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一月六日宣布更換一名來自馬來西亞總編輯，被認為是大老闆張曉卿向中共獻上明報；商台於二月十二日即時終止李慧玲的合約，她事後堅稱是梁振英不滿她的言論而背後命陳志雲解僱她；更駭人的是明報前總編劉進圖被人持刀襲擊，兇徒至今仍未找到，然而這次襲擊不可能與其前總編輯的身份無關。
除了近期這三件大事之外，類似有關「新聞自由」受干預的事件一直都有發生：《經濟日報》刪改專欄作家周博賢文章、《成報》篡改劉銳紹專欄。而「無國界記者」公布2014年世界新聞自由排名，香港的新聞自由度在過去四年內持續下跌。這些事件接二連三出現，令一向冷漠的香港人都要維護日漸衰落的新聞自由。
自由主義的盲點
很多人覺得我們不可繼續沉默，需要作出抵抗。以明報事件為例，他們成立工會並爭取與管理層簽署約章，確保編採自主。至於李慧玲事件，業界發起遊行聲援並向政府施壓。而劉進圖遇襲事件，新聞業界發起穿黑衣運動抗議，記協、香港大專多個學生團體亦發起聯署，讉責暴力及政治打壓新聞自由，促警嚴肅處理。200多個學生在民女像前靜坐，並拉起“They can’t kill us all”的橫額。3月2日，記協發起「反暴力遊行」讉責暴力，表達維護新聞自由的決心。
觀乎這一連串行動以及網上的反應，可見香港人還是相當關注新聞自由。劉遇襲一事尤其觸動到不少人的神經，口號“They can’t kill us all”更是難得的熱血。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句口號說起。這句口號中的“They”究竟意指何人？答案既模糊也清晰。一方面，大家對劉進圖被何方勢力襲擊還未有合理的預測，但另一方面，大家又很自然將矛頭指向香港政府或中共政權。
如果我們回顧明報、李慧玲等事件，便會發現這些保衛新聞自由的行動也有類似的邏輯。一方面，和李解約，撤換總編，均是媒體管理層；但另一方面，抗議者認為，那些管理層會這樣做，均是政權施壓，所以他們的訴求，都是要求政府不要打壓新聞自由。
以上針對政府的指控，其實不無道理，筆者並非要質疑這些判斷。但這些推測無疑昭示一種圖像，就是打壓媒體自由的元凶，皆為當下政權。而打壓的原因，是為了鎮壓異見。反過來說，只要政府不對媒體施壓，新聞自由就得以確立。這種想法，是否合理？又是否恰當地描述了香港一直以來的「新聞自由」問題？
商業媒體的弊病
首先，我們要明白，政府絕非唯一打壓新聞自由的始作俑者。實際上，新聞自由受干預，很多時是源自商業媒體的運作邏輯本身。商業媒體不只是媒體，還是一所企業，有自己的利益與agenda。有時商業媒體像是在向政權獻媚，進行自我審查，但其實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根據新聞從業員區家麟的說法，以往報導有關自由行時，都會強調自由行對經濟的貢獻，為零售業帶來好處。[i]這不純粹是因為「要聽阿爺話」，而是媒體老闆很清楚，自由行帶來商機，廣告收入亦會相應增加—那怕很多問題都要由市民承受。這不是受強權壓迫，而是（傳媒）老闆與政府的合謀。
另外，商業媒體要考慮更直接的利潤問題。廣告商很多時是傳媒的重要收入來源，因而它們刊登有關批評廣告商的新聞皆有所保留，免得罪資方。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在碼頭工潮期間，媒體編輯不想得罪誠哥，不單抽起李卓人的訪問，甚或禁止刊登他的紙牌被掟「糯米雞」的相。不然百佳、屈臣氏、豐澤的廣告就通通與你無緣。
最後，商業媒體為增加跟政府談判的影響力，亦會反過來威脅政府。這在西方極為常見，譬如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在2010年澳洲大選間，因其利益與工黨的政策不符，於是大力抵毀某個候選人或政黨，務求要他們大敗[ii]。
