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批判」與一九二○年代的台灣──以幾種「過渡」（transition）論述為對象的考察 (阿東)

這篇文昆針對「封建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論述, 嘗試套用到台灣這個例子, 看看那種革命論述較符合現實

• 第一種以史大林為代表的論述：「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1924年）
• 第二種以Trosky為代表的論述：「資本主義化」論（1926-1929年）

作者認為兩者都有各自的不足。
比方「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在沒有提及「原始積累」與「資本集中」兩範疇的狀況下實際涉及這兩個範疇；「資本主義化」論則把「資本主義化」以後的現象也視為「資本主義化」的標準，其論述遂因此而更接近於對西歐資本主義史各種現象的摹寫，而取消了理論體系本身的邏輯。 (內文原句)
詳細的論證此處不贅

http://scienco-proleta.blog.ntu.edu.tw/2011/06/05/1920transition/

「政治經濟學批判」與一九二○年代的台灣──以幾種「過渡」（transition）論述為對象的考察 

摘　要：馬克思所創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套植基於西歐歷史經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順利取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實現社會形態之「過渡」──的理論體系，並在二十世紀進入多種生產方式相互交錯、「過渡」前景尚不明朗的東亞。為了適應在地實際、為了論證共產國際兩條路線的正誤，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各地都出現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為基礎的新論述。而本文的目的就在於說明集中出現於一九二○年代台灣的一系列論述如何使該理論體系在地化。在方法上，本文以論述對於「過渡」的肯定與否定為線索，並著重比較論述與原理論體系之間的異、同、對、錯。就結論而言，本文認為越晚期的論述越接近台灣的現實，即否定「過渡」的可能性或現實性、愈發重視多種生產方式與階級對立的並存。但從這些論述未能成為被積累的思想資源來看，也說明了這些論述隱含著一些缺陷。

關鍵詞：過渡　政治經濟學批判　生產方式　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　羅莎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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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當「政治經濟學批判」移植到東亞
• 第一節、「過渡」肯定論I：「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1924年）
• 第二節、「過渡」肯定論II：「資本主義化」論（1926-1929年）
  • （一）「原始積累」諸範疇的引入
  • （二）山川與矢內原的政治目的
• 第三節、從「過渡」肯定論向否定論的轉變
  • （一）引入盧森堡論述的王學文（1928-1929年）
  • （二）「中國改造論爭」（1926-1927年）與台共（1928）年的論述
• 第四節、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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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資訊：邱士杰（2010）｡〈「政治經濟學批判」與一九二○年代的台灣──以幾種「過渡」（transition）論述為對象的考察〉。論文發表於：天津南開大學「第十一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1]

引言：當「政治經濟學批判」移植到東亞

訴諸道德和法的作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徵。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誌，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在抨擊這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一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的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2]

「政治經濟學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是馬克思所發展出來的術語。這個術語指涉以古典政治經濟學為基礎及批判對象而發展出來的一套論述，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套被視為真正之「經濟科學」的論述，以《資本論》及其之後的列寧「帝國主義論」為其代表，是一個擁有許多特有概念、範疇，以及邏輯的理論體系。如果「憤怒出詩人」，那末「政治經濟學批判」則要求「憤怒」者能夠掌握「經濟科學」並探索歷史規律，並從規律中發現未來（革命）的可能。

在二十世紀二、三零年代的東亞社會主義運動中，「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成為了以馬克思主義者為主的各國社會主義運動者介入現實時所仰賴的理論武器，但不是從歐洲引入之後，便能直接套用於東亞的現實之上。因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對象，乃是從英國經驗中總結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其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然而當時的東亞地區，卻恰恰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諸種「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犬牙交錯的狀態中。

今日所常稱的「過渡」（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問題，就是圍繞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要為「封建」生產方式）之關係而展開的討論。雖然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首先產生在「過渡」得到實現的西歐，但為了使「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能夠適用於東亞的實際，中日等國在「過渡」未必完成的情況下，也都發生以「過渡」問題為中心的論爭。在領有殖民地從而成為「殖民母國」的日本，爆發了當時稱為「半封建論爭」的「資本主義論爭」；論爭在講座派（親共產國際）、勞農派（反共產國際）之間進行。而在當時成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大陸，則在中共、托派、國民黨左派之間連續爆發了社會性質、社會史、農村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

但是，這些論爭所「爭」的，並不僅僅是為了讓「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適應於東亞各地區之實際；之所以要讓外來理論與在地現實相適應，是為了服務革命。以中日兩國分別爆發的論爭來說，論爭的引爆點都是為了說明共產國際為中日兩國所規定的「革命性質」究竟有沒有效：

1. 1.支持共產國際‧斯大林的一方主張「革命性質」為「民主主義革命」。該派為此提供的「經濟科學」基礎乃是某種「（半）封建」優勢論，這是一種「過渡」否定論。該派的主張認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對立雖然是最重要的，卻不是唯一重要的；社會上所存在的各種階級對立都應該納入考察，從而找尋出一條無產階級與其他幾個「革命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都可接受的底線，一同進行革命。
2. 2.反對共產國際‧托洛茨基的一方主張「革命性質」為「社會主義革命」。該派為此提供的「經濟科學」基礎則是某種「資本主義」優勢論，這是一種「過渡」肯定論。該派通常只關心「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對立，從而主張無產階級是唯一的革命動力。

