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ienco-proleta.blog.ntu.edu.tw/2006/12/31/luxun/
東的短評及簡介：
本文主要說的是歷史，但亦可以當故事咁睇，短短地，幾有趣，當然內容亦有值得留意的地方。
此文章有兩點較為突出。第一是魯迅南下到廣州教書，隨即表示對廣州民眾的憂慮，擔心年青人對革命不嚴肅正視。當時戰事多數發生在北方，南方的學生所經歷的可謂夏蟲不可語冰，「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都把革命遊戲化了」。這算是對所有狂熱者、民粹鼓動者的提示，提醒著有些人可以口講革命、改變社會，他人卻視之為「潮流」而已而不探索其根本的價值與關懷......再想下去，香港的六四晚會又會否有同樣的問題？
第二是作者似乎想為魯迅「番案」。當時魯迅已有知名度，初南下有不少歡迎會（但他十分討厭這些活動），之後廣州民眾卻說他不為革命做事。而文章便陳述出魯迅當時與台灣青年革命軍組織的交往，其實魯迅是向台灣進行組織工作，沒有停下來。反而後來的「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台灣青年之間的交往」。
摘要：故土淪亡的台灣青年，西渡彼岸為祖國的革命與解放而努力。對於魯迅來說，或許這又是另外一種中國青年的典型。而魯迅自己 ——「只要我能夠」——便竭力扶助，這是魯迅不論在南在北，都會為青年們所盡力而做的罷！但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台灣青年之間的交往。六月，國民黨政府開始捕抓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成員，命令解散。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大革命」宣告失敗。八月，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島內大肆逮捕青年團成員，組織至此全面潰滅。九月，魯迅離開了廣州。
文件資訊：邱士杰（2006a）｡〈魯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6年秋季號（台北）﹐197-208｡同文並曾節選發表於《新國際》｡
「『這是雄劍。』他說。『你收著。明天，我只將這雌劍獻給大王去。倘若我一去竟不回來了呢，那是我一定不在人間了。你不是懷孕已經五六個月了麼？不要悲哀；待生了孩子，好好地扶養。一到成人之後，你便交給他這雄劍，教他砍在大王的頸子上，給我報讎！』」「那天父親回來了沒有呢？」眉間尺趕緊問。「沒有回來！」她冷靜地說。「我四處打聽，也杳無消息。後來聽得人說，第一個用血來飼你父親自己練成的劍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親。還怕他鬼魂作怪，將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門和後苑了！」—魯迅，〈鑄劍〉，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訖
一、南下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二七年是個關鍵的年份。就在這年，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狂潮從南方的廣州北上迫近長江。原來的廣州國民政府隨行移轉，告別了孫中山的故鄉，在辛亥首義之處建立起武漢國民政府。與此同時，中國史上首次由工人武裝所發動的城市暴動，也終於在上海的第三次起義中取得勝利，占領上海、震動全國。假使從當時中國的天空向下俯瞰這片熱土，那末珠江畔的廣州、長江中游的武漢、黃浦江邊的上海，就像是脫離了一維限制的三個亮點，在中國大地上空前地鋪成了一個沸騰著的平面。熱血流淌著、赤旗飛舞著，彷彿殘破的山河就將被翻轉過來，彷彿被蹂躪的人民就將粉碎一切苦難。倘若時間就這樣在這一年的四月之前停下腳步，中國革命在快門之間所留下的歷史影像，大概就將如此定格。自然，當時絕大多數的人們並未估計到，這樣的歷史影像最終也只能是歷史影像、最終卻被惡火焚毀在快門之內。
正當武漢和上海成為革命前哨的時候，將子弟兵送出黃埔的廣州似乎寧靜了許多。與此相反，在封建勢力盤據下的北京待了十多年的魯迅，卻因支持學生愛國運動而被迫離京，並於一九二六下半年抵達廈門。隔年一月，魯迅搭上了更往南方的「蘇州輪」，在國民政府北上的同時，南下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魯迅選擇了南下、更南下。他選擇了反潮流，他選擇了向著革命策源地的貼近而前進，他要在廣州親自檢驗這場革命 ——雖然開端便是令人失望的：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裡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麼？（魯迅，〈通信〉，《而已集》）
或許，魯迅的那番話仍是對於「戰士」、「革命家」之類恭維的戰鬥；或許，自稱不是戰士的魯迅也確實不是個戰士，只是他仍然舉起了投槍—包括對於這場歡迎會。顯而易見，魯迅南下後的難局實已隱然而生；日後的發展並超出了歡迎會的僵局更多。至二月，廣州出現公開批評南下之魯迅的聲音。這次不是從正面恭維魯迅來南方當「戰士」，而是直接批評魯迅是個逃避者、旁觀者：
魯迅先生！廣州沒有什麼「紙冠」給你戴，只希望你不願作「旁觀者」，繼續「吶喊」，喊破了沉寂的廣州青年界的空氣。這也許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會，如此環境，你不負擔起你的使命來，你將往那裡去躲？（宋雲彬，〈魯迅先生往那裡躲〉）
這批評就像是把魯迅在中山大學所演說的內容朝著反面打，把表面上的話語打成本質性的退卻。只是，已然以行動作出如此選擇的魯迅並未直面回答。許廣平卻代替魯迅做出這樣的回應：