以上例子是想說明一件事：政府、商業媒體之間的權力關係其實相當複雜。在資訊場域裡，他們會相互合作，也會相互競爭。而在這過程中，新聞自由很容易被犧牲。以為只有政權才會打壓新聞自由，實是過份狹窄的想像。
在文章開頭，我們提到一些相當明顯針對新聞自由的例子。但想深一層，便會發現新聞自由受到限制，並不只存在於這些明顯的事件中。只要我們理解到商業媒體的編採過程，便知道這個運作模式本身有很大的缺憾。哪怕在平常瑣碎的新聞，記者想寫甚麼、如何寫、用甚麼相、標題、篇幅，均受管理層和老闆的監控。若不遵從指示，就會受到壓力，甚或被處分，以至解僱。我們都知道，甚麼報紙會怎麼報（或不報）某些新聞，很大程度上不是記者的意志，而是上級的立場。這有時很明顯（例如以上提到的修改專欄，或抽起相片），有時則比較隱晦—畢竟媒體還是要保持一定的形象。但這種層級式的壓制，就是當下香港傳媒的生態。說得直白一點，新聞自由其實每天都被打壓。
新聞自由？誰的新聞自由？
因此，打壓新聞自由的不只來自政府，還有利潤主導的商業媒體，和其內部的僱傭勞動架構。那麼我們要問的是，所謂的新聞自由到底是什麼？
百多年前，年青的馬克思已對此問題有相當的洞見。他區分開作家和出版商的出版自由：出版商眼中的出版自由只是用來牟利的工具，而作家（或任何前線新聞從業員）的出版自由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他們並非為了謀利而出版或寫作，不用討好所謂「市場」，而純粹為了探索真理。一旦報導與出版商利益相左，出版商就會干預作家和前線新聞從業員的言論，甚至解僱他們。「出版商自由」和「出版自由」，兩者並不相容。[iii]
自由主義者的盲點，在於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的打壓。他們忽略了哪怕在非政府的範疇，也可以存在相當的壓迫。正因如此，他們便無法區分開商業媒體的「新聞自由」和前線記者的新聞自由。
事實上，他們也並非看不見資本帶來的問題。他們偶爾也會提起傳媒老闆干預編輯自主，也會投訴廣告商太過霸道，但卻沒有意識到這根本是一個制度問題。當所有編輯以及記者均是受薪，而媒體又要賺錢，新聞自由就必然受到壓制。
他們不願意挑戰商業媒體的運作，也沒有提供制度性的改變，只有叫市民出來給媒體壓力和叫他們自律。例如李慧玲事件中，他們的訴求都只停留於讉責商台並要求商台解釋事件。他們沒有想過，商台作為商業機構，自然就會這樣打壓。
而左翼就是要求制度上的改變，建立不受政權和財團操控的媒體。這種媒體，需要是獨立、公共的。它不能再以層級式的上行管治，而是需要以民主方式運作。只有這種參與式的媒體，才能真正保障新聞自由。
但要作出這種改變，必須從根本改變當下的政治、經濟制度才有可能，而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固然，我們應該有一個理想圖像，但在現有框架底下，我們可以怎樣抗衡商業媒體和政府？
「全世界前線新聞記者團結起來！」
以上提到，新聞自由受到打壓，原因在於下層記者、編輯無法真正抵抗來自管理層、老闆以及政府的壓力。每當事情發生時，他們就只有靠遊行、默站等抗議方式施壓。然而，先不說壓力相當有限，這種處理方式只能夠「事件式」地回應問題，無法處理以上提到在日常工序的打壓。如果沒有甚麼標誌性事件，很難引起市民關注，遑論可以組織群眾運動。
相對而言，比起偶然有突發事件才有數次遊行，我們認為媒體工作者自行組織工會才是更有力的做法，因為他們更能切身和即時地對上頭作出反應和抵抗。如遇上重大的事件，他們能發動工業行動停止出版，做成更大的威脅與社會迴響。當然，支持工會並非否定市民的聲援，相反，市民的聲援對工會的抗爭行動能夠帶來更好的效果。