然而，究竟要如何使外來理論適應在地實際？典型的狀況是以擁有特定概念、範疇，以及邏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為基礎，一方面從中揀擇可用的部分而使用，另一方面則發展或創新之；因此「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必然是理解這些在地化論述的鎖鑰。一九二零年代也出現了只有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才能理解的、並以台灣的「過渡」問題為主題的論述。這就是本文的研究對象。本文所研究的這些「過渡」論述並不必然明確提到包含了「生產關係」在內的「生產方式」範疇，但由於「過渡」問題實際只能在「生產方式」的抽象層次上討論──也就是說，「過渡」問題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其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在特定「社會形態」之內此消彼長──因此本文所介紹的論述無論是否明確提及「生產方式」範疇，仍可透過此範疇來解釋。

這些「過渡」論述未必都出現在台灣島內或都由台灣人所親自提出；這些論述也未必全面把握「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卻能夠部分地運用其特有的概念、範疇，以及邏輯來展開論述；然而，這些論述的一部份正是為了論證台灣的「革命性質」──民主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而產生，雖然也有另外一部分為了論證其他的政治主張而出現。

以下本文的敘述順序將分別依照當時各種論述對於「過渡」的肯定與否定來安排，並將著重說明這些論述如何引入「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本文越先介紹的論述越肯定「過渡」的可能性或者現實性，越後面的論述越持保留態度。除了少部分例外，本文敘述的順序基本上與時間先後一致。但須強調一點：雖然本文以「肯定」向「否定」的變化作為安排敘述順序的方式，卻不意味著這種安排下的各種論述之間有承先啟後的關係。

一、「過渡」肯定論I：「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1924年）

從現知材料來看，「過渡」肯定論乃是首先在台灣發展起來的看法。現知首名中共台籍黨員的許乃昌（1907-1975?）[3]所提出的「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乃是最早出現的「過渡」肯定論。[4]雖然「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並非許乃昌所獨有，亦非其所首創；[5]但因其論述之完成度最高，故最具代表性。以下關於「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的分析，就先從許乃昌的論述開始。

1924年12月20日，許乃昌（1907-1975?）在中共中央理論誌《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國民革命號」發表〈黎明期的台灣〉一文，用名「沫雲」。此時的他正就讀於莫斯科東方大學。原先就讀於上海大學的他，乃是第一個留學蘇聯的台灣人。

〈黎明期的台灣〉的重要性在於以下幾點：（1）這篇文章綜合了此前幾種台灣社會主義者的革命論述，可謂集大成之作。（2）瞿秋白（1899-1935，中共領導幹部）對於許乃昌的觀點提出反駁，因此這篇文章還是兩岸社會主義者為了台灣革命問題而進行的首次對話。（3）從現象上來看，許、瞿兩人在共產國際所特有的問題意識（即殖民地半殖民地應否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上發生爭論，並以中國革命所特有的概念「國民革命」代稱「民主主義革命」。

〈黎明期的台灣〉指出：台灣的本土資產階級雖受外來的日本資本的影響而產生，兩者之間卻是「利害完全相反」。即便該階級有對抗日本資本的意向，該階級的政治運動卻已經因為日本殖民當局的鎮壓而終結。[6]雖然該運動已經告終，「無產階級運動」卻直接在台灣提上日程。許乃昌以「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之下的「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作為論據：

有人說：「現在的東亞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社會革命之前，應該有個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中國如此，印度如此，台灣也應當如此。」

是的，現在的中國，當然非舉行全民族的國民革命不可。然而在台灣卻不應當這樣。原來台灣的資產階級是極幼穉的，並且將來也沒有發展可言。現在的中產階級已經漸漸落為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已經漸漸變為無產階級，這樣而至於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

一方面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便是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的一部分。日本朝鮮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是一個整個的東西。日本朝鮮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應當站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應當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

這樣台灣的解放運動應當超越「國民運動」，而參加全日本的社會革命運動了。台灣解放運動的意義，不在第三階段而是在第四階段了。我們要看的並且應當看的，是全台灣人的解放，不是特殊階級的解放了。[7]（粗體字與底線非引文所原有，而為本文作者所加，以下同）

在這篇文章所附的〈記者附志〉上，署名「記者」的瞿秋白則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台灣應該先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不能遽行「無產階級革命」。[8]

許乃昌的論述涉及「兩個階級分化」。第一個分化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分化」，此指前資本主義各階級向「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階級轉化；這相當於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階段的現象。[9]第二個分化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分化」，此指資產階級破產成為無產階級，這相當於馬克思所說的「資本集中」（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的現象。[10]這兩種現象都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為本質。

雖然許乃昌並沒有引入「原始積累」與「資本集中」這些範疇，但他對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階級成因的分析，都在「兩個階級分化」之內。

1. 1.就許乃昌認為本土資產階級乃因日本資本主義的入侵而產生而言，這屬於台灣「第一個分化」的現象。
2. 2.就許乃昌涉及本土資產階級破產而成無產階級（由於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所致）而言，則屬於「第二個分化」的現象。

須注意：許乃昌直至分析「第二個分化」才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袂出。這點非常重要。

由於許乃昌承認資產階級始終只是少數，因此「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體在邏輯上不可能是破產於「第二個分化」中的資產階級，而是破產於「第一個分化」中的前資本主義各階級。邏輯上，如果資產階級始終只是少數，「第一個分化」中的無產階級化就應該是「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要過程，從而「第二個分化」中的無產階級化只能是補充。也因此，「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不但應該是貫穿「兩個階級分化」的總趨勢，「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要動力也應始終是日本資本主義，不可能是新興的台灣資本主義。

然而許乃昌眼中的「第一個分化」卻又似乎無法展開。雖然他曾略為提到新式糖廠的發展促使農民轉化為無產階級，卻沒有說明這些無產階級在台灣階級結構之中的比重。從他的農業階級分析來看，「農民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許乃昌的農民包括自耕農、佃農，以及自耕農兼佃農，沒有考慮農業無產階級），顯然無產階級的比率很低。[11]因此許乃昌描述的「第一個分化」在邏輯上顯然不可能是「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過程。

