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2010年的台資企業F廠連續跳樓事件，反映出工人們對生活的不滿；從跳樓事件到後來其他企業內工人的集體行動，都顯示出廠內工人對於自身處境的不滿普遍存在，而以個別或集體行動回應。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台資企業F廠位居代工角色，因為尋求廉價勞動力而至中國設廠。在中國純粹追求經濟GDP指標、政府偏袒資本家的結構環境下，外出打工的工人們如何尋求對自身較公平的待遇？他們的反抗存在嗎？亦或是完全被馴化在現有的體制當中？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我們以F廠作為主要的研究案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深度訪談法」，從「勞動─生活居住」一體化的生產型態切入，針對台資企業F廠員工的經驗進行分析。本研究發現，(1)高工時、打散省籍之流水線與宿舍安排下的強制住宿規定、(2)高壓的管理體制、(3)戶口制度形塑出的過客心態、(4)未發揮功能的工會，均為不利工人相互連結的制度因素。導致工人間難以形成群體認同和階級意識，而不易透過集體行動來追求制度上的變革；反倒是行使「弱者的武器」，透過在個人日常生活中進行抵抗之方式，來回應對制度的不滿。

關鍵字：台資企業、中國勞工、階級意識、弱者的武器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2010年的富士康跳樓連續多起工人跳樓事件，引發各界關注。在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社會，其國內有1.5億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正處於相似的體制結構和勞動環境中，意謂著富士康工廠連日的跳樓事件將不會只是個別案例，而是一種對制度的警示(兩岸三地調研報告，2010)。當多起自殺或抗爭行動接連發生在廣東省內的台資工廠裡，我們想了解處於相似勞動處境的其它農民工經歷著什麼樣的生產過程，他們會如何去理解與回應。

無論當初進城的動機為何，對廠裡打工的農民工而言，當ㄧ天有10小時以上的時間都奉獻給生產線，在工廠裡的勞動儼然已成為他們生活的重心。然而工廠裡的所有運作是以讓資本家獲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來進行規劃，資本家即支配者，由他們安排廠裡工人的吃(食堂)、穿(制服，甚至洗衣也集體化)、住(宿舍)， 這是對工人提供的福利，抑或是資本主義裡更深一層的全面控制？我們關心在其中的農民工主體，想知道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是否已經完全被馴化而認同了現有的制度 結構？還是這些被報導出來的自殺事件能被解讀為另一種意識覺醒後的反抗？假若是後者，一個人的自殺讓社會看到了個人的不滿，多位工人接連出現的自殺行為， 是否意謂著在資本主義世界裡，有另一套和既有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不同的意識正在發展？它能否幫助工人更看清自己的階級處境，召喚工人群體意識與集體行動能 量？讓工人在清楚自身定位時，能夠更有力的抗衡資本家的片面宰制，翻轉原有資源分配與權力運作的模式？

當初如果具備以集體方式向上訴求的條件，富士康工人自殺的悲劇是否就能免除？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奠定在利益共識的建立上，而富士康工人的利益共識之物質基礎 在於其階級處境。富士康事件讓我們想要透過檢視中國工廠裡農民工所經歷的文化與制度形塑，對群體認同和階級意識形成的影響，進而理解農民工的反抗行動背後 的基礎。

二、文獻回顧
馬克思(Karl Marx)對階級關係有清楚的描繪，其認 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根據有無生產工具可分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種階級位置。階級的本質是一種社會 經濟關係，意即在任何條件下，階級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造就了在不同結構地位上的階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來自 佔多數的底層的無產階級，而握有最大權力的是少數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透過超時工作來剝削壓榨工人，透過剩餘價值的佔有，來獲取經濟上的勝利。當異化勞動 持續發展，在坐大資產階級的勢力、使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在佔少數的資產階級手裡的同時，無產階級將會覺醒、集結起來發動革命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然而工人在 面對剝削或不滿時會如何回應？這些反抗如何形成？