他是需要「輾轉」的生活的，他是要尋找敵人的，他是要看見壓迫的降臨的，他是要撫摩創口的血痕的。等著有終竟到來的機會。（許廣平，〈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
請讓我們記住這段話。
二、預見
二月上旬，日本記者山上正義前訪甫到廣州的魯迅。魯迅一時興起，兩人便同往當時的英法租界，沙面，覓了久違的日本點心吃：
在珠江畔的一棵老榕樹蔭裡一面吃著，一面聽魯迅的中國文學論和中國革命觀。聽著到此以後還不上十天的魯迅痛罵廣州的那種辛辣刺骨的言論，筆者立刻就想到：「這樣，他是不會在廣州長久呆下去吧。……（山上正義，〈魯迅的死和廣州的回憶〉；另見唐弢，〈友誼的選擇〉）
山上後來成為魯迅的好友，是《阿Q正傳》的日語版譯者。他曾積極參與中日兩國在二、三零年代的進步運動。山上回憶道：
那是正逢逐漸開始聽到青年們對魯迅失望和不滿的呼聲之時，我見到魯迅，也正是魯迅也逐漸對廣州、特別是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開始感到幻滅之時。學生和青年們為什麼對魯迅感到失望了呢？青年學生們所期待於魯迅的，是要他作一個同他們一起走上街頭，大聲地議論革命與文學、革命與戀愛，有時又和群眾一起搖晃紅旗的實際運動的領導者。出現在他們眼前的魯迅，卻是位有了北京十五年的經驗，因而立刻就發現了在這高唱三民主義的廣州，存在著產生新軍閥的萌芽的嚴峻的人。他是一個既如飢如渴地追求著光明，又在那光明和學生們輕率的鼓譟中預感到未來的黑暗和壓迫的懷疑家。他是一個既不叫又不跳，不得不冷靜地觀察，發出輕輕嘆息的悲觀論者。當我問到先生對廣州的看法時，魯迅回答說，「廣州的學生和青年都把革命遊戲化了，正受著過分的嬌寵，使人感覺不到真摯和嚴肅。毋寧說倒是從經常處在壓迫和摧殘之中的北方青年和學生那裡，可以看到嚴肅認真的態度。「在廣州，儘管有絕叫，有怒吼，但是沒有思索。儘管有喜悅，有興奮，但是沒有悲哀。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會有文學。」語氣大體上是這樣的。（山上正義，〈談魯迅〉）
其實，就在前面所提到的歡迎會上，魯迅已經點出他對廣州的疑慮：
……〔魯迅〕還講到因為聽說廣東很革命，赤化了，所以決心到廣州來看看，來到後果然滿街都是紅標語，但仔細一看，那些標語卻是用白粉寫在紅布上的，「紅中帶白」，有點可怕！（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
即便南京、上海分別在三月為北伐軍所克復，勝利消息使廣州沉於一片陶醉，魯迅仍然憂心忡忡。他在四月十日寫下的〈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中說，這一關於勝利的歡慶「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致於消亡，再下去是復舊。」
「復舊！」——白色的反動勢力確實在各地蠢動著。但最大的問題並非潛在的白色恐怖與反動，而是青年們對待革命乃至文學的態度，這才是魯迅最關心的。這一態度不但決定了青年們如何看待魯迅南下，更最終決定了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對比。魯迅南下之前，在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發生了段祺瑞鎮壓北京的請願學生的慘案。在子彈與棍棒的鎮壓中，數十名學生死傷於段祺瑞執政府前。其中，女學生的從容赴死，震動了魯迅：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軍閥壓迫下的北京青年，用生命的結束作為最後的反抗；裡面包括了魯迅自己的學生——劉和珍。但魯迅還是由此見著那一絲光明。「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至於廣州，雖然也許是個「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已然有所警覺的魯迅，也必定不願意痛切的悲劇再次於此發生；只是許廣平所言卻最終成讖：「他是要看見壓迫的降臨的」。
倘若一九二七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關鍵的一年，那末這年的四月十二日，便必然是其中最重要、也最血腥的日子。就在這天，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流氓、特務、別動隊，將共產黨員與大批工人解除武裝；大街小巷不斷上演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不知有多少的工人與青年慘死槍下，棄屍荒野。這是中國革命的轉捩點。原來在共產國際支援之下的國民黨，竟將槍口反過來對準了共產黨，不能不說是對國共合作策略與共產國際的一大諷刺。而陣容最壯盛、甫奪得起義勝利的上海工人階級，就在反革命的撲殺中潰散。至於廣州，這個誕生了黃埔軍校的「革命後方」，隨即迎來了與黃浦江畔同樣的悲劇。這天是四月十五日。
三、前夜
上海的「清黨」始於十二日清晨；在拂曉及拂曉之後血染上海。雖然魯迅已然預感到反革命的危險，身處廣州的他仍至十五日才親見此一血腥於「三．一八」千百倍的慘案。就在腥風披靡上海的前一天，廣州的魯迅在十一日寫下了這樣一篇文字：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一位台灣的同志，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中國做工作。張君月澄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國際勞動問題》的書藉〔籍〕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贊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國際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英三國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只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游學中尚且為中國和台灣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我只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麼序文都有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魯迅識于廣州中山大學。
