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你對新聞自由的 想像都是錯誤

文：熊、CHAM

明報一月六日宣布更換一名來自馬來西亞總編輯，被認為是大老闆張曉卿向中共獻上明報；商台於二月十二日即時終止李慧玲的合約，她事後堅稱是梁振英不滿她的言論而背後命陳志雲解僱她；更駭人的是明報前總編劉進圖被人持刀襲擊，兇徒至今仍未找到，然而這次襲擊不可能與其前總編輯的身份無關。

除了近期這三件大事之外，類似有關「新聞自由」受干預的事件一直都有發生：《經濟日報》刪改專欄作家周博賢文章、《成報》篡改劉銳紹專欄。而「無國界記者」公布2014年世界新聞自由排名，香港的新聞自由度在過去四年內持續下跌。這些事件接二連三出現，令一向冷漠的香港人都要維護日漸衰落的新聞自由。

自由主義的盲點

很多人覺得我們不可繼續沉默，需要作出抵抗。以明報事件為例，他們成立工會並爭取與管理層簽署約章，確保編採自主。至於李慧玲事件，業界發起遊行聲援並向政府施壓。而劉進圖遇襲事件，新聞業界發起穿黑衣運動抗議，記協、香港大專多個學生團體亦發起聯署，讉責暴力及政治打壓新聞自由，促警嚴肅處理。200多個學生在民女像前靜坐，並拉起“They can’t kill us all”的橫額。3月2日，記協發起「反暴力遊行」讉責暴力，表達維護新聞自由的決心。

觀乎這一連串行動以及網上的反應，可見香港人還是相當關注新聞自由。劉遇襲一事尤其觸動到不少人的神經，口號“They can’t kill us all”更是難得的熱血。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句口號說起。這句口號中的“They”究竟意指何人？答案既模糊也清晰。一方面，大家對劉進圖被何方勢力襲擊還未有合理的預測，但另一方面，大家又很自然將矛頭指向香港政府或中共政權。

如果我們回顧明報、李慧玲等事件，便會發現這些保衛新聞自由的行動也有類似的邏輯。一方面，和李解約，撤換總編，均是媒體管理層；但另一方面，抗議者認為，那些管理層會這樣做，均是政權施壓，所以他們的訴求，都是要求政府不要打壓新聞自由。

以上針對政府的指控，其實不無道理，筆者並非要質疑這些判斷。但這些推測無疑昭示一種圖像，就是打壓媒體自由的元凶，皆為當下政權。而打壓的原因，是為了鎮壓異見。反過來說，只要政府不對媒體施壓，新聞自由就得以確立。這種想法，是否合理？又是否恰當地描述了香港一直以來的「新聞自由」問題？

商業媒體的弊病

首先，我們要明白，政府絕非唯一打壓新聞自由的始作俑者。實際上，新聞自由受干預，很多時是源自商業媒體的運作邏輯本身。商業媒體不只是媒體，還是一所企業，有自己的利益與agenda。有時商業媒體像是在向政權獻媚，進行自我審查，但其實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根據新聞從業員區家麟的說法，以往報導有關自由行時，都會強調自由行對經濟的貢獻，為零售業帶來好處。[i]這不純粹是因為「要聽阿爺話」，而是媒體老闆很清楚，自由行帶來商機，廣告收入亦會相應增加—那怕很多問題都要由市民承受。這不是受強權壓迫，而是（傳媒）老闆與政府的合謀。

另外，商業媒體要考慮更直接的利潤問題。廣告商很多時是傳媒的重要收入來源，因而它們刊登有關批評廣告商的新聞皆有所保留，免得罪資方。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在碼頭工潮期間，媒體編輯不想得罪誠哥，不單抽起李卓人的訪問，甚或禁止刊登他的紙牌被掟「糯米雞」的相。不然百佳、屈臣氏、豐澤的廣告就通通與你無緣。

最後，商業媒體為增加跟政府談判的影響力，亦會反過來威脅政府。這在西方極為常見，譬如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在2010年澳洲大選間，因其利益與工黨的政策不符，於是大力抵毀某個候選人或政黨，務求要他們大敗[ii]。