總之，許乃昌的論述存在著邏輯上的矛盾。而「第一個分化」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之間的關係在許乃昌的論述中是空白的。

此外，本土資本的自身崩潰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或日本資本）在台灣的崩潰。許乃昌所屢言的「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至少有兩層意義：第一個意義是指以日本資本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可能在上升期就導致「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第二個意義才是指「資本主義」已臻爛熟而導致本身的崩潰。

許乃昌在未來的「第二個分化」中討論無產階級的來源，而不是放在當下（可能正在進行或其實無法進行的）「第一個分化」中討論。這也許反映他當時並沒有「原始積累」之概念，或者反映台灣沒有出現「原始積累」的事實。[12]因此，他無法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放在理應作為主要過程的「第一個分化」中描述，而是將之擺在「第二個分化」。

但是，不管把「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擺在哪一個分化中說明，「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要害在於論證「（無產）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的重合；這種重合意味著民族運動的階級化，因此階級運動的目標就會成為民族運動的目標。[13]然而這種重合也意味著階級運動的民族化，《平平旬刊》曾云，「假使將來有階級爭鬪發生，就是不外乎台灣人全體和日本資本家的爭鬪」。[14]「假使」一語，精要地點出「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實乃具有政治目的的理論設想──「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作為一種「未來」，其實是為「現在」論證殖民地的本土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也因此，如果本土資產階級「整體」都被視為潛在的無產階級，就沒有必要從本土資產階級之中再區分出「民族資產階級」這種更細緻的範疇。無論這種被賦予的「前途」對於資產階級自己而言究竟是現實的，或僅僅是理論上的。[15]

二、「過渡」肯定論II：「資本主義化」論（1926-1929年）

（一）「原始積累」諸範疇的引入

雖然「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涉及了「原始積累」與「資本集中」兩種現象，卻沒有引入這兩個範疇。在此之後，殖民母國日本的左翼理論家開始從「原始積累」乃至「資本集中」去分析殖民地台灣的資本主義問題。而1926年山川均（1880-1958）所寫下的〈弱小民族的悲哀──「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醇化融合政策」之下的台灣〉（又名〈殖民政策下的台灣〉）[16]以及1929年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出版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17]大概就稱得上是這種典範性研究。

這兩篇著作認為，在日本國家的支持下，台灣能夠實現或已經實現「過渡」：

1. 1.山川認為當時的台灣正處於馬克思《資本論》所說的──為了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以「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消滅對象，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原始積累」階段，他稱為「原始蓄積」（げんしちくせき）。在國家與資本的合作下，台灣也出現了原始積累。其具體表現就是土地的集中與階級的分化。
2. 2.矢內原也認為台灣出現過「原始積累」，他稱為「本原的資本蓄積」（ほんげんてきしほんちくせき），但他的分析還及於《資本論》所描述的其他現象。矢內原特別重視各日本資本之間的互相兼併，此即不同於「資本積聚」（concentration of capital）的「資本集中」。以此為線索，他勾勒出這樣的發展過程：日本資本從流通領域（商業資本）進入生產領域（產業資本），在生產領域之中因為「資本集中」而走向壟斷，與銀行資本相結合（從而變成金融資本），甚至進行不同於商品輸出的資本輸出，如此等等。由於他認為他所勾勒出來的這條日本糖業壟斷資本的發展過程相符於列寧所定義的「帝國主義」，定義的現象，因此他稱之為「糖業帝國主義」，[18]而上述整個過程就是他所謂的台灣「資本主義化」。

矢內原所謂的「資本主義『化』」是非常值得討論的概念。在《資本論》的論述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需在一定範圍之內實現「原始積累」便得以確立；此間，「原始積累」最重要的工作乃是實現「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而這種分離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直接生產過程」（the direct production process）之中得到保持。因此。如果「資本主義『化』」可以理解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定向消長，那末，自由競爭向資本集中與壟斷的演進，便應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階段性發展，屬於「化」後的結果。──就此而言，矢內原可說花了更多的篇幅在描述「化」後結果，並稱這種實際上已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的變化為「資本主義『化』」。誠如劉進慶（1931-2005）所云：矢內原所謂的「資本主義化」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是一種「資本主義化萬能論」。[19]

這是因為矢內原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種首先在西歐實現並也將於東亞實現的歷史過程，其方法類似於沃勒斯坦所主張的「歷史資本主義」。所謂的「歷史資本主義」便是主張資本主義只能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把握資本主義本身。[20]但是，這種著眼於歷史經驗的理解，卻會模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如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沒有在特定地域中發展出集中、壟斷，從而轉變為帝國主義，是否能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在該地域得到確立？對於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外的各種生產方式，都以各種方式實現著「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因此馬克思最初對於「原始積累」的設想，乃是同涉及「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的「共同體」理論聯繫在一起的。[21]總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自身的關鍵在於「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以及這種分離的保持，而不在於是否已經出現集中、壟斷、乃至帝國主義這些現象。也因此，雖然「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是非常不成熟的論述，但就此論緊緊從「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去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而言，卻是最準確的。

但就像與劉進慶同期的學者凃照彥（1936-2007）所指出的：矢內原意圖描繪一種日本資本可以在侵入台灣之後便獨立發展的過程，從而刻意忽略了島內日本資本的發展在每一個階段上都與島外日本資本的發展階段有關，並把日本資本（企業本身）的發展等同於台灣經濟基礎的全盤資本主義化，然而島內的日本資本「絕不是其本身具有獨自一套的歷史性發展形態」。[22]凃照彥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抽掉了日本資本，難以想像矢內原所勾勒的獨立發展過程。