延續馬克思的階級概念，湯普森(E.P. Thompson，2001)引入「能動性(agency)」的概念，強調人的行動、道德自主性、及在社會主義事業中人的需求與行動的可能性，認為是工人階級創造了歷史，而不是歷史創造了他們。其在階級結構劃分和階級行動之間，增加了「階級經驗(class experience)」這個中介，認為階級經驗(class experience)主要由人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決定，強調文化與社會制度在階級意識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吳清軍，2006；潘毅等，2009)。湯普森認為，階級形成的過程要從工人階級的經歷中分析，並認為只有當一群人有共同的經歷，才有可能感受到或清楚地表達他們彼此間具有的共同利益，當他們發現他們的利益與他人不同(而且經常對立時)，階級就出現了。階級意識一旦被清楚的認知到，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就有可能往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更邁進。到時，工人們不再只是推進經濟成長的一顆棋子，在資本主義世界裡沒有自己的定位；而是他們有機會認清在自己這樣的付出下，應該得到那些理應被滿足的，並試圖去改變現狀，不輕易妥協於一切在資本主義世界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透過集體行動來撼動體制。

王甫昌(2000)進一步指出「認知解放」在集體行動中的重 要性。他提到經濟及社會變遷的結果，常會帶來政治機會結構的改變，拉近了當權者及受壓迫者之間原有的權力差距，增加了弱勢者討價還價的本錢，或是提高鎮壓 弱勢者抗議行動的成本，這是有利於弱勢者起來組織社會運動的外在環境條件。社會變遷對於社會運動崛起的影響，主要在於它改變了當權者及挑戰者之間的權力關 係，使得原先看來牢不可破的優勢者壓迫性體制，出現了鬆動、可以被弱勢者挑戰的跡象。不過如果受壓迫群體要能充分利用這樣的機會起來挑戰，還必須有一些已 經存在的組織基礎作為社會運動動員的主體。如果草根人民缺乏自己的組織資源的能力，即使有了政治機會，他們也不可能利用這個機會。草根組織的力量(indigenous organization strength)與擴張的政治機會只是客觀的條件，這兩個因素仍不足促成社運的產生，受壓迫的群體仍然必須在心理上改變原來對於自身處境的認知，經歷「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的過程，才能使得社運的力量真正地實現出來。

回到中國發展的脈絡，E. Perry (2001)在《上 海罷工》一書中透過對中國經驗的觀察，提出三種動員且分化工人群體的要素：地緣政治、黨派政治與生產政治。「地緣政治」指的是清末民初的同鄉團體或網絡， 「黨派政治」指的是國共兩黨對工人的組織與動員，「生產政治」指的是不同技術水準的工人群體所形成的抗爭基礎。而除了黨派政治在1949年 後被共產黨的官方工會派系所壟斷外，地緣政治與生產政治仍然在今日的工人抗爭裡發揮作用，即同鄉網絡與同一條生產線或技術水平較高的工人，較容易促成集體 行動。我們看到富士康以隨機打散的方式安排工人在流水線上的勞動位置與住宿安排，都是意圖取消他們原有的社會網絡；使得「地緣政治」的影響無法發揮作用， 致使集體行動難以成為可能。

受到刻意區隔的勞動與生活現場，讓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形成不易，那他們會如何彰顯能動性？James C. Scott (1985、1990)指 出，有思想的社會存在物的反抗，他們的意識─即賦予其行動的意義─不能忽略。他們創造象徵、規範和意識形態形式，構成了他們行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每一從 屬群體因其苦難都會創造出「隱藏的文本」，它表現為一種在統治者背後說出的對於權力的批評。作為底層政治意識形態的「隱藏的文本」沒有實體；它只是以實踐 的、表達的、扮演的和散佈的方式存在於這些後台的社會場所中，它不僅是一種話語、姿態和象徵性表達，也是實踐的依據。