以上例子是想說明一件事：政府、商業媒體之間的權力關係其實相當複雜。在資訊場域裡，他們會相互合作，也會相互競爭。而在這過程中，新聞自由很容易被犧牲。以為只有政權才會打壓新聞自由，實是過份狹窄的想像。

在文章開頭，我們提到一些相當明顯針對新聞自由的例子。但想深一層，便會發現新聞自由受到限制，並不只存在於這些明顯的事件中。只要我們理解到商業媒體的編採過程，便知道這個運作模式本身有很大的缺憾。哪怕在平常瑣碎的新聞，記者想寫甚麼、如何寫、用甚麼相、標題、篇幅，均受管理層和老闆的監控。若不遵從指示，就會受到壓力，甚或被處分，以至解僱。我們都知道，甚麼報紙會怎麼報（或不報）某些新聞，很大程度上不是記者的意志，而是上級的立場。這有時很明顯（例如以上提到的修改專欄，或抽起相片），有時則比較隱晦—畢竟媒體還是要保持一定的形象。但這種層級式的壓制，就是當下香港傳媒的生態。說得直白一點，新聞自由其實每天都被打壓。

新聞自由？誰的新聞自由？

因此，打壓新聞自由的不只來自政府，還有利潤主導的商業媒體，和其內部的僱傭勞動架構。那麼我們要問的是，所謂的新聞自由到底是什麼？

百多年前，年青的馬克思已對此問題有相當的洞見。他區分開作家和出版商的出版自由：出版商眼中的出版自由只是用來牟利的工具，而作家（或任何前線新聞從業員）的出版自由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他們並非為了謀利而出版或寫作，不用討好所謂「市場」，而純粹為了探索真理。一旦報導與出版商利益相左，出版商就會干預作家和前線新聞從業員的言論，甚至解僱他們。「出版商自由」和「出版自由」，兩者並不相容。[iii]

自由主義者的盲點，在於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的打壓。他們忽略了哪怕在非政府的範疇，也可以存在相當的壓迫。正因如此，他們便無法區分開商業媒體的「新聞自由」和前線記者的新聞自由。
事實上，他們也並非看不見資本帶來的問題。他們偶爾也會提起傳媒老闆干預編輯自主，也會投訴廣告商太過霸道，但卻沒有意識到這根本是一個制度問題。當所有編輯以及記者均是受薪，而媒體又要賺錢，新聞自由就必然受到壓制。

他們不願意挑戰商業媒體的運作，也沒有提供制度性的改變，只有叫市民出來給媒體壓力和叫他們自律。例如李慧玲事件中，他們的訴求都只停留於讉責商台並要求商台解釋事件。他們沒有想過，商台作為商業機構，自然就會這樣打壓。

而左翼就是要求制度上的改變，建立不受政權和財團操控的媒體。這種媒體，需要是獨立、公共的。它不能再以層級式的上行管治，而是需要以民主方式運作。只有這種參與式的媒體，才能真正保障新聞自由。

但要作出這種改變，必須從根本改變當下的政治、經濟制度才有可能，而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固然，我們應該有一個理想圖像，但在現有框架底下，我們可以怎樣抗衡商業媒體和政府？

「全世界前線新聞記者團結起來！」

以上提到，新聞自由受到打壓，原因在於下層記者、編輯無法真正抵抗來自管理層、老闆以及政府的壓力。每當事情發生時，他們就只有靠遊行、默站等抗議方式施壓。然而，先不說壓力相當有限，這種處理方式只能夠「事件式」地回應問題，無法處理以上提到在日常工序的打壓。如果沒有甚麼標誌性事件，很難引起市民關注，遑論可以組織群眾運動。

相對而言，比起偶然有突發事件才有數次遊行，我們認為媒體工作者自行組織工會才是更有力的做法，因為他們更能切身和即時地對上頭作出反應和抵抗。如遇上重大的事件，他們能發動工業行動停止出版，做成更大的威脅與社會迴響。當然，支持工會並非否定市民的聲援，相反，市民的聲援對工會的抗爭行動能夠帶來更好的效果。