簡言之，凃照彥並不認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完全實現「過渡」，至多只是部分「過渡」。他認為必須重視不同於日本資本的本土經濟實力者的存在（其稱為「土著資本」），並必須關注日本資本與本土經濟實力者之間的關係。凃照彥所關注的實力者並不依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存在，而是依賴於他所謂的「地主制」（以「地主／佃農」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

弔詭的是，肯定「過渡」的山川與矢內原其實在他們的論述中，留下許多反映「過渡」有其限制的線索：

1. 1.實例一：以山川來說，雖然他想論證日本資本促使農村發生階級分化，但他的論證集中於農民在「自耕農」、「自耕農兼佃農」、「佃農」之間的對比變化，並得出「佃農」愈發增加的結論。[23]他並不討論農民之間是否分化出以支配僱傭勞動為基礎的富農以及被支配的農業僱傭勞動者（「無產階級化」）、也不討論租佃關係是否轉已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支配（按《資本論》的邏輯：這種狀況下的「佃農」應轉變為支配僱傭勞動的租地農場主，地租也將受平均利潤率支配）。山川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僱傭關係）的沉默，似乎意味著與之相應的階級分化無法在台灣的場合裡得到考察。[24]雖然山川緊接著把「自耕農／佃農」之間的對比變化聯繫於「農村的地主和無產農民兩者的階級分化」，[25]但「無產農民」一語並不能簡單理解為處在僱傭關係之下的農業無產階級。因為「無產」二字在一九二零年代日本社會運動的語境內，指涉的對象非常廣泛，因此有「無產市民」、「無產農民」、「無產大眾」、「無產勞動者」之類的用語。簡單來說，「無產」二字在當時著重於表述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卻不直接等於兩者之間會重新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結合起來。[26]當然山川也可能是確信兩者之間可以產生聯繫，比方台灣的「佃農」可能就是將來的「無產階級」或將強烈帶有「無產階級」性質。
2. 2.實例二：原來在馬克思的想法裡「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的「原始積累」，在矢內原與山川的場合裡卻僅僅是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收奪（主要是土地）；他們並不交代這個收奪的結果是否確實創造了在僱傭勞動生產關係之下同生產資料重新結合的工人階級。[27]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勞／資」關係並未因此而廣泛出現，反而廣泛存在著前資本主義的地主及佃農。但矢內原為了迴避這一事實，竟以「中產階級」稱呼地主階級。

總的來說，由於山川並不是說「過渡」已經在台灣完成，而是肯定「過渡」的趨勢本身；因此，縱使其論述不斷暗示「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論述也不必然會出現破綻。就此而言，山川的論述比認為「過渡」已在台灣完全實現的矢內原包容了更多可能。在山川來說，以資本收奪土地為內容的原始積累仍在進行。矢內原則認為已經基本結束，並認為台灣的全盤資本主義化導致土地的強制收奪不需要也不可能。[28]

（二）山川與矢內原的政治目的

山川與矢內原都試圖透過他們的「經濟科學」論述為台灣人民的解放運動提供基礎，但兩人的結論並不相同。山川意圖說明台灣人的有產者將在台灣的階級分化中越發背離台灣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矢內原則力圖論證台灣人的有產者將是民族運動的中堅。

山川認為，伴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化而分化出來的本地「有產階級」必須與日本資本結合才能生存。「所以現在已經不能把台灣島民看作一個整體的東西了」，「有產階級」「無論在哪一方面的意義，早已不是代表台灣民眾的利害的了。」[29]因此，在台灣所發生的民族問題，將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壓迫，而與被支配階級的階級問題一同深化。[30]

山川的分析集中於「有產階級」與日本資本（乃至殖民政府）相結合的問題。雖然山川均並未說明「有產階級」究竟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或者兼而有之。但他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台灣的發展趨勢與連帶產生的階級分化。因此他所談的「有產階級」，正可理解為將來或當下的「資產階級」，而他們是排除在日趨密切的「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之外的。

矢內原的許多用語都比山川更精準。他所謂的「階級運動」，即是「無產者的階級運動」[31]（注意：佃農不是無產者）。與山川的觀點相同，矢內原認為台灣的民族運動與（無產）階級運動可以相互滲透並帶有對方的性格。不過矢內原主要是從共同利害的存在（以殖民政府及日本資本家為敵人）來談兩種運動的相互滲透。[32]至於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相互滲透的程度與實態，矢內原則藉由台灣與朝鮮的比較而提出兩種可能。[33]一方面，他認為朝鮮將實現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則認為台灣當時的各階級[34]將分化為資產、無產兩階級。他認為：由於「台灣人的大中資產家」可以抵抗無產階級化[35]──而非前資本主義的被支配階級不能轉型為無產階級──因此階級矛盾無法朝「簡單而明瞭」的方向轉化，從而，台灣的運動必然表現為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並行。[36]

這裡可以看出矢內原的矛盾：一方面他承認（無產）階級運動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卻不願賦予「台灣人的大中資產家」以無產階級的前途──即便矢內原當時的論述無論如何屬於左翼陣營。

僅僅在矢內原出版《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前不久，日本發生了「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論爭」。由於經濟學者高橋龜吉（1891-1977）主張日本還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充其量只是「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因此引發主張日本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左翼界之一片撻伐。從這個前因來看，主張連台灣已經資本主義化到發生帝國主義的矢內原，其論述顯然屬於左翼界。[37]

總的來說，矢內原以論述經常脫離於經濟實際為特色。就在日本資本主義論爭行將結束的1937年，矢內原以中國為對象，主張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化」並從而形成了統一國家。這一論述顯然與中國的現實不符，但矢內原卻意在藉此提出：任何對於中國的侵略都將遭致不可收拾的後果。[38]從台灣到大陸，矢內原連續的「脫離實際」，也許正是他賴以隱藏其政治主張於其中的一種方法吧。