富士康連環跳事件讓我們疑問，在中國工廠的勞動與生活現場，工人們經驗到了什麼？會選擇如何回應？因此本研究將工人的「經驗」置於分析的中心，探討在現代 資本主義世界的佈局下，於中國工廠內為資本家付出勞力、創造獲利的工人，只會成為被馴化而易於剝削的一群人，還是他們也有其「能動性」、會有能成為「自為 階級」的意識產生？以讓他們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上進行抵抗，或者能因為意識到工人間共同的「利益共識」而互相集結，並透過集體的力量向資本家提出對工人較公 平的待遇與制度上的改變。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問題
本文想透過後馬克思主義對階級的四個分析架構─階級結構(class structure)、階級認同(class identity)、階級感情(class disposition)、階級行動/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吳清軍，2008；潘毅等，2009)，來探討中國工人面對什麼樣的制度環境？及該制度環境對其產生反抗意識與行動造成什麼影響？

本文的「階級結構」，是以中國從92年進入市場經濟後的經濟 結構作為背景，指中國帶著既有的戶口制度、社會保險分配制度，進入轉型後的資本主義市場，並依賴數量龐大且廉價的勞動力及土地便宜之優勢來吸引外資設廠的 結構環境。「階級認同」和「階級感情」，則是針對為了掙得更多錢而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以其從農村流動到城市、進到陌生的工廠，面臨勞動與生活管理制度…這 樣的經驗背景，來考察他們的意識傾向、自我認同、及感知體驗。然後探問，在「階級行動」部分，分析在此經濟結構背景下，農民工在工廠裡勞動與生活，在經歷 階級認同與感知體驗後，根據其意識傾向，他們會如何回應，會採取什麼樣的反抗行為、甚或出現「集體行動」？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2010兩岸三地的富士康調研小組的調查計畫之成 果，調查地點設定在中國深圳富士康的龍華廠區，範圍上含括了北門、南門、西門等區域，主要針對現職為富士康普工身分的工人進行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尋找受 訪對象的方式為，訪談者至富士康廠區門口，或到員工住宿與消費的生活圈，以隨機方式邀請其受訪或填寫問卷，再藉由受訪者推介同事、友人的方式滾雪球，累積 出受訪者總數。

本次調研共深度訪談了將近50名對象，與每位受訪者的訪談長度約達2至3小 時。訪談內容為他們的打工史與心路歷程、在富士康的勞動經驗與對管理制度的感想、對跳樓事件的看法、與對未來的規劃等。本次調研所使用的問卷由香港理工大 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所設計，問卷內容主要用來調查富士康勞動與管理制度細節，及工人的情緒感受。合併開放與封閉式題型，發放方式和深度訪談一樣， 最後共回收1,723份有效問卷。

四、研究發現
針對「中國工人所面對的制度環境，及該制度環境對其產生反抗意識與行動之影響」，根據本次調研深度訪談將近50位F廠員工的田野筆記，我們歸納出以下幾點不利工人相互連結的制度因素，並分析這些因素與工人的反抗意識和回應行動之間的關聯。

1.高工時、打散省籍之流水線與宿舍安排下的強制住宿規定
任焰、潘毅(2006)從國家與資本的雙重運作邏輯中，來理解跨國勞動過程中，生產空間與日常再生產空間的重構和交織。他們認為，在中國，資本的流動和勞動力的流動經常聯繫在一起，並且總是嵌入在「生產空間」這個比較複雜的政治經濟學範疇中。

為了更加有效地對勞動力進行使用，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被同時併入同一種勞動體制，塑造出將「勞動—生活居住（living-at-work）」一體化的生產形態─「宿舍勞動體制（dormitory labour regime）」。 也就是說，把以工廠為中心的勞動力，通過宿舍勞動體制，讓產品的生產空間與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空間合二為一。藉由管理權力對工人生活進行滲透，來對工作日 以及勞動時間做隨意延長和靈活控制，使工人與工廠緊密地粘合在一起。透過這套體制的運作，資本將生產的「空間範疇」整合到了它的運作邏輯之中（Storper & Walker，1989：157；任焰、潘毅，2006）。