總而言之，這種策略的重點，在於增強下層員工的力量，以抗衡政府與老闆的壓力。這種抗爭方式在西方亦不少例子，例如在2012年，意大利新聞工作者發動全國媒體大罷工抗議「限言法」（gag law）立法，最終成功閣置議案。[iv]有見及此，我們亦樂見明報開始組織工會。希望他們能夠意識到他們的行動是直接影響媒體的生產，因此可以比一般市民做出更有影響力的行動。

大膽假設：民主公營的媒體

雖然成立工會能一定程度制衡資本與政府，但始終未能消除問題根源──商業媒體的權力架構和利潤主導的運作模式。所以，我們也要銳意開拓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的可能性。這些另類媒體絕不科幻，現在已有不少類似的媒體，如獨立公民媒體和社區媒體。

獨立公民媒體是民間自發組織的媒體，由於資金有限，多於網上出現。如香港獨立媒體、惟工新聞、台灣的苦勞網等等。這類新聞平台，多提供與主流媒體不同的視角，也會嘗試發佈非主流的消息與評論。

至於社區媒體，顧名思義是以社區為單位的媒體。報導多以社區消息為主，而最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會讓社區內的人參與媒體制作，讓民眾主動參與議題討論和研究，不再被動地接收消息。在南美洲，尤其是委內瑞拉，均有大量的社區媒體，市民自行組織居民參與電台、電視台，藉以抗衡被商業機構操控的主流媒體。[v]

誠然，這些另類媒體通常規模較小，影響力很有限，但還是有很深遠的意義。就如一位在委內瑞拉參與社區電視的制作人說，大眾其實需要表達自己的感受、生活與抗爭的種種。媒體不單在於給予資訊，還是在為我們定義這個社會，甚麼才是值得關注的事。現下這話語權，其實是給商業媒體掠去。另類媒體的重要性，在於能令參與報導者，以及讀者重新想像「媒體」這一回事。只有充份認識到這一點，大家才可以開始想像︰大眾的媒體和大眾的新聞自由到底是怎樣。

總結：常識的悲劇

以上觀點，若是在十年前的香港，或許還算新鮮，但現在相信不少人也聽過這左翼的觀點。但這種觀點，卻從未真正見於主流論述中。每當出現「言論自由受損事件」的時候，大家總會重提自由主義的老套路，不是港府就是中共打壓。近日劉進圖的事件，亦不例外。

說到底，這種情況自是因為說「言論自由」受政權打壓太過方便—這道理大家都懂，尤其在需要鼓動群眾時—無端提起「商業結構亦是打壓」大家又怎會明白？大家自不然就會選擇最易理解的說法，哪怕覺得左翼的說法挺有道理。慢慢許多人便覺得這些說法太過「理論」、太過「抽空」了。

但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抽空」、真正的「理論」？自由主義的常識，看似容易引起社會反應，不但無法解釋諸多有關打壓言論自由的問題、無法疏清作者自由與出版商自由的分野，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常識」根本無視言論自由每天都被受到制度性打壓的事實—只有名嘴或評論人受到影響，才是「香港言論自由受損」。容我大膽問一句，這種說法能夠帶領我們向何方？當實際問題其實不單在政權，更在於整個商業媒體邏輯的時候，只向政府施壓，說其打壓自由到底可以得到甚麼改變？

我們是時候要面對一個事實：一直以來的政治常識實在有根本的問題。誠然，新的道路一點也不好走。由游說民眾，到組織傳媒從業員工會都有相當難度：辦獨立媒體、社區媒體也像是太過細碎，沒有真正影響力。然而，真正在地的運動，不止於其即時影響力，還必須要有目標有願境，而這些都建基於對當下社會問題的分析。或許以上的做法看似事倍工半，但總比緣木求魚來得好。

或者說得正面一點，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劉進圖的事件，自然令我們都覺得悲憤異常。但那些情感應該將我們帶向何處？如果我們拒絕思考其他可能性，又再走同樣的道路，那不過是集體的逃避罷了。