總而言之，這種策略的重點，在於增強下層員工的力量，以抗衡政府與老闆的壓力。這種抗爭方式在西方亦不少例子，例如在2012年，意大利新聞工作者發動全國媒體大罷工抗議「限言法」（gag law）立法，最終成功閣置議案。[iv]有見及此，我們亦樂見明報開始組織工會。希望他們能夠意識到他們的行動是直接影響媒體的生產，因此可以比一般市民做出更有影響力的行動。
大膽假設：民主公營的媒體
雖然成立工會能一定程度制衡資本與政府，但始終未能消除問題根源──商業媒體的權力架構和利潤主導的運作模式。所以，我們也要銳意開拓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的可能性。這些另類媒體絕不科幻，現在已有不少類似的媒體，如獨立公民媒體和社區媒體。
獨立公民媒體是民間自發組織的媒體，由於資金有限，多於網上出現。如香港獨立媒體、惟工新聞、台灣的苦勞網等等。這類新聞平台，多提供與主流媒體不同的視角，也會嘗試發佈非主流的消息與評論。
至於社區媒體，顧名思義是以社區為單位的媒體。報導多以社區消息為主，而最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會讓社區內的人參與媒體制作，讓民眾主動參與議題討論和研究，不再被動地接收消息。在南美洲，尤其是委內瑞拉，均有大量的社區媒體，市民自行組織居民參與電台、電視台，藉以抗衡被商業機構操控的主流媒體。[v]
誠然，這些另類媒體通常規模較小，影響力很有限，但還是有很深遠的意義。就如一位在委內瑞拉參與社區電視的制作人說，大眾其實需要表達自己的感受、生活與抗爭的種種。媒體不單在於給予資訊，還是在為我們定義這個社會，甚麼才是值得關注的事。現下這話語權，其實是給商業媒體掠去。另類媒體的重要性，在於能令參與報導者，以及讀者重新想像「媒體」這一回事。只有充份認識到這一點，大家才可以開始想像︰大眾的媒體和大眾的新聞自由到底是怎樣。
總結：常識的悲劇
以上觀點，若是在十年前的香港，或許還算新鮮，但現在相信不少人也聽過這左翼的觀點。但這種觀點，卻從未真正見於主流論述中。每當出現「言論自由受損事件」的時候，大家總會重提自由主義的老套路，不是港府就是中共打壓。近日劉進圖的事件，亦不例外。
說到底，這種情況自是因為說「言論自由」受政權打壓太過方便—這道理大家都懂，尤其在需要鼓動群眾時—無端提起「商業結構亦是打壓」大家又怎會明白？大家自不然就會選擇最易理解的說法，哪怕覺得左翼的說法挺有道理。慢慢許多人便覺得這些說法太過「理論」、太過「抽空」了。
但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抽空」、真正的「理論」？自由主義的常識，看似容易引起社會反應，不但無法解釋諸多有關打壓言論自由的問題、無法疏清作者自由與出版商自由的分野，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常識」根本無視言論自由每天都被受到制度性打壓的事實—只有名嘴或評論人受到影響，才是「香港言論自由受損」。容我大膽問一句，這種說法能夠帶領我們向何方？當實際問題其實不單在政權，更在於整個商業媒體邏輯的時候，只向政府施壓，說其打壓自由到底可以得到甚麼改變？
我們是時候要面對一個事實：一直以來的政治常識實在有根本的問題。誠然，新的道路一點也不好走。由游說民眾，到組織傳媒從業員工會都有相當難度：辦獨立媒體、社區媒體也像是太過細碎，沒有真正影響力。然而，真正在地的運動，不止於其即時影響力，還必須要有目標有願境，而這些都建基於對當下社會問題的分析。或許以上的做法看似事倍工半，但總比緣木求魚來得好。
或者說得正面一點，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劉進圖的事件，自然令我們都覺得悲憤異常。但那些情感應該將我們帶向何處？如果我們拒絕思考其他可能性，又再走同樣的道路，那不過是集體的逃避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