中國深圳的觀瀾、龍華地區儼然已發展為一座小工業城，擁有當地戶口的居民因應工業區的住宿需求，透過隨意加蓋、隔間自己的房子，來出租給外來的打工仔、打工妹們，而形成所謂的「城中村」；且出租的價格隨著工廠的工資調整而同步調漲。同時間，F廠在住宿方面採取「強制規定所有員工在入廠後的前三個月內一律住宿」，透過以「三個月後才有外宿津貼」之策略來達到員工主動或被動的配合。由於只靠廠方補助的150元外宿津貼根本不足以支付外宿的房租，「我住的地方在沒有電梯的九樓」受訪者阿濤獨自在外租屋，月租280，大約是工資(不含加班費)的三分之一(900元)，租的房子就只是一個空房，裡面的所有配備都需要自掏腰包購置，如床鋪、風扇、電視等，這當然又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外在租屋成本與薪資水準限制了工人在居住上的選擇自由。即便多數工人期待可以外宿，但礙於現實經濟的考量，通常還是會選擇公司提供的宿舍。但是受訪者大多會抱怨宿舍對自己而言「不過是睡覺的地方。」

針對F廠的調研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樣的現象，農民工的生活只是圍著工廠轉。一天24小時，除了上工的十小時外(加班已成常態)，再加上大多數都在廠裡用餐(有60分鐘的時間、四小時供餐一次)，此外，無論是廠區外的員工宿舍或出租屋，要走到工作的車間大概還要再花個30分鐘左右，零零總總的時間加起來，工人一天幾乎奉獻了12小時左右的時間給這份工作。

雖然平均10小時的工作時間(上班8小時加上每天固定加班2小時)都 在同一個生產空間，但其實工人被安置在各自的工作位置上，少有機會與人互動；除了少數休假日外，工人的生活基本上跟工作緊密綁在一起。由於每天的工時長、 勞動強度大，在下班之後，大多數的工人會急著想要回宿舍沖涼、休息，而沒有足夠的力氣去經營人際關係。此外，不曉得是廠方為了作業上的方便，而以隨機的方 式做宿舍安排，抑或是特意的將省籍、工作單位打散之操作，同車間、同鄉的工人很少有機會被安排到同一個房間。

受訪者小蓮提到「我才來不到半年，可是我的舍友已經來來去去、換過好幾回了」、「有時候有些舍友我們都還沒有說過話，過了幾天就沒有看到，又換了別人進來了。」受訪者阿廣則是「和舍友都不熟啊，有一次還整個房間除了我以外其他的人都上同一班導的班，沖涼後就到床上玩手機，準備睡覺了啊。」

同寢的舍友間彼此的排班時間不盡相同，又有班導制不同的問題，加上過快的員工流動率，使得舍友間很難熟識，更別說平常一起行動或出遊。總總原因使得工人們 很少在下了班後還有機會與平常的社會網絡互動、或是去反思更多自己目前的處境問題與號召集體抗爭行動。諸多因素都導致普工除了原先出外打工的同鄉網絡，通 常只和同一條流水線上的同事較熟識，欠缺凝聚「利益共識」或產生集體行動的條件。

2、高壓的管理體制
為了達到利潤的極大化，F廠採取了嚴苛的規訓措施，強制工人 符合生產的利益。這些規訓工程，是透過暴力與懲罰來建立對工人的完全統治而得以實現。單調重複的工作讓人不耐，而一旦工人對工作步驟上手後，上級管理者又 會頻繁增加對工作質量的要求，工廠的生產指標、品質規範、保密要求經層層下達，整個高壓管理體制最後都作用在位於生態鏈最底層的流水線工人身上。光是在車 間層次的生態鏈中，普工就受到全技員、線長、組長、課長、主管等幹部的層層管理。深圳龍華園區的一名工人說：「富士康的管理叫做官大學問大，我比你大說的就是對的，官大一級壓死人！」