其實有冇諗過，點解會有福利？

文︰Cham

一．前言

在上一期《中大學生報》，我們探討了有關香港終審法院的問題，指出了她歷來不見得怎麼保護低下階層，也不見得真正會保護所謂的「基本福利」。然而，因篇幅所限，我們並沒有怎麼分析該次判決的內容，以及回應因之而起的各方論爭。新移民要有七年限期才能拿綜援，是否合理？

在這個問題上，大家似乎都有非常清晰的立場。靠近右翼，或自詡本土之人，自然認為這判決並不合理，保護「香港人」的利益，實是理所當然；另一邊廂，傾向左翼，扶持弱勢的朋友，也想當然的歡迎判決：新移民作為香港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沒有理由還要等待七年，才可以拿取最基本的保障。

我們左翼學會的立場是甚麼，自不待言。但問題的重點，卻遠不在於最後是支持或反對。縱觀各方觀點，大家似乎都是「動之以情」。反對判決的，提出的論述一貫的簡單：新移民拿福利，就是他們硬生拿取（甚或竊取）了「香港人」的資源；而「香港人」已經相當悽慘，沒有甚麼餘糧了，還怎麼可能給那些「大陸人」大拿特拿？他們訴諸的，就是恐懼和自保。

左傾的朋友，固然有嘗試提出一些較複雜的說法。例如他們會嘗試提出，香港的資源大多為資本家所掠取，稅收本身又極低，才是問題的根本。但最主要的回應都是指出新移民的慘況，企圖扭轉一貫對新移民不合理的印象。

簡而言之，一方就是拿著排拒大陸人，以及對經濟問題的憂慮作王牌；另一方則是大打同情牌，還有嘗試將敵視轉向大商家。然則，大家都不怎麼打算認真探討福利的問題本身。到底福利是甚麼？為甚麼應該有人可以拿福利？唯有真正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才可以在「不讓他人拿了我們的東西」和「我們要幫助弱者」的對立之中走出來。事實上，雙方都沒有提出對福利的仔細看法，遑論將之結合於政治經濟制度和歷史，去提供一個整全的論述。

而這正正是我們左翼學會打算做的事。這裡不只是一種對政治討論質素的執著；而是我們認為，要真正改善當下香港的情況，我們必須對福利、資源分配等問題，有一個根本性的認識改變。接下來，我們首先會探討一些對福利、資源的基本看法，以及描述福利制度本身的演變與發展。我們會據此證立，將福利給予低下階層，不是施捨，而是他們拿回了一些應得的東西。

二．為甚麼有人要拿福利？

我們必須從最根本開始談起。有些人認為，拿福利的人就是沒有「貢獻」，就是白拿了別人的資源。但在我們得出結論以前，有好好想過福利是甚麼？為甚麼我們要拿福利？

福利可以指許多東西，我們說起福利，總是想到失業救濟，綜援這類支援。但其實也有一些相當日常的，例如公立醫院、資助房屋等等。我們讀大學，也是要政府出錢。這些其實都是福利。簡而言之，除非大家真的富有非常，不然或多或少都是福利的受益者。大家自可想像，能否自費讀小中大學，永遠去私家診所醫院？

是的，我們總想像，拿福利者都是真正貧苦之人。我們甚或會想像他們好吃懶做。但我們先撇開這個誤會不說。我們就假想拿福利的人都是最貧苦的一群。那就容我詢問，為甚麼他們會這麼貧困？

這理論上應該是非常自然的問題。我們不會見到月入四五萬的人辭工去拿綜援的。只有艱辛過活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打算。他們總是沒有太多選擇，總是只能做些低薪又辛苦的工作——甚或連這樣的機會也未必有。他們大概不會餓死，但大概只是能勉強糊口。他們也付出了勞動，甚或犧牲了健康。我們要詢問的是，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他們就是要獲得這麼少的回報？

在思考任何關於福利的問題前，這些是我們應該要回答的問題。

但大部份人就是不打算回答。勉強要回答，大概就是搬出「市場邏輯」：因為這些工作很多人都可以做，所以他們就可以被極低薪聘請。但我們從來沒有打算真正反省，這是否真正合理。

