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上 左論] 當權者最怕社會秩序受阻 反國教需要長期罷課

雖然梁振英宣佈取消三年內推行國教科的死線、推行與否交由校方決定，但這些都是幌子——扭曲事實的國教科依然存在。因此，學聯繼續舉行九月十一日的大專罷課意義重大：在佔領政府總部的運動休止後，罷課對維持反國教運動的氣勢異常重要。但是，區區四小時的「微型罷課」真的有用嗎？

罷課不是走堂

讓我們先討論罷課這個形式。罷課是甚麼？罷課可不是走堂。走堂是個人的，或許是因為想做別些東西，甚或只是懶惰。而罷課是不情願地犧牲學習的機會，走的堂可能是我們很感興趣的、甚至會影響學業成績的。然而為著爭取某些目標，我們願意作出犧牲。如果因為課堂沉悶而去罷課，那就有違罷課的本意了。

而且，罷課是團結起一大群同學的集體行動。就如罷工一樣，工友不是穩住家中，而是需要在工作場所集會。罷課亦是如此。

罷課就是要造成阻礙

當權者到底害怕甚麼？他們最害怕的，就是社會不正常運作。只要一切如常，商家就能繼續壓榨勞工，在既有制度中穩坐高位。

而高等教育，無論我們說得再高尚，其實都是在產出高技術勞工給商家聘用。如果說工人罷工是要斷截生產鏈，那麼罷課就是要使「人材」不能正常輸出。梁振英說，他希望教育體制盡快回復正常，就是因為他知道如果教育體制不正常，對當權者的剝削相當不利。推而廣之，如果這種「不正常」蔓延開去，引發社會動盪的話，那就更不堪設想。

所以，罷課並不只是將行動「升級」。我們必須阻礙教育制度正常運作，或者展現可阻礙之的力量，作為威脅。罷課，最基本能造成的阻礙就是打亂課程、考試，乃至大學學期。只要有一個學系罷課，就足以令當權者緊張，他們會畏懼罷課的火苗散開。數小時的罷課自然威嚇不大，但持續的罷課就能形成龐大的力量，對教育制度造成影響。

這也就是我們的先輩們用以對抗政權的方法。儘管媒體少有報導，教科書少有記載，但罷課在全世界一直不缺。最著名的有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由一間大學罷課開始、最後引發全國大罷工罷課，生產全面停頓，迫使總統戴高樂下台。而近年世界各地的罷課主要和反加學費有關，前年奧地利罷課的學生就佔領大學講廳，直接令課堂無法進行。回到香港我們熟悉的八九民運，當時除了有百萬市民大遊行，更有大規模的中學、大學罷課，表達對北京學生的支持及民主的訴求。

罷課對運動的推進作用

儘管大專生不是國教科的直接受害者，大專罷課仍有其意義。最直接的對抗，當然是要由國教科的「苦主」——中學生發動大規模罷課。但可以想像，中學同學罷課面對的壓力比我們大非常多，除了要面臨父母及校方施壓，更要面對公開考試的壓力。如果我們能身先士卒示範罷課，除了可令大眾更容易接受罷課之餘，相信亦可為中學罷課打一支強心針，對反國教運動有推波助瀾之用。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罷四小時課，有甚麼用？」因為，我們也不會在一開初就有長期罷課的決心。這次的罷課，無寧是一次預演。一方面向大眾展示這種抗爭形式的可能，向政府宣告我們有這樣的決心；另一方面則是為著下次的長期罷課作心理預備。在九月十一日的罷課以後，希望大家可盡力向身邊的同學講解為甚麼要罷課。當要發起全港大罷課之時，各院校自能一呼百應，團結學生之力阻礙教育制度運作，迫使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