在訪問中，有些普工也會透露出自己在流水線上受到線長等人辱罵的經驗，令他覺得無法忍受。「那些話是你難以想像的…

受訪者阿龍眼神空洞的述說，訪談過程即便追問了兩、三次，他還是不願意說出線長到底說了什麼，只願意透露那些不堪入耳的話，不是只有發生在他身上、他們車間，而是時常有耳聞的，而且，聽說廠裡還有普工是因為線長罵得太難聽才不幹的。

但也不是只有阿龍有這樣的反應，「都是人，如果他罵得太難聽，我也會罵回去！大不了老子不幹而已」阿龍同一條生產線上的好朋友峰哥氣憤的說。「他也不要以為自己是老大就可以多囂張！」峰哥彷彿想到老大就恨得牙癢癢似的，「如果真的不爽的話，我們就會故意放慢工作的速度。」工 人用他們可以掌握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當整條流水線的同事都在放慢速度，老大也無可奈何。下層人員在高度變化的工業生產環境中，利用勞動過程的不確定 性，來進行工人與管理階層的權力鬥爭以及不合作的遊戲。即便限制產量的形式是管理階層所組構，但同時也可以是工人對管理階層本能的、不合邏輯的反抗行為(引用自Michael Burawoy， 2005)。類似的表達抗議的方式，在不同的受訪者身上也有發生過。像是小蓮和峰哥彼此不相識，且在不同的事業群底下工作，但是他們都做過一樣的事情。「我們不爽老大的方式，就是整條生產線聯合起來不照一般速度工作。故意放慢速度讓他們(指老大)再被(老大)上一級罵。」

日常生活中，廠方透過安排廠內工人的吃(食堂)、穿(制服，洗衣集體化)、住(宿舍)的 需求，來滿足與監控工人的生活，這樣的「勞動—生活居住」一體化之生產形態聯手規訓了工人勞動生活的每個細節，把勞動者形塑為能夠配合極大化資本主義經濟 效益運用的勞動力。「規訓」體現在住宿安排上，為打散了省籍與流水線人力配置後的亂數排序；工作上也有類似的操作─打散省籍與宿舍後再排序。加以對勞動生 活空間的劃分干預與時間的掌握，透過制度的設計，刻意拉開工人與工人間的距離，使得他們散落為單獨的勞動個體，不易看到共同的階級處境與利益共識，阻礙集 體行動形成的條件。

經由這些訪問，我們看到，關於日常生活上的不平等，工人們即便一開始會心理不舒服，但是當時間久了，他們往往也就較能接受這樣的現實，而只在日常生活當中 進行抵抗。這樣的行動沒有經過動員組織的過程，也未集結出可觀人數的參與，但卻是個人最直接、最常見的反抗方式。調查的個案裡面，工人最常表現抵抗就是刻 意採取降低工作強度和品質的方式來表達不滿。這些反抗是重要的，只是由於他們對於情境的理解的局部性和有缺陷，他們被限定的意圖、價值觀和目的性又制約了 他們的行動，因此他們只看見面對他們的管理者這一層次的敵人，而沒看到制度背後的決策者、政府與資本家共謀，或者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運作對其的影響。

3、戶籍制度形塑出過客心態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這裡肯定不能久待，一定要回老家的啊！」。把這段外出打工的經驗當成人生 中某個「暫時」的過程，不管原本是抱持著出城看看的心情、或是真的希望可以掙比待在農村更多的錢之目的而來工廠打工，他們都有個共同點─「回鄉」。這一點 不難理解，在戶口制度的結構限制下，使得來到這個工業城市工作的人們終究有別於當地人；戶口制度形塑了人們的心理預期，而影響人際互動模式。即便已經在當 地工作與生活，卻難有「在地」的歸屬感。