（轉引自韋工，〈關於《國際勞動問題》的內容、譯者及小引〉）
雖然四月之間的《魯迅日記》幾乎沒有一天不可查考，但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間卻只有乏善可陳的材料，這導致了許多版本的《魯迅年譜》多選擇略過這三天的記事，直接從十一日跳到十五日。（註一）十五日那天，魯迅冒著午後大雨前往中山大學參與關於廣州形勢的緊急會議；這天是魯迅在廣州最關鍵的一次轉折。如此看來，上面這段引文，幾乎可說是魯迅在全國陷入四月反動之前的最後一篇文章；魯迅獻給了台灣青年。
魯迅抵達廣州之後，自二月至三月之間，曾有台灣青年六次來訪。他們是上述引文所提到的「張君月澄」（張秀哲），以及後來的名作家張深切和老台共郭德金。這些台灣青年在當時的廣州組成了「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是台灣共產黨在一九二八年成立於上海之前，台灣青年在大陸最後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組織化行動。在魯迅失望於廣州及廣州青年之時，那麼頻繁地與台灣青年接觸，很不尋常。或許恰恰反映了魯迅對於台灣青年的某種特殊觀點或情感。就在廣州的「四．一五」前兩周，「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在四月一日發行了機關刊物《台灣先鋒》。據張深切回憶，當時也曾向魯迅邀稿，只是事不湊巧沒約到。不過魯迅仍在十一日為張秀哲的譯書寫下了小引。據秦賢次的研究，魯迅此前還為這些台灣學生轉入中山大學的事宜而奔走，希望能從寬保送他們免費入學。（秦賢次，〈魯迅與台灣青年〉）至於魯迅在前引文中所提到的「一位台灣的同志」，則是魯迅在北京所認識的台灣青年張我軍。張我軍拜訪魯迅時，曾將連載有自己譯稿 ——山川均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的四期《台灣民報》致贈給他。或許正是這次的會面，讓魯迅對於台灣人民被壓迫的景況有了新一層次的認識。
四、錯身
故土淪亡的台灣青年，西渡彼岸為祖國的革命與解放而努力。對於魯迅來說，或許這又是另外一種中國青年的典型。而魯迅自己 ——「只要我能夠」——便竭力扶助，這是魯迅不論在南在北，都會為青年們所盡力而做的罷！但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台灣青年之間的交往。六月，國民黨政府開始捕抓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成員，命令解散。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大革命」宣告失敗。八月，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島內大肆逮捕青年團成員，組織至此全面潰滅。九月，魯迅離開了廣州。
據許廣平回憶，十五日後的中山大學，曾貼出「叫老周〔魯迅〕快逃走吧！」的標語。然而魯迅堅持了下來。甚至就連魯迅最終之離開廣州，也是朝著更險惡的上海而去。
地火仍在地下運行！
魯迅離開廣州之後，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廣州再次翻為赤紅。十二月十二日，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廣州公社 ——成立。北上的魯迅，彷彿再次與革命錯身而過，但革命卻確起來了。這次不止遍燃大江南北，甚至延燒到了海峽彼岸。無論是一九二六年的北京，或是一九二七年的上海與廣州；無論是三一八、四一二、或者四一五。當流血與虐殺成為全民族的經驗時，中國青年運動也將向著更深刻的層次移行。或許這算不上中國革命的規律，卻是實在的血的淀積。
魯迅同山上所說的那段話，迄今看來亦未疏遠——嬌寵、輕浮、不真摯、沒有思索、沒有悲哀，這是我們仍須不斷清洗、再清洗的部份。但當終至淡去的血痕連緋紅都不剩的時候，今日的我們當能有所警醒嗎？
「你從此要改變你的優柔的性情，用這劍報讎去！」他的母親說。
「我已經改變了我的優柔的性情，要用這劍報讎去！」
註釋
註一：在筆者蒐集到的《魯迅年譜》中，只有鮑昌、邱文治所編的年譜多錄下了十三日的記事，原因是魯迅捐錢給中共影響下的「社會科學研究會」。見：鮑昌、邱文治編，《魯迅年譜》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三六零。筆者所參考的其他年譜分別是：王觀泉編，《魯迅年譜》（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八五；蒙樹宏編著，《魯迅年譜稿》（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二零九～二一零；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魯迅年譜》編寫組編，《魯迅年譜》（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三四三；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三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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