當然，我們不打算真正探究這個問題，是因為整個世界一向——最少在我們所認識的近代歷史——是這樣的運作。有些人——我們稱之為資本家、或是統治階級——他們就是這樣的富有；有些人則是也是打工，但是做一些比較「高尚」的工作，所以他們生活也不錯；有些人，就是做貧賤工作，他們生活困苦，理當如此——哪怕財富其實是我們全體共同創造出來的。一間大企業，要有工程師、設計師，也要有文職、銷售員，也要有清潔工，大家都有各自付出了勞動，但收入卻絕不對稱，而偏偏賺得最多的反而是付出最少勞動的老闆。如果有外星人來到地球，為我們書寫歷史，這個就會是我們人類文明當下的圖像，這就是我們的權力、財富的分配模式。

章節之初，我們談到，總有一種印象，認為貧困者拿福利是白拿了別人的資源。但要談這個，我們是否應先問：現下的財富分配方式是否合理？ 他們貧困本身，又是否合理？

三．甚麼是福利？

普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是企圖指出這個根本的問題。低下階層本來就是被掠去了財富。只看香港，大企業利潤數以億計，而為他們付出勞動力的低下階層，一週幹五六十小時，可能一二萬元也拿不到。而在市場的規則下，他們可能連這個機會也沒有。於是他們才要拿所謂的「福利」。

福利是甚麼？在這個財富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如果沒有任何福利，好一部份人幾近無法生活。這對於當權者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是故，他們就要交多一點點稅，也就是從他們坐擁的財富分極少部份出來，讓政府勉強改善一下底層人民的生活，作為維穩之用，美其名稱作福利。

對當權者來說，福利作為維穩的手段，有一個很重要的前題，就是要大眾真心相信當下的財富分配制度大體是合理的。福利，是當權者的施捨，是有錢人向窮人的支援。我們必須要忘卻，制度本身的嚴重不平等。我們必須要繼續相信，我們每週幹五六十小時，拿到工資勉強糊口，是一個合理的狀況。

同樣道理，對於那些拿福利的人，我們要相信他們並不努力工作，是竊取了別人的資源。我們應該要不滿，應該要責難。但事實上，大家均是被竊取了財富，只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不幸。

我們越是忘記這一點，當權者就越左右逢源。而我們越是對當下的制度感到懷疑，當權者就越需要作出更多的退讓。這就是福利制度的歷史。在十九世紀初，資本主義的早期，幾近沒有甚麼福利的存在，大部份打工仔工時極長，沒有任何保障，只有最走投無路的人才有所謂的扶助。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一方面資本家也需要一個穩定的低下階層讓他們剝削，另一方面，大家也越來越意識到制度的不公——這就是社會主義思潮最盛行的年代。兩次大戰以後，大家深深覺得資本主義帶來了貧窮、戰爭。於是乎就有所謂福利國家的興起。當權者為了安撫人民，就對他們提供了更多的福利保障。當時人民對待福利的態度，就與我們現在相當不同：他們覺得政府是理應照顧他們的不同需要。就以英國為例，戰後的政府就投放了大量源於公共醫療、房屋等環節。英國的社會大眾覺得，在經歷過戰爭的摧殘以後，他們應該可以過一些合理的生活，找到工作，或是拿到這些基本的保障，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

可以想像，如果當時的政府不提供這些福利，在大眾已經普遍質疑整個制度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就會陷入危機。

反觀香港，對比其他國家，我們的福利開支極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香港人衷心相信，當下的制度沒有甚麼不公平。哪怕是我們再艱辛，也只能賺取極少人工，回頭就用了在租屋供樓，我們也甘之如飴。我們沒有如以上提到的英國人一樣，覺得社會不公，當權者也自然不用安撫。

但有一點必須重申：無論是再大方的福利制度，也不過是掩蓋了原有的極度不平等的一項手段。當權者不過是提供多一些保障，然後繼續要求我們接受以勞動換取微薄的薪酬，而不是共同享有社會創造的財富。