來自湖北、已經出來打工五年的受訪者小玉說：「感覺廣東人很排外、看不起外地人。連最起碼的平等都談不上，沒那種感覺。『北妹』，叫得好難聽，讓我很不爽。」也許是這個城市不把他們當自己人。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表示：「在這裡就只是要挣錢、來大城市轉轉而已，等看夠了、錢也存夠了，就要回老家了！以後最好不要再回深圳了！」所以，他們也不把這個城市當成自己的家。他們對這裡沒有歸屬感，甚至有受訪者直接說：「這裡認識的朋友怎麼深交？下個月誰又要換廠了誰知道？有的頂多是平常多一些時間聊天、假日無聊出去玩罷了。」

他們不太在意是否能在這裡有「家」的感覺，就算是剛出來打工幾個月的「九零後」，也已經開始盤算：怎麼樣可以快一點回到「老家」？所以對社會網絡的經營也不特別重視。或許他們心裡都這麼打算：人人都只是過客，今天我們一起喝酒我們是朋友；明天你要換廠或是回家了，以後就不用再特別聯繫了。

基於只把現狀當「過渡時期」的想法，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除了日常生活裡面偶爾的「放慢生產速度」外，也想要再有其他的反抗。「現在就是這樣的情形，富士康已經比太多其他的廠好的多，薪資也高、環境也好，如果要說還有別的什麼不滿意的當然還是很多地方希望可以更好，可是這也不是你一人能夠決定的啊。」才剛來三個月的小瓊表示，「如果硬要什麼改變，被廠盯上的話不是自找麻煩？我錢賺夠了我就回家了，反正以後也不會一直待在這裡，能過就過吧。」她一副理所當然的說著。

過客心態某種程度也減少了工人讓自己更進一步去思考關於自身利益、權利等問題的機會；再者，他們看到的是：富士康已經比其他黑廠在薪資、環境上都好的多，就算工作無聊，為什麼還要反它？因 為見識過更糟的處境，所以忍耐力大增，這樣一來，改變現狀的契機何在？顯然，這不會只發生在某個廠，而是整個大環境的問題。此外，過客心態影響工人對經營 人際關係的態度，實際體現在人際互動上的疏離，使得集體感產生不易，較難發展出經由組織動員來挑戰制度問題的集體行動。

4、未發揮功能的工會
本次調查計畫共回收了1,736份有效問卷，其中有近九成的工人表示自己沒有參加工會，有四成的工人表示工廠沒有工會，而大部分工人並不了解工會的職能。不難想像，在工人面對種種實際發生的問題時、在他們的權益遭到侵害時，不會知道誰能夠提供幫助？而那個時候，工會在哪裡？是否有能力為他們做些什麼？

事實上，在我們進行深度訪談的幾位受訪者當中，很多人都對工會不太了解，只是曾經耳聞，或者認為工會只是個幌子。受訪者小君表示：「不打算參加工會組織，那個是騙人的，它對於維護工人的權益根本沒有用。我們車間有說，工會是頂頭出來做的，就是個形式而已。」受訪者阿龍毫不在意的表示：「工會裡面都是內定的人出來當的阿，我們也沒有投票權，廠就會告訴你現在工會是哪些人組成的了。」且他似乎認為「關於工會的提問」沒有問的必要，「工會每間工廠都有啊！還不都一樣？」還表示「和工會的人根本不會有接觸，遇到事情也不會想要找他們，他們『就只是廠裡的某些人罷了！』」

另外，有一部份受訪者也直接表示：「那些是有文化的人在參加組織的，和我們什麼關係？」顯然，「工會」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不佔據什麼份量，對他們而言，或許那只是公司的另外一個和自己毫不相關的部門罷了。

不過，也有一些對工會很有興趣的受訪者。峰哥就說：「我對工會很感興趣，很想要加入工會、也很想成為工會組成的ㄧ份子。」雖然他隨即也表示「自己也清楚裡面的人都是資方的人，説不出個所以然來」，但他還是相信加入工會、關心工會很重要。受訪者當中，年齡較大的阿華也和峰哥有相同的想法。