三、從「過渡」肯定論向否定論的轉變

（一）引入盧森堡論述的王學文（1928-1929年）

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之內的最終結果來看，台灣確實如凃照彥所說的並未全盤資本主義化。真正的結果是多種生產方式的並存，也就是有限的「過渡」。因此，認為當時的台灣尚在進行原始積累的山川顯然比矢內原更貼近現實，因為原始積累畢竟是處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關係的範疇。

與山川、矢內原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們正意識到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日後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學文（1895-1985，中共黨員）在他放棄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後，為了與台灣農民運動家楊春松（1899-1962）會合，而到台灣待上一年（1927年至1928年間）。[39]1928年底至翌年初，甫返大陸的王學文旋即發表了關於台灣殖民地經濟的論文：〈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植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40]這篇論文非常特別。因為這篇是目前僅見以羅莎•盧森堡（Róża Luksemburg，1870-1919）的「資本積累論」為基礎的研究；無論在當時或日後的大陸或台灣，均是如此。

盧森堡認為：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部類（即第I部類）與生活資料部類（即第II部類）之間不可能互相完成擴大再生產，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獨自存在並發展的可能性。她認為，必須依靠第三者──前資本主義環境──的廣泛存在，才能使兩部類得以交換。侵蝕前資本主義環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條件，當這個條件消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在地球上走向滅亡。

也因此，雖然馬克思的「原始積累」與盧森堡的理論都重視多種生產方式在「過渡」之間所發生的消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但馬克思重視的是「分離」的發生以及「分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形成的獨立發展過程，盧森堡卻重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不能獨立發展，所以必須侵蝕前資本主義地區。

盧森堡實際上向「生產方式」這個範疇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否在不與其他生產方式發生關係的條件下確立自身。由於盧森堡認為馬克思的「原始積累」是《資本論》中唯一牽涉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前資本主義之關係的範疇，並認為馬克思主要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因此「原始積累」對於馬克思而言只是一個「偶然發生的、僅僅在於描繪資本的創世紀在世界上的首次出現」，同時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封建社會中出現時的「分娩」。[41]盧森堡的詮釋意在指出「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如「原始積累」──並不是最早發生而且已然結束的事情，而是始終與馬克思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存在的事情。

羅曼•羅斯多爾斯基（Roman Rosdolsky）對於盧森堡的理解不表贊同。他指出：馬克思並不像盧森堡所說的那樣，把原始積累當成一個歷史枝節或者置於「經濟分析主題範圍之外」，因為原始積累的關鍵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這點在前面討論矢內原的時候已經提及──而這種分離可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得到保持、再生產，以及規模的擴大。所以「原始積累」「包含在資本概念之中。」[42]

雖然矢內原完全清楚盧森堡理論，[43]但他畢竟沒有選擇盧森堡的方式來說明日本資本如何使前資本主義的台灣「全盤資本主義化」。然而依托於盧森堡理論的王學文卻由此袂出了一種能夠考慮前資本主義存在的「過渡」肯定論。

發表〈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植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之後，王學文馬上以〈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一文參與並發起了社會性質論戰。該文著重論證中國社會「依然存在」著「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關係，剝削方式和其他阻礙資本主義發展之封建的束縛」。[44]

王學文在社會性質論戰中的主張屬於「過渡」否定論，這一主張不同於他對台灣的分析，然而這種不同卻未必是矛盾。因為他確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種種「封建束縛」而無法在大陸上發展，同時又認為台灣有發展的條件。在王學文發表以台灣為對象的研究之前，他就認為當時的中國「依然未能脫離半封建式的經濟階段，至於新興有產者所支配的資本家的經濟，在大大的半封建經濟之中，不過只是形成一個小小的萌芽型態。」[45]

（二）「中國改造論爭」（1926-1927年）與台共（1928）年的論述

王學文以台灣為對象而引入了盧森堡理論，可說是空前絕後之舉。今天的研究者很難判斷他就是依靠著何種思想資源而引入這一理論，而且也很難判斷他的論述是否造成甚麼影響。然其論述最重要之處，就在於他把「前資本主義」的環境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的關鍵條件，缺其不可，從而正視了「前資本主義」環境的存在。對於「過渡」否定論者來說，「前資本主義」環境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要條件，而恰恰可能是障礙。雖然，王學文並不認為「前資本主義」環境是障礙，但就他意識到「前資本主義」環境存在的重要性而言，便已是一大推進。而當時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中異軍突起的看法，恰恰是王學文沒有用來說明台灣問題上的「過渡」否定論。

首先是1926年至1927年間東京《台灣民報》上的「中國改造論爭」。該論爭起因於陳逢源（1893-1982）一篇主張中國先發展資本主義實業的文章。許乃昌代表社會主義陣營首先挑起論戰，並立即引來蔡孝乾（1908-1982）、翁澤生（1903-1939）等人助戰。許乃昌認為當時的中國處於「帝國主義時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間型態」。其既「不是封建制度，也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且更不是普通的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間的過渡期。」[46]這種型態的內容是：

一、因受外來的已成熟的資本主義的影響，在來的封建制才急激開始崩壞。

二、封建制度雖積極崩壞，但卻不能向資本制度發展。

三、外國資本主義壟斷了一切市場，政權也直接間接屬於外國帝國主義。……[47]

藉此，許乃昌認為當時的台灣應該進行以「國民革命」為代名詞的民主主義革命。

許乃昌的「過渡」否定論以及民主主義革命論，在1928年4月秘密建黨於上海的台灣共產黨那裡得到了發展，並在此後成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見解。因此，本文將以這份綱領作為典型。

