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ham
In another, it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 power of grassroots thought and feeling, and illuminates the way men and women who, as individuals, are inarticulate, powerless and count for nothing can nevertheless leave their mark on history.
- Eric Hobsbawm, Birth of a Holiday: The First of May
前言：不應被遺忘的節日
小時候，我總覺得沒有比節日更空洞的一回事。理論上來說，節日是應該要慶祝、懷念、或迎接重要的人和事。我們都知道端午是要紀念屈原，新年是要迎接新的開始。但到最後，所有的節日都只是一系列重覆、機械的活動－吃飯，吃糉、交換聖誕禮物、收利是、打麻雀，所謂紀念與玩樂也不怎麼分得開，所有背後的意義都像差不多是說笑。一切剩下的，不是節日，而只是假日。我總會想，沒有比這更虛假的東西。
當然，人長大了，對於這些就有更加多體會。真正的紀念，不單需要時間與精力，更需要沉澱與反省，將自身當下的種種與過往的歷史作扣連。然而父母都總是工作繁忙，遠慮近憂的。他們最需要的便是休息。就算我們趕完功課，第一時候想到的也是玩樂休息，要從繁忙中走出來。可想而知社會大部份人比我們更加渴望這種解脫。與其說是我們虛假地面對節日，不如說是現下的社會制度將節日的意義壓平。在當下，我們最需要的似乎就是假日，就是休息。
然則，清明時縱再不情願，我們一家還是會去拜山；某些有信仰的朋友還是在平安夜去教堂。在最繁忙的時候，有些意義還是不應，或沒有被忘卻。我想向大家介紹一個節日。這節日與宗教、民族無關，但卻是在超過一百個國家都是法定假日。那就是五一勞動節。
百多年前，爭取標準工時
在工業革命以後，工廠大量興建，工廠工人漸漸取代農夫，成為大眾的主流職業。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大量工人均沒有任何法制上的保障，工資少、工時長。如是者各種工會與政黨自然應運而生。在1889年的第二國際（即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國際聯合）便決定要在來年（1890年的5月1日）舉行一個大型遊行，以要求各國訂立八小時工作天，讓工人不用將所有時間投放於工作。
八小時工作天的訴求，由來已久。早在十九世紀初，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便提出過「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的說法。往後數十年，不同國家的工人均嘗試爭取限制工時。十九世紀中葉，八小時工作天幾近成為歐州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重要綱領。
為甚麼會在1890年5月1日這個時刻作出這樣的跨國行動呢？種種的偶然不算，選擇5月1日，一方面是因為在3年前的5月1日，芝加哥的工人在發動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天，其間有集會支持工人，但最後卻被警方武力鎮壓，有七人被判死刑。就時勢而言，十九世紀末正是工人運動方興未艾的日子，英國的新工會主義正在興起，德國國會也否決了鐵血首相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例。無論如何，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認為這將是一個不錯的時機去發動一個大型行動。
輕巧的戰鬥
不同的社會主義政黨均認為，雖然整體勞方的形勢不錯，但還沒有到可以發動跨國罷工一天的地步。所以，是次的行動是要求各國工人在可行的情況拒絕上班而去遊行，而自覺無法參與的則不用勉強。
這種比較輕巧的做法，讓更加多的人可以自覺參與。比如哥本哈根的鐵路工人便無法停工參與遊行（可以想像，對交通這類重要運作的工人的規管相對嚴格），但他們也發了一封支持的賀電。話說回來，由於氣氛濃厚，那怕不少政府均公開宣佈五月一日不是假日，不少僱主也不得不讓工人停工遊行。
在預想這次遊行時，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自然對此抱有一定希望。但實際的效果卻是要比預想來得還要成功，由西歐到巴爾幹半島一帶也如是。舉例來說，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便有超過三十萬人集會，是有史以來最多的。在哥本哈根，更有超過四成的勞動者參與五一遊行。
作為抗爭的節日
有關1890年這次史無前例的大型行動，其實有不少細節值得探討。首先，整個運動的基調便引起很多爭論。不少無政府主義者在當時均反對這種輕鬆的格調。正如背景之中提到，他們認為這次的大型遊行應該是用以紀念1886年死去的芝加哥罷工工人，所以五月一號的行動應該是沉痛的，而且要預備化悲憤為力量。另一方面，有一些社會主義政黨則認為要盡量安全，將衝突減到最低，不宜太過張揚，所以對於停工本身有一定疑慮。實際的取態則在兩者之間，而歷史證明這極其成功。