此外，在調研小組探訪職災與自殺倖存工友的那段期間，從未見過工會出面慰問或連結資源、提供服務，更不用說工會有發揮向企業爭取工人合法權益的作用了。但是作為工人代表的工會的失職與失聲這狀況不會只發生在F廠， 而是普遍的現象。因為工會的設立來自於資本家爲了應付國家政策的壓力而依法照辦，但是候選人和投票人卻都由資本家刻意安排，而造成工會職能的閹割。諷刺的 是，工會的形同虛設似乎已經變成資本家和工人間的默契，工人們都知道廠內的工會是資方內定的人選、會和資本家站在同一陣線的，因此工人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自然也不會想到向工會尋求協助。

中國工廠內工會和工人站在對立立場，無法給予工人實質上的幫助，或是啟發他們進一步去爭取工人的階級利益，對於讓工人看清集體的階級處境沒有幫助，更別說經由組織動員過程來累積工人集體抗爭的實力。因為缺乏有系統的組織工作和勞資協商實力，F廠 工人常以個別化的方式表達不滿，像是怠工、私下抱怨、個別或集體離職。當個別工人意識到自身所處的位置相對於資本家的利潤期待有落差且不能接受時，他們的 不滿和反抗可以展現在個別的行動，或是透過集結更多工人的力量，來對體制造成壓力或形成變革。然而，在中國的脈絡裡，工人的覺醒與抵抗動能，不會來自工會 的運作與召喚。受到過客心態的影響，加以單調重複的勞動過程讓人待不住，工人對工廠沒有久留的預期和認同。面對高壓與綿密的管理制度，在忍無可忍時，工人 不是做日常生活抵抗就是負氣離職，反正缺工是常態，總有工作機會；而工人這樣的態度與回應方式，正好是使缺工成為常態的共構者。工人面對現有工會的「做為」之既默認又放任的消極態度，無從發展出讓工會自主化的想像與行動。

五、小結
馬克思認為，當工人從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 到達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時，工人將起來革命並推翻資本主義；湯普森認為，從階級結構到階級行動，透過階級經驗的中介，改變將有可能成真。

工人在勞動過程經驗到工作現實(物質條件、重複、機械化的操作)引起的被剝奪感(身體的傷害、沉悶、疲勞)。 當工人基於無從選擇必得工作，而必須聽從管理階層對於勞動過程的指揮與「剝削」，其可以選擇順從與默許這樣的生產過程及銘刻在生產過程的社會控制關係而 「甘願」被控制，或是採取自主性的「抵抗」回應，例如藉由操作勞動過程的不確定性與主體能動性，採取像是怠工、操作「隱藏的文本」、個別或集體離職等日常 生活抵抗，或是罷工、集體協商等策略來鬥爭和談判。

歸納本次調研的研究發現，我們看到，(1)高工時、打散省籍之流水線與宿舍安排下的強制住宿規定、(2)高壓的管理體制、(3)戶口制度形塑出的過客心態、(4)未發揮功能的工會，均為不利工人相互連結的制度因素。導致工人間難以形成群體認同和階級意識，而不易透過集體行動來追求制度上的變革；從這次的富士康調研過程，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如同Scott(1985)提出的，真正存在工人每個工作日常生活中的是「弱者的武器」之展現。工人的反抗意識與抵抗行動並非只有發生在集體行動的層次才算是，他們的不滿與抵抗更多時候是展現在每日的工作與生活當中。

然而，規則是有限制的，勞資關係當中權力並不對等，基本工資跟可接受的利潤範圍界定了這些限制，經整合的產品的生產空間與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空間讓管理權 力對工人生活進行細緻綿密的規訓和靈活的控制，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當受壓迫主體欠缺認知解放與階級意識的覺醒，加以人際連帶的疏離而又缺乏草根組織力量 的運作，抵抗只能是零星、個別的。由於「弱者的武器」並不具備推翻剝削的理想，翻轉不了既有結構問題與權力運作模式，只是讓人在施展抵抗的同時，能夠相信 自己還是個有能動性的主體，然後有能力繼續參與在這個資本主義的生產遊戲裡。

資料出處
中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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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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