台共第一個綱領──「一九二八年綱領」──指出，由於「統治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本身也遺留不少封建殘物，而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唯有依賴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是故，現在的台灣事實上尚殘存著甚多的封建遺物。」而「高度的﹛日本﹜資本集中與落後幼稚的﹛台灣﹜資本部分以及﹛台灣﹜非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存在一種根本難於獲致解決的重要矛盾。這個矛盾即是台灣革命發展的主要動因。」[48]

由於「過渡」否定論必然把多種生產方式的並存狀態作為前提，而「民主主義革命」論又以多種階級對立──每種生產方式都蘊含著特定的階級對立──的存在作為前提，因此「過渡」否定論與「民主主義革命」論有其必然的接點，而這個接點就是「階級」範疇。

實際上，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正是台灣史上第一個對台灣進行階級分析的文獻。其階級分析如下；其中，打＊號者，被台共視為可能共同為民主主義革命而鬥爭的革命動力：（1）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2）反動的資產階級、（3*）進步的資產階級、（4*）小資產階級、（5）大地主、（6*）中地主、（7*）自耕農、（8*）貧農及農村勞動者［即農村工人］、（9*）勞動者階級［即工人階級］。而農村的階級關係還被區分為：（1）資本主義的農業大地主、（2）封建性大地主、（3*）中等地主、（4*）富農、（5*）中農、（6*）小農及貧農、（7*）農村勞動者。[49]

四、結語

綜合前述幾節的分析，本文有以下幾點簡單的結論：

1. 1.在本文所介紹的各種論述中，越後期的論述就越發質疑「過渡」的可能性或現實性，從而也愈發接近台灣的現實；至於分析的視角則從「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這種「單數」的階級對立轉變為觀察「複數」的階級對立。也就是說，不是只衡量某一種階級對立之間的關係，而是具體衡量社會上存在的各種階級對立──比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封建」生產方式中的地主與（佃）農民之間的對立。[50]又由於多種階級對立彼此之間的關係乃是「民主主義革命」論特別突出的問題意識。因此，當「複數」的階級對立愈發得到關注，「民主主義革命」論也愈可能取得存在的空間。
2. 2.在本文所介紹的各種論述中，「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得到不同程度、對錯不一的引入。比方「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在沒有提及「原始積累」與「資本集中」兩範疇的狀況下實際涉及這兩個範疇。矢內原的「資本主義化」論則企圖全面用「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來理解台灣。當然，這些論述的引入方式並不必然正確：「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過度突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兩階級分化的邏輯；「資本主義化」論則把「資本主義化」以後的現象也視為「資本主義化」的標準，其論述遂因此而更接近於對西歐資本主義史各種現象的摹寫，而取消了理論體系本身的邏輯。至於引入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的王學文則不是引入本身有無發生錯誤，而是他引入了錯誤的論述。

雖然二零年代出現了這些依託於「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而產生的研究成果，而且這些成果與同樣關注「過渡」問題的三零年代論爭頗有相合之處，然而這些二零年代的成果實際上未能成為得到積累的思想資源。比方八零年代末期的台灣學者仍然重蹈「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的覆轍──在忽略「原始積累」與「資本集中」的狀況下談論「無產階級化」[51]──而這些未能得到積累、反省，與及時清理的二零年代思想資源，也許正說明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並未真正地同台灣的實際與人民的實踐結合起來。而理論與實踐的相疏離，也許正是今日回顧這些二零年代思想資源時，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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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電子郵件：d97123006@ntu.edu.tw。

[2]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492。

[3] 關於許乃昌的生平與思想，請見：邱士杰，〈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 ——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史繹》，第35期（2007，台北），頁69-140。

[4] 此處所稱的「民族」並不是指與民族國家的成立相聯繫的近代民族，而是把「階級」與「民族」視為成對範疇，並僅僅將「民族」用以指涉殖民地人民整體。

[5] 1924年底許乃昌發表〈黎明期的台灣〉之前，與他共同創辦台灣史上首本左翼定期刊物《平平旬刊》的同人，也提出了可以從類似的殖民地「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目前來看，「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乃是論者最多的一種論述，頗具代表性。相關說明請見：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頁216-219。相關原始文獻則可見：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台灣》第4年第6號（1923，東京），頁64-75；佐野學，〈過上海〉，《平平旬刊》創刊號（1924，上海），頁3；秀湖生[許乃昌]，〈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灣》第4年第7號（1923，東京）；尹蘇野[尹滋英]，〈韓國的民族運動〉，《平平旬刊》創刊號（1924，上海），頁2；真一，〈再談台灣問題〉，《平平旬刊》第2期（1924，上海），頁5；貞，〈台灣在五一紀念日的意義〉，《平平旬刊》五一紀念特刊（1924，上海），頁4；真一，〈台灣的人造地震〉，《平平旬刊》第4期（1924，上海），頁4。

[6] 沫雲[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上海），頁99-100。

[7] 沫雲[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新青年》季刊第4期，頁100。

[8] 瞿秋白的評論附錄在：沫雲[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新青年》季刊第4期，頁101。瞿秋白這段話另以〈《黎明期的台灣》的「記者附註」〉為名，收錄於瞿秋白文集編輯組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頁688~689。若林正丈已在1983年指出。見：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3），頁264。

[9] 請參見：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頁302。

[10] 請參見：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3卷，頁347。補充一點：馬克思《資本論》把「資本集中」下的階級分化放在「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說明，請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頁696-687。