該次成功，有一項很重要的特質：節慶。這次的大型遊行，不單是一場抗爭，而且是一個慶祝活動。遊行引起相當正面的回響，正正是整個五一示威所展示的節日意味。不少的勞工，均對於有一個屬於他們的節日感到相當鼓舞。在意大利一個小鎮有關五一的宣傳單張便寫著：「教士有他們的節日，溫和派有他們的節日，民主派也有他們的節日，五一是全世界勞動者的節日！」的確，大部份節日，不是與宗教有關就是和國家有關，勞動者這個身份根本沒有只屬於自己的節日。勞動者這個群體（如相對於市民）也從來都不為公眾真正在意。相對於統治者、銀行家、藝術家等，勞動者基本上是隱形的。而現在，終於有一天，他們必須被正視，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天。
「我們今天就是要不工作」
停工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訊號。要知道，大部份的打工仔每天都勞累得要命，但所獲的不過是僅足糊口。他們就是要如此拚命才能維持生計。五一的停工遊行，恰好給予勞動者一個機會告訴統治者，這樣的付出實在非常辛苦，我們作為勞動者今天就是要停工，出外示威，為自己爭取更好的生活。
作為希望的節日
另一方面，傳統的工人抗爭模式，例如罷工，牽涉到的通常只是工人本身（在那時亦即是男性），工人的家庭通常都沒有參與。但是次節慶式的遊行，工人大多聯同自己的妻子兒女一起外出。是次行動，不單是工人階級，而是工人階級及其家庭。這種普天同慶的節日景氣，也是這個行動如此成功的理由之一。
而伴隨著這種家庭氣氛的就是希望。除了受無政府主義者影響的地方，五一本身並不是要紀念甚麼。它的指向是未來。各地的遊行中，均彌漫著新觀念，更好的改變這些說法。由口號到符號（如年青女子，花卉）均有這樣的意涵。這種類近宗教，但又有在地意義的希望，可謂給工人運動帶來相當的生機。
往後的發展
這樣成功的行動，各國社會黨自然希望可以重覆。於是便有了所謂五一勞動節。因應國情不同，不同地方的五一會有不同的訴求。比如說，在當時的奧利地和比利時，普選便是五一的要求之一。在瑞典以及北歐諸國，重點便在於工資問題。不過八小時工作天則是所有地方五一的共同要求。畢竟限制工作時間是各種組織與政治參與的前題。
慢慢的，各國政府也不得不承認五一勞動節，索性將之訂立為國家假期，減低其對抗性的意味（不用停工示威）。比較諷刺的是，越是針對工人的極右政府，則越傾向如此做。兩個法西斯政權：德國的希特拉政府、西班牙的佛朗哥均是最先將五月一日訂為公眾假期的政府。這種將抗爭日子制度化的做法，大概也是管治手段之一。
香港的五一
回到香港，五一勞動節還是有人紀念的，而主辦者均是勞工團體。工聯會通常於早上，而職工盟及其他民間團體則於下午，兩個遊行都大概有二三千人。姑且不說工聯會[1]，多年以來職工盟於五一遊行的訴求均有三項：最低工資、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無他，這三個目標均是對打工仔的基本保護。工資、工時的重要性不用多說，集體談判權的重要性如果還不被理解的話，且看碼頭工人罷工的事件。在沒有集體談判權的情況下，資方隨時可以不和工會代表談判，以及個別地和工人說項，藉以分化工人。但這三項基本訴求，成果卻不怎樣。最低工資是有了，但30元1小時距離可以保障打工仔基本生活的水平還差好一些；標準工時與集體談判權更是遙遙無期。尤其如果我們回顧歷史，百餘年前已在歐洲爭取的八小時工作，現在的香港還沒有成功，其重要性也似被遺忘。
當下的遺忘
誠然，以香港的遊行來說，數千人並不算少的數目，遊行的士氣—尤其是難得一見的外傭工會—就更是令人振奮。筆者參與五一遊行的時候，總會留意到那些與別不同的旗幟。外傭在港一向坎坷，但在五一的時候你就會見到另一幅景象。士氣高昂的外傭們，整整一個隊列的，其集體之美，不免令人鼓
舞。然則，無論是本地勞工的隊伍，還是外傭的隊伍，也只是香港數以百萬計打工人口的極少部份。對大多數人來說，五一終究是另一個有名無實的假期。
這不禁叫人相當沮喪。正如文首所言，我當然明白在平常勞動的碾壓下，很多意義都會被磨平。然則，如果還有甚麼應該剩下，難道不就是打工仔起來抗爭的記憶嗎？最需要對抗的，不就是導致我們遺忘的源頭嗎？最需要慶賀的，不就是打工仔們掙扎求存之餘還是要起來抗爭的歷史嗎？但環顧四周，這些都似被遺忘了。
為甚麼連我們都忘記？
作為大學生，即使我們大概都是準勞工，即將承受資本對勞動的壓迫，我們也不怎麼把捉到這些問題。那怕我們有的是時間，那怕我們有多些空間去閱讀、理解過往的歷史，我們對於打工仔這個身份，對即將面對的壓迫，還似是無動於衷。所謂政治意識強一點的，會記起七一或是元旦遊行；但五一勞動節的時候，大學生的身影總是難以看到。到底是為甚麼，我們對於政治上的壓迫如此敏感，但對於生活上最切身的壓迫卻是如此茫然？但或許這些都說遠了。大家對於五一的最大印象，大概是國內的五一黃金週的長假所帶來的消費與玩樂。畢竟或許我們遺忘了，統治階級可不會輕易忘記如何好好管治。
結語：我們需要記起
霍布斯邦在述及五一的歷史時，嘆息如果沒有人記起，那歷史學家們就一定要記起。但這大概是管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吧？當五一勞動節的歷史只是學者的知識，當有關記述只能夠在某些不怎麼流行的刊物（中大學生報？）裡看到，而不是活生生在群眾的記憶之中。在統治者的眼中，我們最好遺忘，曾經在百多年前，努力爭取過，我們不希望將每天大部份時間均奉獻給資本家賺錢才得以糊口；我們最好遺忘，哪怕大部份打工仔在職場上均是弱小無力，但聯合起來還是可以發出聲音，在歷史上日曆上留下我們的痕跡；我們最好遺忘，我們曾經為我們勞動者的身份如此驕傲過；我們亦最好遺忘，只要聯合起來，就會有希望。
[1] 在香港回歸之後，臨時立法會有草案廢除集體談判權，工聯會基本上默許通過。
延伸閱讀：
Eric Hobsbawm,‘Birth of a Holiday: The First of
May’
（強烈推薦此文。由內容到文筆均是非常不錯。基本上可於網路上搜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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