容我們回到最開初的問題，拿取福利，絕對不是白拿，更不是拿了他人的資源，而不過是從資本手上拿回了一少部份屬於自己的財富而已。

四．回望當下本土

以上的論述看似過於抽空，與新移民應否七年後才能拿綜援亦看似離題萬丈。畢竟在這個爭拗上，最明顯的衝突看似來自於所謂「香港人」與「大陸人」。然則，問題的根本很大程度來自於我們如何開始思考。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覺得，新移民拿取福利是光棍白拿，那麼就算我們所謂再包容，也只能夠得出一種結論。

筆者這篇文章的目的，便是要帶出我們對於所謂綜援，以及其他福利，需要有種sense of entitlement。我們需要指出，如果我們承認新移民是香港潛在的勞動階層，那麼他們就如我們一樣，被置身於一個龐大的剝削系統之中。

他們拿取福利，不只是因為他們悽慘，而是他們被迫以極賤的價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們與我們一樣，理應共同分享香港整體社會創造出來的財富，但結果卻只能在當下的制度苟延殘喘。我們的財富都被大商家拿去了，所以低下階層拿取福利，是理所當然的，這只不過是當權者為求社會穩定，給予我們少少的補償。

對於一些左傾的朋友，以上的說法這看似太抽空（尤其不少人總喜歡以離地批評左翼），但我們必須在最根本的問題討論。正如文中所言，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接受當下的貧富懸殊，接受賤賣勞動力是理所當然，找不到工作是貧苦大眾自己的過錯，那麼我們很難為福利作出太強力的辯解。

比如說，根據傳統自由主義的觀點，福利就是為了提供一定程度的平等機會（如教育），以及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保障。但為甚麼要給予這些保障？在不打算挑戰既有經濟制度不公的情況下，福利就是一種同情，認為大家有需要幫助底下階層。但在大部份市民都要面對諸多困難底下，我們可以寄望拿到多少同情？諸多所謂「大愛」「離地」的批評，也就是由此而起。如果我們要真正為支持福利，單單強調福利的重要性，建立所謂「福利權」，或是「大地產商拿了太多錢」是不夠說服力的。我們便必須挑戰根本的問題，指出這種賤賣勞動，被迫進入市場的場境是極其不公，才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論述。政策的倡議亦可據之而起。當然，這些說法與常識距離很遠，每每說出來都看似可笑。但如果我們連根本的問題也沒能力提出，又有甚麼可能從根本改變社會？

最後，對於執著於所謂「本土」的人，筆者並未寄望單單一篇文章可以說服你們，畢竟這裡牽涉到近百年的的常識以及世界觀。但這也沒甚麼關係，大家大可以自行思考一下筆者提出的問題：為甚麼會有人貧窮，為甚麼他們要拿取福利？

「馬照跑、舞照跳」，不是香港核心精神嗎？

凌晨一時，X終於下班。工作了十六小時，令X極度疲累，腦中空白一片。還未吃晚飯的他打算到公司樓下的茶餐廳吃宵夜，然後回家。

 

茶餐廳裏人不算很多，客人只有十個左右，他們好像都是剛剛下班，來這裏吃個宵夜。有人在吹水，有人盯著電視。

 

「伙計，餐蛋飯，多飯多汁。」X坐下後就點了一碟頹飯，就算是頹飯都要三十個大洋，這已經是最平了。X將想目光移向電視，不過被前面枱幾個正在高談闊論的男人吸引了注意。

 

「屌，個仆街臨收工前先畀一大堆文件叫我做完先好走，真係屌佢老母！又常日都針對我，雞蛋裏面挑骨頭。如果佢唔係我老細，我一早就揼柒佢。」

 

「傑哥，我都唔好得你幾多。佢之前要我幫佢揹鍋，攪到我一身蟻。好彩只係燉冬菇同減人工，唔使炒魷。不過又要等耐d先可以買部新Mac機。」

 

「啲老細就係咁架，當你係奴隸咁款。傑哥你要忍辱負重，唔好因小失大。個廢柴都係靠裙帶關係先可以坐係呢個位，如果唔係佢究竟何德何能可以係我地上面！以傑哥你嘅聰明才智，唔駛幾耐就高職位過佢，唔使再忍啦！」

 

這時，電視機傳來一陣吵鬧聲，原來是播放關於市民在政總前抗議政府免費電視。前面枱男人將話題從屌老細轉到王維基身上。

 