[11] 沫雲[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新青年》季刊第4期，頁94-96。

[12] 許乃昌在前面引述的〈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1923年）曾指出：「台灣的經濟狀態尚未發達到遭雙方發生階級鬥爭的程度」、「就算台灣的經濟發達還很落後」，因此許乃昌對「第一個分化」在台灣的開展水平顯然早就有所保留。也因此，〈黎明期的台灣〉之所以沒有在「第一個分化」中討論「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或許正是因為他無法說明台灣多數民眾並為無產階級化，而只能說明資產階級的些微產生。特別是，他所論及的糖業無產階級實際上不是無產階級，而是佃農。

[13] 尹蘇野[尹滋英]，〈韓國的民族運動〉，《平平旬刊》創刊號，頁2-3；真一，〈再談台灣問題〉，《平平旬刊》第2期，頁5。

[14] 真一，〈再談台灣問題〉，《平平旬刊》第2期，頁5。

[15] 這裡需要考慮一個問題，即「無產階級」這樣的概念（從而「無產階級化」）對於當時肯定「過渡」將在台灣發生社會主義者而言意味著感覺，以及他們為何從當時的台灣經濟狀況中感受到那樣的感覺。他們感受到的也許是種整個民族普遍貧困化的趨勢，而「無產階級」這樣的概念也許正能說明他們對於這種趨勢的感覺。其實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著重說明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工人階級」則著重說明「無產階級」重新與生產資料在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之下的相結合。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之所以普遍使用「無產階級」的概念（從而「無產階級化」），也許正是著眼於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只是，這一分離並未產生相應的結合。

[16] 山川均原以〈弱少民族の悲哀──「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醇化融合政策」の下に於ける台灣〉為題發表於1926年的《改造》5月號。同年12月以《植民政策下の台灣》為名，發表增補後的單行本，後者收錄於山川均著，《山川均全集》，第7卷（東京：勁草書房，1976），頁285-291。1926至1930年間山川的論文曾經三次漢譯。第一次漢譯是1926年5月至7月連載十回的《台灣民報》的張我軍譯本，題名〈弱少民族的悲哀：在「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的台灣〉。第二次漢譯則是1926年9月至11月連載二十二回的廣州《民國日報》的李繼煌譯本，題名〈嗚呼台灣的民眾〉。第三次漢譯則是1930年北平《新東方》第1卷第3-4號的宋斐如（筆名蕉農、宋蕉農）譯本，題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同年出版單行本：山川均著，蕉農[宋斐如]譯，《台灣民眾的悲哀》（北平：新亞洲書局，1930）。此外，台灣大學圖書館還藏有自《新東方》剪貼而來的合訂本，仍題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

[17]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29）。

[18] 矢內原雖然強調日本國家襄助了日本資本的在台發展，但他由此袂出的「帝國主義」卻刻意略去日本這個國家，因此他才會說出「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以及「糖業帝國主義」（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的話。見：柯志明，《米糖相剋 : 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2006），頁3。

[19] 劉進慶，〈「帝国主義下の台湾」における「資本主義化」の問題点について〉，《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2期（1970，東京），頁37。

[20] Immanuel Wallerstein著、路愛國等譯，《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21] 關於馬克思「原始積累」論與「共同體」論的關係，簡要的說明可見：李根蟠，〈馬克思恩格斯原始社會理論的若干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9輯（1987，北京）。詳細的說明可見：望月清司著、韓立新譯，《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2009），頁307-392。

[22]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頁536。

[23] 關於租佃關係如何反映資本所帶來的「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以及尾隨而來的階級分化，可見列寧的見解：列寧著，曹葆華譯，《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頁62-71。

[24] 就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果來說，農業中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兩極分化確實沒有大量出現。

[25] 山川均，《山川均全集》，第7卷，頁263-264，中譯見：山川均著，蕉農[宋斐如]譯，《台灣民眾的悲哀》，頁12-13。

[26] 相關討論請見：邱士杰，〈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台北「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北，2009）。

[27] 就馬克思自己而言，雖然原始積累不過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但他並不認為「分離」必然構成「原始積累」，比方「羅馬的無產者並沒有變成僱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游民」。這是因為「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在更後來的場合裡，馬克思甚至強調足以構成原始積累的「分離」只「限於西歐各國」。見：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1877）、〈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1881），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42、761。

[28] 但土地收奪之所以不可能，並不必然與台灣的全盤資本主義化有關，而可能與「現代」土地所有制度的確立有關。見：柯志明，《米糖相剋 : 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頁40-51、230-231。

[29] 山川均，《山川均全集》，第7卷，頁265、279；中譯見：山川均著，蕉農[宋斐如]譯，《台灣民眾的悲哀》，頁15~16；47~48。

[30] 山川均，《山川均全集》，第7卷，頁290~291；中譯見：山川均著，蕉農[宋斐如]譯，《台灣民眾的悲哀》，頁66。

[31]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頁251。中譯可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頁222。

[32]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頁249~251。中譯可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221~222。

[33] 請參見：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頁250~251。中譯可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222。

[34] 分別是：(1)資本家階級、(2)農民、(3)漁民、(4)礦夫、(5)產業工人、(6)中產階級、(7)大資本企業的會社員階級(日本人為主)、(8)官吏及公務員(日本人為主)、(9)自由職業(教師、醫師、律師。日本人為主)。若將日本人撇開不計，則(1)、(6)這組同(2)、(3) 、(4) 、(5)這組，分別體現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分化。

[35] 矢內原並沒有說本地支配階級如何維持自身，但可能是維持其原有的租佃地主或資產階級地位，或者透過轉型來維持自身，比方從租佃地主轉化資產階級。

[36] 「階級的對立關係，[只有]在單純而明瞭的基礎上[即排除民族矛盾、獲得政治自由]，才能進展。」見：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252。中譯可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224。

[37] 「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論爭」可參見：長岡新吉，《日本資本主義論爭の群像》（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85），頁18-37；Hoston,Marxism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in Prewar Jap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76-94.

