接禁止某些行為。大家都有成為當特首的權利，但你沒有資金時間的話，那就不是權利的問題。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端經濟不平等，及其帶來的種種壓迫與不公，從來都不是人權所關心。
至於我們平日經常聽的法治，本身也是無視了資本主義經濟不平等的狀況，叫我們抱持著一錯覺，以為窮人與富人在法律面前皆有著同等的地位。然而，當我們再想深一層，在資本主義的法治制度底下，一般勞苦大眾即使遇上大財團的不公對待，繼而從法律途徑提出會麼控訴，我們跟大財團的地位是對等的麼？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縱然法律系統是有公正的程序，但資本家一方面還是可以輕易地借助其經濟優勢，聘用更好的律師以獲得有利自己的裁決，或是乾脆以財力拖垮對方。另一方面，法律程序需時甚久，需要售賣自已勞動力與時間的打工仔女們往往付不起這些代價（想像一下一個老闆會容忍自己的員工請多少假來打官司呢？）
在立法層面上，大財團的經濟實力就更見威力。在一般的民主國家，他們亦經常以政治游說（Lobbying）不同的政黨，務求要他們在通過一些有利資本家的法律，讓他們透過法律保護自己免於激進的挑戰。譬如說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均有接受財團的「游說」。最佳的例子，就是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和反對派都受財團游說，繼而就讚成拿民眾的血汗錢去救市，注資七千億美金去拯救投資銀行。因此，法治的秩序與公平，其所強調的形式平等，是一種嚴重的誤導，無視於法律在執行上的巨大不公。
我們必須強調，以上對人權與法治的批評，不是要說明沒人權沒法治更好，也不單是要指出人權與法治有甚麼不足，最重要的是指出整套思想的誤導性——即其只談政治的形式平等，而有意無意無視了經濟不平等帶來的種種問題。如果國民教育的其一目的，是要讓我們充份理解作為一個國民/ 公民應如何看待現有的政治經濟制度的話，那麼無論是改良派，還是公民教育派均認可的基本教育，實有嚴重的問題。甚或，這才是另外的一種洗腦。
三 為何要認同國家？
倘若我們細心觀察，兩個反對國民教育的論述不單只甚少正視資本主義的壓迫，更值得留意的是，兩個陣營其實均沒有正視國家，以及引申「應否愛國」的問題。國民教育的目的，終究在於培養國民對所屬國家的認同感。那麼，應否愛國的問題是絕對需要被提出的。遺憾的是，兩個派別的論者均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改良派論者，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反省地接受愛國預設。它所能提出的，就是「國民教育不應該扭曲事實」這種最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公民教育派則是改良派的相反，直接否定國家認同感的必要，認為只需要說明一些如人權、法治、民主等「普世價值」就行。但事實上公民教育派也如改良派一般，完全迴避了關於國家認同感的仔細討論，甚至是無視現實。就如梁文道在〈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一文便提到，無論是哪一個民主國家，即使沒有名目上的國民教育科，在其餘學科，諸如歷史、地理等，也必然會滲入一些關於國家認同的說法。舉個例，在中學地理課教授三峽大霸時，課程也會教導這些工程如何促使中國經濟繁盛。就理論來說，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不可能只是一堆抽象的原則，而總會牽涉到一些殊別的歷史與文化，而這些也總會與政治經濟制度相互交纏。
除此以外，有關應否愛國的討論，還有很多可以探究的地方，但因篇幅所限在此難以一一述說。無論如何，在應否愛國的問題上，兩派所交的答案，均是乏善可陳。而這一點，與現在關於國教的論述之中，大體也只有「反洗腦」這種說法，可謂如出一轍。相對而然，如果以上的貧乏是知性上的淺薄，那麼兩派完全不去討論「愛國」在實際政治操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嚴重的缺失了。要知道，在其他民主國家，「愛國」可謂常被政客提及的修辭。在這個問題上，左翼的觀點是相當明確：愛國就是讓貧富大眾忘記種種壓迫的最有效方法。
最明顯的例子就莫過於在戰爭。比如在一戰二戰之中，愛國均是最重要的口號。大家必須要保家衛國，奮勇殺敵。但戰爭的源起總是高高在上富人的利益，死的卻總是貧苦階層出身的士兵。近一點的例子，零三年的美伊戰爭，當時的美國可謂充斥著愛國的口號，敵人就是邪惡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但在這場正義的戰爭中，真正得益的是軍火製造商、石油公司、傭兵公司、及後進駐的財團，而死的還是貧苦階層出身的士兵。
如果覺得因著戰爭而引發的國族對立離我們太遠，那麼國家的國族工程所牽起的國族情緒，我們大概不會陌生。就正如近期太空人訪港，香港人都不自覺地感到難以名狀的興奮，突然感到民族的自豪感。但這種對民族光榮的亢奮很多時都能夠轉移視線，使我們忘記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諸如航天工程所花費的巨額開資、支撐著中國崛起的血汗工場、內地走資後累積下來的貧富懸殊……由此可見，對國家認同的情緒不時都能令人民容忍資本主義既有的問題。
作為左翼，我們可以愛孕育自己的土地，可以愛身邊的人，但我們無須要愛國。或者說，在她能平等地代表我們的利益之前，我們都無須認同她。在左翼的分析中，國家本來就不是最根本的政治經濟單位。強調國家，培養愛國情緒，均是淡化階級矛盾的重要利器。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反對中共」、「獨裁政府不能代表我們」這類說法上，那我們自然無法理解，愛國的問題也在民主國家出現。我們也無法理解，當下國民教育所需要維持的，並不只是一個獨裁的政治制度，還有整個壓榨低下階層的經濟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