「屌，緊係撐啦！唔駛再對住無線同亞視啲無聊節目。」

 

「個政府咁黑箱作業，真係事可忍，孰不可忍呀！連我老母都有去政總支持王維基呀，如果唔係要返工我都會去。」

 

「王維基做啲好節目，唔駛再睇無線BBQ結局。政府唔發牌畀香港電視，話唔埋CCTVB同埋政府嘅合謀……」

 

「昨天有工會支持全民退休保障，遊行人數只得四十個……」電視機中的漂亮女主播繼續報導另一新聞。

 

「哈，得咁少人，你話佢地出來示威定示弱呀？」然後他們立刻對這個話題失去興趣，轉到女人和波經，彷彿這段報導與他們無關係似的。

 

飯到了。X怱怱地吃完、埋單，但那三個男子仍在高談闊論。「明天還要上班，早點回家休息吧。」X心想。

 

「馬照跑、舞照跳」是香港的核心精神，不是嗎？

作者︰Edward

中大左翼學會成員，覺得學習比學業更重要，喜歡睡懶覺，但睡完懶覺後便很有罪疚感。

[左佬日記] 一三年十月號

香港人為公義可以去到幾盡？上星期有成十二萬人上街撐王維基，同一日得四十個人遊行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估唔到大家都覺得師奶劇同埋雞汁重要過自己退休生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MAY姐笑聲）

[左翼語錄]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資產階級對我們的統治除了有物質生活的層面外，還包含意識形態的領域。以香港為例：大部份的公共媒體都長久被無綫、李氏集團等私人機構所壟斷，致使多年來社會的主流思想無一不充斥住「去政治化」或「消費主義」等為資本服務的價值觀，而無論事無大小政府官員的身影亦總會出現在新聞報道之中；反之，底層人民的真實聲音卻鮮有受到公共媒體關注，即便是作為立法會議員的梁國雄也因為帶領政治行動而經常遭「河蟹」掉。

要扭轉這種局面，我們便要打破「私有媒體」的思想框架，不可以再希冀有任何商人能帶來甚麼革命性的改變。我們應當追求的，是一個屬於勞動者、民主營運、為基層發聲的媒體機構；否則，不過是多了一個較有創意的無綫而已。

[國際]浮華的金磚 狂歡的背後

文︰Billy

作為巴西最重要的城市，又是下屆世界杯及奧運的主辦城市，里約熱內盧無疑是見證巴西的大國「勃」起。可是，金磚的內在(巴西被視為金磚五國之一)，卻是建基於一個又一個的不公義。

八月中旬，巴西教師的遊行及罷工確是對現今巴西發展模式又一次的回應。大家有否想過，遊行罷工甚麼會演變成騷亂呢？他們的訴求怎麼大得令他們走到這一步？我們不可忽視他們對改善自身生活的訴求及巴西經濟發展的回應。這次遊行及罷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教師的薪酬及教育的質素。

在六月，時值巴西洲際國家杯，場內打得火熱，場外也是鬧得熱哄哄，過百萬人的遊行對抗政府不理民生的面子工程。巴西總統羅塞夫為平息民憤，承諾調撥更多資源在教育和醫療上。

承諾永遠比實踐來得簡單。不出半年，在八月中，巴西教師組織遊行罷課抗議政府於教育資源上分配不均。尤其是在里約熱內盧，他們抗議市長彼亞斯(Eduardo Paes) 教師薪金及教育資源調配計劃。誠然，新增的資源確實是改善了教室的環境，例如安裝了冷氣機。可是，這些與私人公司簽訂的合約卻未能真正改善到教育的質素，更被指是政府與那些公司私相授受。政府幾乎沒有正視到低工資(里約熱內盧大多教師是臨時合約形式，只能夠每月賺取1,000里奧，則大約3,600港元，比當地最低工資6,200港元低許多。)，過短上課時間、高曠課率。在巴西高速經濟發展下，教育發展顯然地是遠遠落後。