[38] 「中國統一化論爭」可參見：野澤豐、山口博一，《中國統一化論爭の硏究》（東京：アジア經濟硏究所，1971）。

[39] 關於王學文在台灣活動的最詳細記錄，來自於老台共楊春松之子楊國光的回憶。王學文於1927年秋天抵達台灣，並與農民組合幹部四處活動。本來王學文是為實現他與楊春松在武漢結識時的許諾而抵台，但其抵台之時，楊春松卻因第一次中壢事件而下獄。直到1928年5、6月間與出獄的楊春松見面，王學文才返回上海。王學文抵台之前已經轉為中共正式黨員。見：楊國光，〈十、中共中央代表王學文〉，收錄於氏著，《一個台灣人的軌跡》（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頁81-96。

[40] 汪鐵峰[王學文]，〈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植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世界雜誌》第1卷第1期（1929，上海）；汪鐵峰[王學文]，〈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植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續完）〉，《世界雜誌》第1卷第2期（1929，上海）。

[41] Rosa Luxembe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345.

[42] 見：Roman　Rosdolsky著，《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307-308。補充一點：雖然僅僅把「原始積累」理解為「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範疇的盧森堡因此不合馬克思原意並且是錯的。但盧森堡把「原始積累」視為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共生共死之存在的觀點卻得到許多學者的沿用，比方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以此描述第三世界所遭剝削的根源，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則由此另創「掠奪式積累」（accumulation of dispossesion）之類似概念。分見：Samir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3] 可參見：矢內原忠雄，《植民及植民政策》（1926），收錄於楊井克己等編，《矢內原忠雄全集》，第1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頁71-73、180-181、475-476。矢內原在這些篇幅內反覆說明盧森堡如何把屬於「非資本主義的環境」的「階級」、「各國」、「殖民地市場」作為「資本主義的存續條件」。並明白指出「非資本主義」被「資本主義」完全消滅之時，資本主義就必然崩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

[44] 王學文，〈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新思潮》第5期「中國經濟研究專號」（1930，上海），抽印頁25。

[45] 王學文，《王學文經濟文選（一九二五－一九四九）》（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頁65。

[46] 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台灣民報》（東京），1926年10月24日，第10版。

[47] 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完）〉，《台灣民報》（東京），1926年10月31日，第10版。

[4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25-26。花括號內的文字為本文所補上。

[4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27-29、56-57。

[50] 從地主同佃農之間的對立把握「封建」生產方式中的階級鬥爭的這種方式，以王亞南「封建地主制」理論為代表，並在1949年後得到胡如雷、李文治等學者的體系性的發展。李根蟠近年則進一步指出，「封建地主制」理論得以成立的關鍵並不在於「地佃關係」所佔比例是否夠多，而在於「地佃關係」是否或如何成為其他階級對立的轉化媒介。比方自耕農雖然與地主沒有直接關係，而與國家相對立。但自耕農卻可能因為破產而下降為佃農，或者因為兼併他人土地而上升為擁有佃農的地主。以中村哲為代表的日本「中國史研究會」則反對把「地佃關係」視為本質性的存在，而主張視之為「國家／自耕農」之關係的擬制。故有「中間性地主制」之說。換言之，該研究會認為國家與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自耕農之間有生產關係。並請參考王德權的回顧。以上分見：李根蟠，〈中國封建經濟史若干理論觀點的邏輯關係及得失淺議〉，《中國經濟史研究》 1997年第3期（北京），頁125-129；中村哲，〈中國前近代史理論的重構──序說〉，收錄於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王德權，〈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新史學》 第14卷第2期（2003，台北），頁143-201。

[51] 在本文的分析中，最先出現的「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因為未能（也不可能）區別「原始積累」與「資本集中」的不同，從而基於兩者所共有的「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現象而混淆兩者。直到山川均乃至矢內原忠雄，「原始積累」與「資本集中」諸範疇才得到引入，並區分了兩種現象。可是，即便是更晚近的學者，也未必能夠避免「全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所存在的問題。1989年，金寶瑜與柯志明曾就如何理解「原始積累」的問題而發生爭論。金寶瑜將之理解為前資本主義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特別是「無產階級化」），柯志明則著重把「原始積累」理解為因為「分離」而產生的財富積累（即其所謂「資源轉移」）。兩種不同的側重促使兩人互相注意到對方的偏向。其中，金寶瑜因站在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立場而突出無產階級化的面向，並指出，「大規模的原始積累是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進行的。」「雖然它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就完成了，但原始積累卻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繼續著，因為在這發展過程中，小生產者不斷地破產。」柯志明則認為，「金寶瑜的用意……似乎要告訴我們，只有大規模無產化與小規模無產化之分，而沒有原始積累問題。」柯志明只是在邏輯上回應金寶瑜，而沒有進一步說明兩個無產階級化的差異；而當柯志明明言採取「original accumulation」以迴避金寶瑜從原始積累的「primitive accumulation」所提出的批評時，便表明了其論述與馬克思的差距。對於本研究來說，評價金寶瑜與柯志明的見解並非任務所在。但兩位學者所共同揭示的兩個無產階級化──一者發生在「原始積累」，一者發生於「資本集中」──卻是「經濟科學」伴隨著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出現而登上歷史舞台時的基本內容（雖然不盡相同）。雖然，這些早就登上歷史舞台的思想資源並未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能積累並且得到反省或及時的清理。以上引文可見：馬克．薛爾頓編，《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1989），頁145-146、16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