事實上，教育並不是巴西唯一的問題。在近年，巴西盲目追求GDP的增長。GDP確是升了1.5%，但堅尼系數高達0.519，全球排17。為了追尋數字上自我興奮，維持著金磚的美名，卻一度又一度地脫離人們而無目的發展，貧民窟問題未見改善，大多百姓仍是活在困境中。用百億公帑申辦到世界杯及奧運，本可能是令巴西人民興奮的事情。可是，世界杯及奧運，以致近年的高速發展，究竟為巴西市民帶來嘉年華的喜悅，還是夢魘？

[國際]金色黎明黨的啟示

二零一三年十月一號，希臘極右翼政黨「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四名國會議員在雅典出庭。他們的控罪包括：參與犯罪組織、謀殺、洗黑錢等等。同時，金色黎明黨的領導人米哈洛裏亞科斯（Nikos Mihaloliakos）和其副手也因涉嫌成立犯罪組織被捕。究竟金色黎明黨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它和香港的局勢又有甚麼關係？

資料顯示，金色黎明黨經常被當地媒體視為與法西斯、新納粹主義和暴力有關，儘管他們對此極力否認。該黨的創辦人米哈洛裏亞科斯在八十年代投身政治，被視為極右分子。一九八四年參與極右政黨國族政治聯盟(National Political Union)。後來自立成立金色黎明黨，吸引了一班極右暴力分子。他們的暴力罪行包括在一九九八年計畫謀殺數名左翼學生領袖、以及分別在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四年因為足球比賽的爭執而襲擊國內的阿爾巴尼亞移民等等。最令人震驚的一次是該黨成員於二零一三年年九月十八號謀殺反法西斯的左翼音樂家菲薩斯，引起雅典和希臘各地民眾的抗議。金色黎明黨強烈否認與案件有任何關聯，但各種證據均顯示行動是得到金色黎明黨指使。事件中金色黎明黨有多名成員被捕，該黨更被法院裁定為犯罪組織而需要被取締。

從以上多件事件顯示，他們的暴力是和他們的綱領有關 — 法西斯、新納粹主義。正如上文所述，米哈洛裏亞科斯本身就是右翼份子，儘管他們反對自己被法西斯和新納粹主義標籤。事實是，他們曾公開歌頌在二戰時在希臘成立親納粹政權的將領愛奧尼斯。他們自稱與法西斯、新納粹主義無關，簡直是令人難而想信。如果法西斯主義是金色黎明黨的宗旨，他們的暴力行為全都針對左翼份子和外來移民，這也就不難理解了。

相信你會疑惑，金色黎明黨為什麼可以橫行無忌？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對當地警方的滲透和希臘警方內部的法西斯份子的包庇和協助。令人震驚的是，媒體一早已經披露政府是知道這個情況的存在，但卻沒有就此有所行動。直到菲薩斯被殺導致大量群眾不滿，警方才採取行動。警方的包庇和政府也脫不了關係，否則政府也不會知道什麼警官和金色黎明黨有關，能夠在逮捕行動前把他們停職，以防逮捕行動洩密。數年前的歐債危機令希臘經濟大受打擊，國內失業率高企而福利被大量削減。金色黎明黨和其他右翼政黨承勢而起，大力推動排外政策，右翼政府在大選中也成功藉此當選。以金色黎明黨為例，它在二零一二年的國會大選是國內的第五大黨，由二零零九年的零席一躍升為二零一二年的近二十席。右翼的政府當然希望把矛頭指向新移民，以把他們視為待罪羔羊以模糊視線，忘卻正真的幕後黑手是資本家。

可能你會問，金色黎明黨和香港有甚麼關係？誠然，香港的排外情緒遠不及希臘，情況也和希臘也大相逕庭。但大家還記得早前一名港大女生遇到交通意外身亡，在網上充斥著的言論竟然是「抵死」和「蝗蟲」嗎？可能你會認為這只是網上的言論，但請不要忘記，在經濟危機以前，應該沒有希臘人會想到金色黎明黨會由零議席變成為國內第五大黨，也沒有希臘人會想到金色黎明黨引起的種種暴力事件。排外情緒，稍一處理不慎可以十分危險，言語上的排外很有可能會被激化成排外的行動，希臘的暴力事件就是我們最好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